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古印度的吠陀时代
吠陀时代名称的由来，是因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印度最早的文献“吠陀”，其在印度人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亵慢，远胜于孔孟之于中国人，而我们时于当时社会生活的认识，又在颇大程度上要靠对于这一经典的读解：当然，考古证据也是异常重要的。没有相应文物的支持，任何推断终究不能成立：吠陀神圣经典的纂集者和吠陀文化端绪的开启者是雅利安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开始从西北方入侵，后逐渐散播到南亚次大陆各地，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并创造了如今人们所知的印度主流文化。
第一节雅利安人对古印度的入侵
雅利安这个词实际上有两重意思，一是语言名，一是由学者构拟的操此语言的种族名。它源于梵语“雅利阿”，而“雅利阿”这个词一说派生于印度古代梵语动词，意为“升高”、“上行”，因而有“高贵”之义。其内涵经引申又有“可敬”、“忠诚”、“信仰正确”等意义；词类再转，即包括了具有这样品性的人，也就是高贵的人、高种姓者、自由人、精英等。“雅利阿”另说衍自名词，意为“家主”，而“家主”之义又源于它的原义“殷勤（待客）”，后者更来自，意为“陌生人”.这一说法看来勉强，但相信它的学者并不少。此外还有来自伊朗语、某些欧洲语言如爱尔兰语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雅利安作为语言名有广狭二义。广义上与印欧语这种理论上认为存在过的原始母语同义。印欧语系的构建，其功首属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1746~1794年）。不过在他以前，已经有若干学者注意到了不同语言的亲缘关系。16世纪末，意大利语言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曾将欧洲语言归为罗曼、日耳曼、希腊和斯拉夫四语族。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詹姆士。帕森斯写了一部书《雅弗的后裔》。雅弗是挪亚的第三子。
《圣经·创世记》说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是人类三大支系闪米特（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含米特（埃及人、库什人等）和北方民族（包括大多数欧洲人）的祖先。这些民族各说自己的语言。
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热心于在《圣经》和古代历史之间建立联系。帕森斯受时风影响，从语言方面着手，对比了凯尔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斯拉夫、印度（用孟加拉语）、伊朗等语族的词汇，特别是基本数字，指出它们有明显的类似之处。于是他得出结论：欧洲、印度和伊朗诸语言皆出同源，即雅弗后代所说的语言，这些后代从挪亚方舟登岸的亚美尼亚流徙到了不同的地方。
真正建立历史比较语言学，并提出印欧诸语同出一源的，是皇家亚洲学会的建立者威廉·琼斯。他1786年在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梵语同希腊和拉丁语的内在联系。他说：“梵语尽管古老，却有着精妙的语法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也比它们更优雅。然而，在动词字根和语法上，它又与它们相似。其相似程度之深，已不可能纯出偶然，而任何语言学家倘能对三者加以考察：都很难对它们来源相同的说法避而不信，只是这来源恐已不复存在。我们还可以假定，虽然已经夹杂了各自的独特方言，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亦与梵语同出一源。原因同上，虽然说服力稍逊。此外，波斯语似乎也可以归入这一语族。”后来，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1818年）、德国语言学家法兰兹·博普（1816年、1833年）、雅各·格林等经过研究，再申同样观点。印欧语系由此构拟出来，而最早提出这一名称的，则是英国学者托马斯·扬（1813年）。一般认为，属于该语系的诸语言在公元前二千纪至一千纪通行于欧洲大部及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后广泛传至世界其他地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凯尔特、亚美尼亚、波罗的一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安纳托利亚、吐火罗、印度一伊朗等语族，皆在其列。
狭义上的雅利安语，仅指印欧语分布区东端的印度一伊朗语族，且往往特指所属两语支的前者，即印度语支。印度语支又称印度一雅利安语支，包括最古老的吠陀梵语和以后的古典梵语、俗语，以及现代的印地、盂加拉、旁遮普、古吉拉特、马拉提、僧伽罗、信德、乌尔都等语。
