第八章古印度各种宗教文化和思潮的兴起
列国时代的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之间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尖锐复杂。与此同时，思想界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代表新兴社会势力的宗教和思想流派纷纷产生，而旧的传统宗教势力依然固守阵地，双方的矛盾冲突不断。婆罗门教是印度产生最早的一种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处于主导和垄断地位。但是，到了列国时期，印度则出现了一个反对婆罗门教的强大思潮，即“沙门”思潮。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反婆罗门教的运动中产生和兴起的，它们是“沙门”思潮最突出的代表。
第一节婆罗门教的兴起
婆罗门教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它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批雅利安人部落从中亚高原南下侵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土着民族--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虽然是征服者，但是他们原来的经济文化水平并没有当地人发达，因此他们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向当地居民学习。
在与土着民族的长期共处和交往中，雅利安文化与达罗毗荼文化经历了一个相互冲突、磨合而又相互影响和融！会的过程。婆罗门教就是这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在雅利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许多宗教文化因素，形成了古代婆罗门教。在那个时代出现的经典《梨俱吠陀》，乃是婆罗门教产生的重要标志。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也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在他们的氏族部落中，父权占统治地位，他们所崇拜的人格化自然神大都是男神！女神寥寥无几。由于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他们没有偶像崇拜的习俗，也不修建永久性的祈祷场所。在他们崇拜的自然神中，最大的是战神因陀罗，其次是火神阿耆尼、风神伐由和太阳神密多罗等等。
雅利安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当时已经流行盛大的祭神和献祭习俗。在游牧社会中，由于迁徙不定，他们的财物不易积累储存。因此，他们经常进行财产的再分配，而每次分配财产都要在祭祀活动中进行，以求神灵的保佑。
另外，雅利安人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每次战争之前，他们要举行祭祀仪式，祈祷神灵保佑自己的部落获得胜利。战争胜利后，他们更要举行大型的祭神庆典，宰杀牲畜，为神祭奠，高唱赞歌，颂扬神威，感谢神灵的福佑。雅利安人把这种祭祀活动看作是战争胜利和部落昌盛的保证，尤其是部落首领和祭司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仪式，在整个部落面前显示他们的重要作用。首领们在仪式中被视为英雄，受到整个部落的尊敬，他们也认为通过祭神活动，必然得到神灵的佑护，从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祭司们通过这种仪式，充分显示了自己呼唤神灵的本事，亦受到部落的极大崇敬。此外，他们还可以在祭祀中得到首领们分给他们的大量战利品。有证据显示，雅利安人盛行的祭祀习俗由来已久。
进入印度以后，雅利安人结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在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向当地居民学习农业生产和管理城市的知识和方法，因此也逐步地吸收和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雅利安人接受了达罗毗荼人所崇拜的大地之母--萨克斯女神，因为她是庄稼增产、牲畜繁盛的象征。他们进入印度后，经常征战，原来的雷电之神因陀罗由于样子凶狠，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因此随着战争的需要，也就慢慢地演化成能够摧敌降魔的战争之神了。
没有偶像崇拜习俗的雅利安人，在与达罗毗荼人的共处中，也学会了制作神像和修建永久性祈祷场所了。他们所修的祭坛十分讲究，祭坛的位置、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设计，祭祀的程序和各种祭司的职责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差池。起初，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一些宗教习俗很不理解，甚至仇视，例如崇拜男性生殖器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俗也就逐渐地被容忍和接受，甚至融会到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中。