雅利安曾被用作种族名，其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上指亚洲和欧洲一切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研究者们认为，远古时，他们的祖先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19世纪中叶以前，学者大多认为这个地方在兴都库什山或喜马拉雅山附近某处。该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主要是语言学家，对旧说提出质疑。随之新说层出，至今已有多种，如德国、西南乌克兰、南斯堪的纳维亚、高加索、北极、波罗的海、南俄罗斯和南乌克兰草原，等等。苏联学者伊万诺夫等还曾提出亚美尼亚说，恰与前述帕森斯的看法相合。
不过诸说中以南俄和南乌克兰草原一说学界应和较多。据推测，原始印欧人生活的地域大约在25万到100万平方公里之间，时间为公元前4500年。前2500年。可能因为人口增多，社会压力加大，这些印欧人的祖先从他们的原始聚居地迁移出来。向西向北的几支形成后来说凯尔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波罗的一斯拉夫等语的民族。南下一支中的赫梯人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到达小亚地区。其余大部几经徘徊，后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平原略事居留后，于该千纪上半叶开始进入西亚、伊朗和印度北部。中叶前后，来到伊朗的雅利安人又分出一部分向东，穿过阿富汗，侵入印度。
这些东迁者以留居伊朗者并不崇奉的《梨俱吠陀》为圣典。有人认为该圣典的最早部分形成于伊朗，说明大迁徙之前分裂已成定局。前后分批入印的雅利安人靠畜牧业为生，能征惯战，用他们灵便的马拉战车和青铜（一说铁）武器降服了当地的土着居民。这些居民此时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并有城市可住，虽文明程度更高，但也相对柔弱。他们大部分由达罗毗荼人构成，被入侵者称为“达萨”.
此词在新来者使用的梵语中与“雅利阿”相对，有“奴隶”之意。雅利安人很快学会了农耕，并在宗教义化上积极吸收本地因素。
有影响的当地人不久亦开始踏人新来者的上层社会。随着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和中印度的不断推进，两者间的同化也在不断进行。作为狭义种族名的雅利安，则指操印一伊语族诸语，留居伊朗和长驱入印的那一部分人。更狭一些，则往往指伊朗人。有学者指出，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的“埃利阿”即“雅利阿”，曾是波斯人的自称。公元前6~前5世纪波斯名王大流士一世也曾自称“雅利安的后代”.
近世伊朗更是由此得名。
对于前面的传统说法，也有一些研究者不赞同。印度学者潘德认为。西方学者所说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并征服了当地扁鼻子、黑皮肤的土着人“达萨”，而《梨俱吠陀》的若干内容正是这一斗争的记录等等，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实际上，《梨俱吠陀》里的雅利阿指“虔诚的家主”，而“达萨”则指恶魔或者不信神的人。对于雅利阿和达萨对举，古代印度的吠陀注释家从来不曾说过有什么种族含义。
吠陀人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种族意识。他甚至认为，没有人确知有一个雅利安种族作为征服者进入印度，而从印度河到阿姆河这一带很可能原来就是一部分说印欧语者的栖息地。印度着名历史学家塔帕也说：“以前的那种理论现在已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主张有一个雅利安种族侵入北印，征服了当地的土着，并且建立起雅利安文明，而后世印度文化的精髓便是自这一文明而来。”她认为完全可以抛开入侵假说，转而研究另外的相关问题，如印度一雅利安语言是如何进入印度的，它又是怎样在北印度逐步取得主要语言体系地位的，等等。
语言并非一定要靠大规模的入侵手段来传播。移民、游牧民、商人等皆可传播语言。只要一种语言有优势，它就会为人所接受。因此塔帕主张不提印度一雅利安人，而说“说印度一雅利安语的人”.这些印度学者的观点似乎可以从另一位英国学者那里获得支持。剑桥大学教授柯林，伦弗雷认为，印欧人是8500年前从今土耳其中部迁移出来的。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农业技术，人口迅速增加，不得不向外扩张。其扩张速度平均为每一代30公里。他们向西通过希腊、南斯拉夫、德国等，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到达大西洋岸边。东移的一支于公元前6000年到达印度次大陆。印度河流域文明即为他们所创造，而并非如传统所说是在他们打败达罗毗荼人时摧毁的。
但是，古代雅利安人人印后的活动和生活状况，至今人们能够了解的，毕竟不早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实际上，这种了解也只是概略的，因为我们所凭借的基本上是他们古老的圣典“吠陀”和后世考古成果。“吠陀本集”计有四种：《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梨俱吠陀》约产生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其他几部，以及附属于“吠陀本集”的若干文献，则产生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为了研究的方便，历史学家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作“前吠陀时期”和“后吠陀时期”.
第二节古印度前吠陀时期
吠陀文献尽管不是历史着作，但对于我们了解其成书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还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梨俱吠陀》提到了喜马拉雅山和旁遮普的各条河流，但没有提到文底耶山和其他印度大河。由此看来，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还只是活动在阿富汗、旁遮普至德里一带，尚未涉过亚穆纳河。‘梵语雅利安一词的意思，如前所述，是高贵者。雅利安人把自己的敌人称为达萨或达斯由，说他们是“黑皮肤”、“无鼻子”和“不事献祭”的人。这显然是指种族和宗教皆与雅利安人不同的土着居民。他们被雅利安人战胜了，逃到山林里去，留下的便沦为奴隶。久而久之，达萨在梵语中就成了奴隶的代名词。
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经济。牛是他们饲养的主要牲畜。《梨俱吠陀》中表示战争的词是“求牛”，女儿又叫“挤牛乳者”，可见牛群是当时雅利安人财富的主要形式，牧牛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母牛一天挤三次奶，常用的燃料是牛粪饼子。雅利安人畜养的其他牲畜还有山羊、绵羊、马、骆驼和大象等。农业发展起来，其作用亦日趋重要。基本作物是大麦和小麦，一年两熟。
雅利安人已经认识到耕作的意义。他们给土地施肥，驾二牛犁地，并用镰刀收割。为了进行灌溉，他们开凿了水渠。村子里有自己的手工业。木匠制造车辆、船只、犁、家具和其他家什。铜匠制造工具和武器。金匠制造各种装饰品。妇女主要的工作是纺织、染色和刺绣，也有专门行医、理发和以唱歌跳舞为业的人。
医生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用草药给人治病，间或也动些小手术，而以巫术符咒替人驱除邪魔则是他们的另一专长。商业也已发展起来。《梨俱吠陀》里提到一种叫“尼湿迦”的东西，有人说是钱币，但也有人说是装饰品，如项链。不过即使当时还无通货，至少物物交换已经十分发达。母牛和“尼湿迦”都曾当作一般等价物使用过。远途贩运主要靠马匹和牛车，内河航运可能也已开始。同巴比伦和其他西亚国家的通商关系始终未断，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布匹和皮革制品。
雅利安人在《梨俱吠陀》时代的生活是部落性质的。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是家庭。家庭由一个年长的男子掌管，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服从他。同一氏族的若于家庭组成一个“格罗摩”即村，村有村长。上一级的单位是“维舍”即氏族公社，以及“阁那”即所谓“国”（有的说是部落）。这里各级组织的关系以及“国”的性质还不十分清楚。
国与国之问争夺霸权的战争时有发生，胜利者往往可以将远近若干个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国王一般是世袭的，权力很大，但他还不能过分专断行事，而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民众可以撤掉他们不满意的国王而从王族中另选一个。约制王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萨密底”和“萨帕”.前者是全体公民大会，主要进行选举国王和决定对外宣战等重大事宜。后者是一种元老会议或是各村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各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事务，兼理诉讼。国王身边有一位世袭的“国师”，是他的大祭司和最高咨政。国师也跟随国王参加征战，为他祈祷安全和胜利。
战争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并没有常备军队。每个适龄公民在战时都要参军上阵。重大战役国王常亲自率兵冲杀。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战车组成，国王和贵族在战车上作战。战士们身披铠甲，头戴铜盔，常用的武器是板斧、长矛、弓箭、投石器等。箭身用苇秆做成，箭镞是牛角或金属的，有的浸过毒汁。指挥战阵使用军旗，并有鼓乐助威。临阵脱逃被视为奇耻大辱，所以每个战士都能奋勇作战。
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虽然已经进入父系社会，但妇女依然很受尊重，在许多方面可望得到与男子相同的待遇。一家之主是最年长的男子，全家的财产都归他所有，仅某些动产如牛、马、金银等有时可属于家庭的个别成员。家产一般由儿子继承。不过如无男性后嗣，女儿也可以提出继承要求。妻子同丈夫一起参加家庭的宗教活动，是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妇女也同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参加各种学问的讨论。
《梨俱吠陀》中有的圣诗就是精通圣典的女学者创作的。青年女子在选择配偶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这方面虽应征得父母的同意，但并非绝对必要。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婿可以用彩礼买得岳家的欢心。同样，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女子在结婚时往往也要陪上大笔妆奁。婚姻纽带已经具有神圣的性质。基本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但国王和其他贵族可以纳妾。寡妇一搬不再改嫁，不过还没有后世罪恶的殉夫制度。早婚和深闺制度也还没有出现。