编定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另说公元前14~12世纪）的《梨俱吠陀》，是初期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经典，全书共有10卷，里面收集了1028首赞诵神灵的圣诗。当时的雅利安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这些颂诗都是为了祭神用的。另外，这些诗歌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而是由那些宗教祭司们在几百年间陆续创作出来的。因此，从《梨俱吠陀》的内容，可以看出初期婆罗门教的基本特点。其特点有三：
其一，多神崇拜。它首先把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如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人格化并神圣化，然后加以顶礼膜拜。据《梨俱吠陀》记载，当时婆罗门所崇信的神灵非常多，他们把这些神分为天、空、地三界。天界为日月星辰之神，空界为雷电风雨之神，地界为山河草木之神。
在天界，主要的神灵有：宇宙之王伐楼那，他是天界最有势力的大神，是主管宇宙秩序和道德的司法神。天神特尤斯，他是太阳光的神格化，常常被称为天父，在神话中被描绘为牧牛的形状。还有几个代表不同性质的太阳神：苏里耶，是代表太阳具体形象的女神，在神话传说中她乘坐七匹马拉的车子，穿过天空，驱赶黑暗，带来光明，又是天的眼睛，监视下界众生的行动；莎维德丽，是代表太阳活动性能的女神，她在神话中被描绘为全身发光，乘金色的车子，由两匹发光的马牵引，奔驰于天界；密多罗，是代表白天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女神；乌莎，是代表清晨放射美丽朝霞的黎明女神。
在空界，主要的神灵有：雷神因陀罗，后被佛教所吸收，称为“帝释天”），身躯高大，力量无穷，手持金刚杵，发怒时毛发直立，是空界最有威力的大神。后来，他由雷神逐渐演化为能摧毁敌人、象征胜利的战争之神了。风暴之神楼陀罗，主管风暴，他全身褐色，有金色装饰，头披发辫，手持弓箭，十分凶恶。风神伐由，行动迅速，与因陀罗为友，常同乘一车，由千匹马拉着，迅猛异常。还有雨神帕阁尼耶，水神阿帕斯等。
在地界，主要神灵有：火神阿耆尼，全身红色，发光如太阳，无头无足或三头七舌，威力无比，能破除黑暗，烧尽不净，降魔除妖；在祭祀时，他还能把祭品传送给神，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在家庭中，他是灶主，能保护人与住宅，并监视人的行为。酒神苏摩，是苏摩酒的神格化，古代印度常以此酒祭神，以为诸神皆喜酒，酒可使诸神兴奋，勇气倍增。此外，还有地母神波里蒂毗，河神萨拉斯瓦蒂，马神陀帝克罗，管理地狱之神阎罗，魔鬼罗刹等等。
其二，盛行祭祀之风。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已有重祭祀的习俗，进入印度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丰富，再加上各种神灵的增多，祭祀之风更加盛行。此外，吠陀时代婆罗门祭司的地位逐步上升，由于祭司们在祭祀活动中不仅可以向公众显示自己的本领，提高社会威望和身价，而且还可以获得大量的馈赠品，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倡导下，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当时，祭祀的种类和名目已经相当多，祭祀的仪式也很烦琐。据《梨俱吠陀》记载，在当时的家庭祭和火祭中使用的祭品主要有牛乳、谷物、肉类、苏摩酒等等。在一首“原人歌”中，还提到“诸神以人为牺牲”，说明当时已出现把人作牺牲品，奉献神灵的祭仪。
其三，“瓦尔那”等级制度开始确立。在梨俱吠陀时代的后期，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婆罗门教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等级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瓦尔那”.“瓦尔那”，原意为“颜色”或“肤色”，此词起初是用来区分白皮肤高鼻梁的雅利安人与黑皮肤扁鼻梁的达罗毗荼人的，如“雅利安瓦尔那”或“达萨瓦尔那”.但是，后来它逐渐演化为“种”、“族”或“类”的意思，以代表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如“婆罗门瓦尔那”、“吠舍瓦尔那”等。
我国古代把它译之为“种姓”.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属于氏族部落社会。在他们的部落中原来就存在着三种人：出征打仗的首领和武士，主持宗教祭祀的僧侣和从事放牧的一般牧民。但是，当时这三种人的界限并不明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通婚，职业也不是世袭的。进入印度之后，雅利安人由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雅利安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开始阶级分化。
原来的三种人则演化为有明显差别的三个等级。当时，由于神灵崇拜盛行，祭拜神灵已经成为部族兴旺和战争胜利的保证，所以主管祭祀和宗教神权的僧侣阶层，权势逐渐扩大，上升为第一个等级，成为婆罗门瓦尔那。
原来的军事首领和武士，在征服土着民族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中他们还掠夺了大量的财产和奴隶。随着财富和势力的增长，他们形成了武士贵族集团，成为第二等级，即刹帝利瓦尔那。
那些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般平民，则变成了第三个等级，即吠舍瓦尔那。
那些被沦为奴隶的土着居民，还有一些违反族规被高级瓦尔那开除出来的雅利安人，他们被迫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如洗衣、理发、清扫、屠宰、制革，收尸等。这些人构成了第四个等级，即首陀罗瓦尔那。
这四个瓦尔那就是早期婆罗门教社会的四大等级，这种瓦尔那制度也就是后来种姓制度的雏形。
身居首位掌握神权的婆罗门瓦尔那，为了维护自己的崇高地位，想方设法为这种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他们通过宗教的方式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固定化，早在《梨俱吠陀》中就出现这样的记载：婆罗门出自“原人”的口，刹帝利出于“原人”的双臂，吠舍生于“原人”的双腿，首陀罗生于“原人”的脚。“原人”是当时被视为世界创造者的一个人格化的大神，让四个瓦尔那从神的不同部位演化出来，这既突出了瓦尔那的等级差别，也使瓦尔那之间的关系神圣化。当时，各瓦尔那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每个瓦尔那严格按照血统世代保持不变。为了保证等级的洁净，各瓦尔那之间不得通婚，各自的职业世袭不变。在梨俱吠陀时代，瓦尔那等级制度就已经开始确立。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演化成后来的种姓制度。
《梨俱吠陀》刚出现的时代被史学家称为吠陀时代的前期。而后的一段时期，大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600年间，则被称为吠陀时代的后期。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的许多新的经典陆续出现。例如，阐述如何举行祭祀仪式的《夜柔吠陀》和《娑摩吠陀》，汇集大量巫术和咒语的《阿闼婆吠陀》，讲述祭祀目的和方法的《梵书》，讨论世界本质、人与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命运的《森林书》和《奥义书》等等。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四部吠陀本集（指《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和各种梵书形成以后，婆罗门教就从幼年走向成熟，它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梨俱吠陀》为圣典，以祭祀为中心的早期婆罗门教，上升到一个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特征的新阶段。
吠陀天启所谓“吠陀天启”，就是把四部吠陀本集以及后来出现的梵书等经典，看作是“天神的启示”，要求信徒们绝对遵守服从。
《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中那些圣诗和赞歌，本来都是古代雅利安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感和崇敬感的自然流露。
但是，这些赞歌是由祭司们口耳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掌握和垄断这些赞歌和知识的祭司们，在宗教仪式上把它们作为呼唤神明的工具，并把自己打扮成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因此，随着祭祀的日趋制度化，祭祀仪典上所用的颂诗、赞歌、祷词、巫术、咒语等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神圣。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掌管祭祀的婆罗门又有意编造各种神话故事，把祭仪中的一切事项都说得神乎其神。他们宣扬吠陀经典是“神的命令”或“神的启示”，经典中的一词一句都代表神的旨意，因此要求信徒绝对忠诚于吠陀经文，从而也忠诚于他们。
祭祀万能在吠陀时代前期已经形成祭祀之风，到了吠陀时代后期，随着研究祭祀理论和方法的各种梵书的出现，祭祀之风就愈演愈烈。梵书的着者们都是一些婆罗门祭司，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夸大祭祀的作用，故意把祭祀仪礼弄得非常复杂。在他们看来，祭祀是万能的--祭祀不仅可以消灾祛病，降魔驱妖；可以请神助佑，保证战争胜利，国家昌盛；还可以使祭祀者直接成为神或众神之王。当时，不仅祭祀的种类繁多，形式烦琐，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祭祀种类上看，一般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家庭祭，一类是天启祭。家庭祭，又分好多种，主要是在家庭内举行。天启祭，是指大型的公共祭祀活动，大致可分两种：供养祭，是以动植物供奉诸神的祭祀；苏摩祭，是以苏摩酒供奉神灵的祭祀。无论是供养祭还是苏摩祭，下面又分许多种。例如，苏摩祭通常分为五种：
（1）火神祭，对火神阿耆尼的祭祀；
（2）力饮祭，为使国王获得更大权利而举行的祭祀，在仪式上奉献大量苏摩酒，供神畅饮；
（3）马祭，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祭祀，在祭仪中要杀马祭神；
（4）人祭，施祭的目的是乞求获得在马祭上尚未得到的东西，据考证，此祭要以人作为牺牲品；
（5）全祭，是为婆罗门长者出家到森林中静修而举行的祭祀，出家者在仪式中要将他所有的财产都奉献于人与神。
当时最大型的祭祀要数马祭。马祭只能在王室中进行，正式仪式为期三天，而准备仪式却要持续一年以上，甚至两年。参加祭仪的有四位婆罗门祭司，国王的四位妻子，400名侍从，以及大批教徒。一匹专门用于献祭的马，不受羁绊，任其自由奔跑，漫游一年，并由一队400名经过挑选的武士随后护卫着。假如这批马在奔跑中遭遇到任何国王的阻拦或捕捉，随后的武士就要与之战斗。如果此马在一年之内未被人掳获，那么它所到之处的国王就要向纵马之国的国王称臣。
祭马回到京城后，国王则举行盛大仪式欢迎，在仪式中此马与600头牧牛将作为牺牲品而被杀掉。这匹献祭的马，代表着在世界上空运行的太阳，象征其国王将主宰大地。一旦马祭成功，这个国王就可以号称“王中之王”.据《百道梵书》记载，当时经常举行这种大型的祭祀典礼。虽然上述的各种数字多有夸张，但从马祭的过程来看，足以说明当时祭祀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复杂。
婆罗门至上所谓“婆罗门至上”，是说婆罗门祭司阶级在当时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婆罗门祭司们千方百计地鼓吹祭祀万能，实际上是为了通过祭祀来显示自己的本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仅主管各种祭祀活动，负责编造种种圣诗、颂歌、咒语和神话传说，而且承担着传授一切吠陀经典和祭祀知识。
因此，随着祭祀之风的盛行，他们不仅成为宗教的主宰者，而且成为文化知识的垄断者。他们往往以人与神灵之间的联系者自居，俨然变成了“人间之神”.此外，在社会生活中祭司们也享有种种特权，如接受布施、豁免赋税、犯重大罪行可以免死等等。正因为婆罗门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他们所指导和传播的宗教被称之为“婆罗门教”.
第二节古印度佛教的兴起
公元前6世纪初，南亚次大陆处于列国时代。其时重要的国家有16个，如恒河中下游的摩揭陀、迦尸、侨萨罗，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甘谟惹，南印度的阿盘底等。但是，重要的大国主要集中于恒河流域，这表明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已经由西部的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东部的恒河中下游一带。由于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当时的阶级分化非常激烈，因而新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异常突出。这种新旧势力的斗争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当时出现的沙门思潮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集中表现。
所谓“沙门思潮”，是指当时兴起的反对婆罗门种姓和他们所控制的精神武器--婆罗门教的各种思想潮流。
“沙门”一词，是指一批新的思想家，即那些敢于否定和反对“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的学者和新兴宗教的领袖们。这些人过着与婆罗门祭司不同的生活，有的隐居于森林，进行各种苦行和瑜伽修炼；有的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如医生、星相家等；有的创立新兴宗教派别，传播新的思想。总之，他们对婆罗门教的教义、仪礼和种姓制度极为不满，对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且组织了许多新的沙门团体和派别，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信仰和主张。
佛教是沙门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在反婆罗门教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新兴宗教。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5至前486年），他原是迦毗罗卫国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创立佛教后，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贤”;又称他为“佛陀”，即“大彻大悟者”或“觉悟了的人”.
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此地今天属于尼泊尔南部与印度边境接近的提罗拉科特地区。母亲摩耶夫人在其出生七天后去世，他是姨母抚养长大的。释迦牟尼自幼聪慧，受过传统婆罗门教的教育，16岁结婚，并生有一子，名为罗喉罗。他虽然生活在条件优裕的王族中，但是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却使他深感人生的痛苦和世间的不公正。传说他在29岁时决心离家出走，以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
出家后，他先到摩揭陀国跟随当时的婆罗门学者阿罗逻·迦罗摩和优陀迦，罗摩子学习禅定，后到尼连禅河旁的深林中独自苦行。前后六年的修炼并没有使他得到精神解脱的满意答案。此后，他又到菩提伽耶的一菩提树下，静坐冥想，沉思人生的真谛。终于在35岁时达到彻底觉悟，悟出了一套使人摆脱人生痛苦的理论和方法，即一种新的宗教学说。从那时以后，释迦牟尼便创立了佛教，开始在各地传教说法。
最初他在波罗奈城附近的鹿野苑说法，即所谓的“初转法轮”，后主要在中印度恒河流域各地漫游传教，扩大影响，从而使佛教迅速传播开来。他在传教过程中建立了宗教组织--僧伽，参加僧伽的人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等。
佛教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中的主要代表，它代表势力逐渐强大的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工商业主的利益。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对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败和种种特权深感不满，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和大量杀生祭祀深恶痛绝，因此在初期佛教的理论中有许多思想都是针对婆罗门教的。首先，它否定吠陀的权威，反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神主宰一切、世界万物皆由神创造的理论。在世界起源的问题上，释迦牟尼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即“缘起说”.这种学说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造万物的观点，并且包含着无神论的因素。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决定的。
“因缘”，指“条件”和“关系”，也就是说，万物是由各种条件和因果关系的凑合而生成的。如果离开了条件或关系，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能产生。释迦牟尼曾说：“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这句话的意思是：此是彼的条件，彼也是此的条件；此依彼而生，彼依此而生；彼此互为条件，离开了条件，一切都不能产生。释迦牟尼这种事物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
佛教也反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否认一切依靠祭祀，通过祭祀取悦于神，进而获得解脱的观点。这种思想表现在佛教的人生观上。在人生问题上，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充满着各种苦难，苦难的根源在于人的无明和欲望，只要人们能够认清这个道理，通过自己的修行来消除无明和欲望，就一定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寻求解脱的道路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修炼，而不是依靠祭祀、依靠神灵的拯救，这样便彻底改变了婆罗门教那种通过祭祀而达到神人结合的解脱模式，打破了祭祀万能的神话。
在社会问题上，佛教反对“婆罗门至上”，反对种姓歧视，主张众生平等。早期佛教对婆罗门教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极为不满，否认婆罗门是从神口中所生，其他种姓是从神的四肢或足中所生的谬论，提出四种姓同出一源、同为一色。他们认为，四种姓如同一棵树上生出的花果，“可无有异”.此外，他们不仅认为四种姓同源，而且主张四种姓平等。如《杂阿含经》卷二十说：“……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
释迦牟尼认为，种姓之间没有贵贱之分，看人不应分种姓出身，应当看其行为和才能，出身卑贱的人也可以成为贤达。在《别译杂阿含经》卷五中有这样的记载：当佛陀来到侨萨罗国的孙陀利河岸时，有一个婆罗门问他：你生在何处？为何种姓？佛陀答道：“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早期佛教的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低种姓和下层群众的意志，反映出他们反对种姓歧视，要求社会平等的愿望。
此外，佛教还反对大量宰杀动物和牲畜，以此献祭神灵的习俗。
在他们看来，婆罗门祭司所提倡的繁琐祭仪和大量宰杀牛马，只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浪费了人力物力，破坏了农业生产。因此，他们主张戒杀一切生物，并把“戒杀”和“素食”作为两条重要的戒律，要求佛教徒严格遵守。
第三节古印度耆那教的兴起
耆那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也是当时沙门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耆那”一词，意为“胜利者”或“完成修行的人”，指那些战胜了情欲而得道的人。信仰此教者都自称“耆那”，故他们信仰的宗教也被称之为“耆那教”.
耆那教的创始人尼乾陀·若提子（公元前599~前527年）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人，其信徒都尊称他为“大雄”，即“大英雄”的意思。他曾是刹帝利贵族的一个王子，30岁时父母双亡，出家修习苦行，寻觅真理。42岁成道，创立耆那教，后一直在现今印度的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一带组织教团，传播教义。教徒主要来自刹帝利种姓和吠舍大商人，该教早期经典称为“十二支”.
同佛教一样，耆那教也对婆罗门教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它否定“吠陀天启”，反对神造万物的婆罗门教神学理论。在宇宙起源上，他们主张世界万物都是由灵魂和物质组成的。物质分为两种：一种为定形的物质，一种为不定形的物质。定形的物质是由最小的物质颗粒，即“极微”所组成的。不定形的物质包括空间、时间、法和非法等等。耆那教的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它与婆罗门教“万物是由梵天大神所造”的学说截然不同，从理论上否定了“神造万物”的观点。
在人生问题上，耆那教主张通过个人修行来实现解脱，反对婆罗门教无休止地进行祭神仪式，幻想依靠神明的帮助而获得解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从岩石、草木到人和鸟兽，都有灵魂。灵魂是自生的，永恒的，无限清净和圆满的。人的肉体欲望和各种行为（业），使灵魂受到污染，因而陷入生死轮回之中。一个人只要严格修炼自己，消除私欲，行善积德，就可以使灵魂摆脱轮回，获得解脱。具体的修炼方法是持五戒、修三宝、习苦行。五戒为不杀生、不欺狂、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三宝指正智（正确地学习和理解耆那教的经典）、正信（正确地信仰耆那教的教义）、正行（正确地履行耆那教的戒律）。苦行包括节食、不贪美味、闲居独坐、限制言行、禅定、忍受各种肉体痛苦等等。耆那教徒非常重视苦行，他们认为只有苦行才能排除旧业，不生新业，达到清净，使灵魂恢复原有的本性和光辉，从而摆脱轮回，获得解脱。
耆那教亦反对婆罗门至上和祭祀万能。他们认为，婆罗门祭司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鼓吹的知识是虚伪的，他们的优越地位是靠欺骗人而得来的。一切吠陀和祭祀都不能使有罪的人获得解脱，也不能通过神圣的语言“口奄”（婆罗门教呼神的用语）使人成为婆罗门。各种祭祀本身就是一种罪孽，因为在祭祀中宰杀动物是有罪的。
耆那教徒特别强调不杀生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切生物都是有灵魂的，杀害生物就是犯罪。因此，他们主张素食，不吃一切动物的肉。凡出门行走，都要用细布罩上口和鼻，以防不自觉地吸入各种微小的飞虫，伤害它们的生命。走路不小心踏死一只蚂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犯罪。
后来，由于在戒律上的分歧，耆那教分裂为两派：一派为白衣派，一派为天衣派（即裸体派）。白衣派主张：一个人不抛弃衣服，也可获得解脱；允许崇拜穿衣服和有修饰的祖师偶像；出家人可以拥有一定的生活用品；男女一样，都可获得解脱；低级种姓首陀罗和高级种姓一样，皆可解脱。因此，该派成员都穿白色衣服，具有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不歧视妇女和低种姓者。天衣派则比较极端，他们认为一切私财都不应该占有，甚至包括衣服，主张以天为衣，以地为床。因此，该派的得道高僧都裸体行走，手持一个葫芦做的水壶，还拿一束孔雀毛以清扫坐处，而低级僧人则用一块极小的布来遮盖下身。
第四节顺世论与其他沙门思潮
公元前6~5世纪，即沙门思潮盛行的时期，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与我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时代、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大体相当。当时，除了佛教和耆：那教以外，在印度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据佛教文献记载，有所谓的“六师”、“六十二见”和“九十六外道”等说法，按照耆那教文献，有“三百六十三见”之说。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当时的思想流派是相当多的。但是，有许多流派大同小异，势力不大，很快就消失了。
真正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六师”，再加上释迦牟尼，共七位思想家。“六师”，是佛教的说法，是指佛教之外的六位思想家和他们所创立的学说。这“六师”包括：尼乾陀·若提子和他创立的耆那教、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和他主张的顺世论、富兰那·迦叶和他主张的道德否定论、婆浮陀·伽旃那和他主张的七要素论、末伽梨·俱舍罗和他提出的命定论、散若耶·毗罗梨子和他主张的不可知论。
顺世论是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的代表，亦是沙门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顺世论的名称出自梵文“路伽耶陀”意思就是“在世间或人民中流行的观点”.故汉译佛经把它译为“顺世外道”或“世间行”等。它还有另一个名称为“斫婆伽”，即“讲究吃、穿、享乐的派别”.这一学派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出现，到列国时代最为流行，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六师”之一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作为一个唯物论学派，顺世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打击和镇压，其经典和文献都已被销毁，所以有关它的学说只能从佛教、耆那教或婆罗门教的文献中去寻找。
顺世论广泛流行于民间，自从它产生起，就一直与婆罗门教正统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主张无神论，反对任何神造世界的学说。
顺世论者认为，世界是由地、水、风、火四大原素组成的，并不是什么神创造的。地、水、风、火是组成万物的四种基本原素，不仅非生物是由四大原素组成，而且人和动植物也是由四大原素混合而成。据佛经记载，顺世论认为“人依四大种所成，若命终者，地还归地身，水还归水身，火还归火身，风还归风身，诸根归入空虚”.
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顺世论者反对婆罗门教宣扬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往生天堂的说法。他们认为，灵魂与肉体是统一的，两者并不可分。灵魂只能在肉体之中，不能在肉体之外。灵魂是肉体产生的，就像火能放出光和热一样，如果火灭了，光和热也消失了。实际上，他们把灵魂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或意识，只是肉体的属性，肉体不存在了，灵魂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原始的唯物论思想，它彻底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灵魂不死和业报轮回的说教。
顺世论者不承认吠陀的权威，认为任何知识都只能从直接的感觉或实践中来，没有什么神的启示。吠陀不过是一些骗子、伪君子和贪婪者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也反对婆罗门教大量杀生的祭祀活动。在他们看来，婆罗门所鼓吹的各种祭仪只是他们的谋生之道，祭司们的花言巧语也都是骗人的。如果在祭祖中死者可以吃到献祭的食物，那么，为什么世间的旅行者在动身前还要带许多食品呢？如果在祭祀中被杀的牲畜能上升到天堂，那么，为什么祭司们不杀了自己的父亲，让他们也早上天堂呢？
顺世论者主张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他们坚决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说，无论是婆罗门还是旃荼罗血管里的血，颜色都是红的，没有区别。旃荼罗是指那些比首陀罗种姓还低下的不可接触者，这些人主要从事搬运尸体的工作，是社会最受歧视的阶层。据佛经记载，顺世论者言：“婆罗门从胎而有，旃荼罗亦复如是，而言殊胜，是事不可。婆罗门死人所畏恶，旃荼罗终亦无欲见。若言贵贱而有相异，何故生死而无差别。”
此外，顺世论反对各种禁欲主义和苦行。在他们看来，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世的欢乐和幸福，而不是追求死后的解脱。在现实世界之外，没有另外的世界，也没有地狱和天堂。灵魂和肉体是不可分的，控制本能和感觉，修习各种苦行，并不能使灵魂上升到天堂。宁可此生为鸽子，不可死后成孔雀。因此，佛教徒又称顺世论为“现世涅粲论”，其他派别也称它为“斫婆伽”.
顺世论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出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社会平等的心声。广大民众在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发现了婆罗门祭司的许多说教都是虚伪和骗人的，吠陀神学理论和祭祀万能的学说也是不切合实际的。顺世论正是这种普通民众意识和利益的反映，在民间广为流行。因此，它在否定吠陀权威和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想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六师”的学说中，除了上述的耆那教和顺世论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道德否定论、命定论和不可知论。道德否定论的提出者是富兰那·迦叶，传说他是一个奴隶的儿子，生于牛棚。因此，他的学说代表下层群众的心声。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关系。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伦理道德和宗教戒律都加以怀疑和否定。他说：“不论自作（什么事）或教人作（什么事），截、使截，苦、使苦，恼、使恼，栗、使栗，残害生命，取非所与，窬人家墙，劫盗掠夺，与人妻通，口为妄语，行如此事，非为恶也……从事布施，或教布施，从事祭祀，或教祭祀，不因此事，而生功德，亦无福报。”这反映出，当时深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善恶标准、道德伦理和业报轮回等观念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命定论的倡导者是末伽黎·俱舍罗，生卒年月不详。在世界的起源上，他提出一种“十二原素”说。这种学说认为，世上万物和人都是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十二种原素所构成的。地、水、风、火是物质原素，苦、乐、生、死是精神原素，虚空是其他原素存在的场所，灵魂是更高级的精神原素，既存在于地水风火之中，也存在于动植物之中。各种原素的结合是自然的、机械的、无因果关系的。在社会问题上，他提出了命定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受命运支配的，在命运的发展中人的意志和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各种道德伦理也没有意义。这是古代印度的一种宿命论，是当时社会大变革中一些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消极反应。
不可知论的提出者散惹耶·毗罗梨子是一个沙门派别的领袖，据说他有许多弟子，释迦牟尼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犍连原来就是他的弟子，后来才皈依佛教。散惹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真理都是不可知的。据佛经记载，摩揭陀国的一个国王曾向他提出四个问题：有没有来世？有没有自然化生的生物？有没有善恶果报？修行完善者死后是否存在？他的回答是：可以说有，可以说无，可以说亦有亦无，也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散惹耶对事物的这种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态度和观点，被人称为“不可知论”.当时的列国时代，国家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定，人们对自己的前途渺茫莫测，这种理论正是那个时代下层群众彷徨矛盾心理的反映。
第五节沙门思潮对婆罗门教的冲击
公元前6~5世纪，在印度社会兴起的沙门思潮中，有的代表刹帝利和上层吠舍种姓的利益，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和至高地位；有的则代表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向婆罗门教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种姓歧视制度发起冲击。总之，沙门思潮是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向保守、腐朽的婆罗门精神贵族和他们所垄断的婆罗门教发起的一次总攻击。沙门思潮的兴起，尤其是佛教和耆那教的迅速传播，对婆罗门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它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处于衰败不振的状态。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沙门思潮动摇了吠陀的权威，打破了婆罗门教的一统天下
在沙门思潮兴起之前，婆罗门祭司长期垄断知识和文化，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鼓吹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的教义。佛教、耆那教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婆罗门教的精神垄断地位，打破了它的一家天下，开始了三大宗教并驾齐驱、竞争发展的局面。原来的吠陀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几种教义并存流行。当时，在各种沙门思潮中，佛教发展最快。佛灭亡后，佛教徒曾举行了几次有名的结集大会。第一次是在佛灭不久，在王舍城，受到摩揭陀国阿阉世王的支持，有500比丘参加。
第二次是在佛灭100年后，在毗舍离城，有700比丘参加。第三次是在佛灭200年后，即阿育王时代，在首都华氏城，参加者有1000比丘。从这些结集大会的规模，足见佛教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佛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在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婆罗门教。尼赫鲁谈到佛教在印度的影响时说：“佛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这是必然的，因为必须记得，佛教在印度是一种千年以上的、活生生的、有力的、传播广远的宗教。即便在它衰退的一个漫长时间中，也就是后来它实际上已经不成为一种单独的宗教时，它有很多内容，依然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存留着。”
二、沙门思潮在低级种姓和下层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沙门思潮的各个流派普遍都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和至上地位，反对种姓歧视，主张社会平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深受歧视和压迫的低级种姓者是有极大吸引力的。另外，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反对祭祀万能和宰杀牲畜的观点，以及它们对人生、解脱的看法也受到广大下层群众的欢迎。
因此，有许多低种姓者和下层群众脱离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和耆那教。在最早的佛教僧团中，除了一些刹帝利种姓外，主要是那些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有不少的首陀罗，如理发匠、制革匠和洗衣匠等，甚至还有贱民和妓女。
据记载，作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优波离，就是首陀罗出身，他精通律藏。在佛教第一次结集大会上，他曾背诵佛陀制定的各种戒律，佛教的人生观、伦理观和社会平等观在普通民众中是影响很大的，尼赫鲁说：“佛教首先是在印度北部婆罗门教势力薄弱的摩揭陀地方生根的，它逐步向西方和北方传布，许多婆罗门也加入了佛教。
在初期它主要是一个刹帝利的运动，不过它很能够打动一般民众的心。（佛教）这种持久的影响力不在于教条或哲学理论，也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佛陀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了欧洲……”
三、在沙门思潮的冲击下，婆罗门教不得不进行改革
在佛教等沙门思潮的冲击下，婆罗门教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处于消沉或沉寂的状态。但是，佛教在印度从来不曾完全取代婆罗门教，即使是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婆罗门教也一直流行着。面对佛教和耆那教巨大的反对思潮，婆罗门教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逐步走上改革的道路。在以后的改革道路上，婆罗门教吸收和融会了许多佛教和耆那教的思想，以改变自身那些陈腐和落后的东西。
例如，佛教和耆那教反对杀生献祭，倡导“戒杀”，主张不伤害一切生物，并把它作为一条主要戒律，要求教徒严格遵守。其实，这种“不杀生”思想早在吠陀和奥义书中就出现过，但是并没有得到婆罗门教的应有重视，因而婆罗门教仍然盛行大量杀生的献祭活动。
由于佛教和耆那教对“不杀生”的极端重视和宣传，婆罗门教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并把它作为自身的一种戒律。在后来的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中曾写道：“杀驴子、骆驼、鹿、象、山羊、绵羊、鱼、蛇或水牛，应被理解为沦为杂种姓罪。”
此外，佛教和耆那教亦坚决反对婆罗门教的有神崇拜和各种繁多的祭祀仪式。事实上，在佛教和耆那教的反对和冲击下，婆罗门教的祭祀制度逐步减弱，婆罗门祭司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印度教和佛教史纲》一书评论道：“佛陀对婆罗门的仪式和哲学都加以抨击。在他的时代以后，祭祀制度虽然没有消亡，但是从未再度获得其旧有的威信。”由此可见，在佛教、耆那教的影响下，婆罗门教被迫走上了改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