教育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老师凭记忆口授吠陀经文，学生一段段跟着背诵。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当时已有文字。
宗教信仰在这一时期还比较单纯。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把它们当作神，但又给它们以人的性格。《梨俱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崇拜的主要神明有：天神伐楼拿、黎明女神乌莎、太阳神苏罗耶、火神阿耆尼、雷雨之神因陀罗、风神伐由、地神波里蒂毗等。
崇拜的方式非常简单：点上一堆火，向火里投放一些祭品，同时唱几首献给众神的优美的赞歌，以此博得神的欢心。祭品都是普通的食物和饮料，如谷物、酥油、肉、牛奶、苏摩酒等。一般人都可以在家里，在一家之主的主持下，进行这类献祭活动。不过国王和贵族的祭典要豪华得多。
第三节古印度的后吠陀时期
后吠陀时期是指《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及附属于“吠陀本集”的诸“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产生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600年。在这一时期内，雅利安人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区域，东面到达孟加拉，南面到达文底耶山，而在印度半岛的西部，则通过古吉拉特和马尔瓦进入了德干高原，旁遮普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政治生活中心已经移到了“中国”，即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问的地区。
此时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为主。土地开始为私人所占有，耕作技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据说最重的犁需要24头牛来拉。
作物的种类增加了，除大麦和小麦外，还有稻米、豆类和芝麻等。他们已经掌握了各种作物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时间，认识到农时的重要。
农民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常常诵唱圣歌，祷告天神，希望摆脱旱涝灾害，获得丰收。我们可以在《阿闼婆吠陀》中见到这类圣歌。他们也豢养了大批的牲畜，并开始为它们建造棚舍，以遮避骄阳和风雨。
母牛已经变成神圣的动物，宰杀母牛要受严厉的惩罚。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贸迁有无，逐利远近的商人把货物带到各处。
大宗的商品是衣服、羊皮、首饰等等。交易可以是物物交换，也可以以现金为中介进行。当时通行一种圆形的金块，但它是否是现代意义的钱币，还不清楚。专门以食利为生的放债人出现了。商人公会似乎也已开始萌芽，社会上职业的划分比以前更为精细，主要有陶工、木工、金匠、冶炼工、织匠、屠夫、理发匠、洗衣匠、编篮匠、绳匠、首饰匠、商人、术士等。妇女主要做染织、刺绣和编制器皿的工作。运输方面较前吠陀时期有了一定的改进。道路的修整受到重视。主要的运输工具是牛车和船。马和象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征税代替了以前的自由纳贡。地域性的王权已经形成。部落或小国之间竞逐最高统治权的斗争经常发生。一个取得了宗主地位的国王常常举行一种叫做王祭的盛大仪式来宣告他的霸权。所有宾服的国王届时都要参加，在献祭仪式中充当陪侍的角色。也有些强大的国王以马祭的形式争逞雄威。马祭的举行方式可见后文婆罗门教有关章节的叙述。
政治体制方面，后吠陀时期继续盛行君主制度。王国比以前大了，君主的世袭地位更形稳固，有的可达十代以上。有关王权产生的理论也出现了。《爱达罗氏梵书》中有一个故事说：天神和妖魔之间发生了战争，天神屡败。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发现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于是他们选出苏摩为王，结果战胜了妖魔。《百道梵书》也说：最初，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这时强横至上，人人自危。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定的社会状况，大家公推一人为王，他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全，而人民则以奉献贡品作为报答。
这些王权产生的理论还带有社会契约思想的痕迹。但是，到了后吠陀时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已是君权神授理论。《阿闼婆吠陀》说，国王乃是人中之神。一国征战的胜利，也常常被解释为因陀罗神对于国王宠佑的结果。但是，这时的君权还不是无限的，国王也不得事事独断，牵制他的还有宫廷大臣和“萨密底”、“萨帕”两种会议。
传说称这两种会议为生主神的双生女，可见在理论上其神圣性还不下于王权。
不过其权威较之前吠陀时期已经下降。“萨帕”的政治职能日益丧失，逐渐变成只管诉讼的司法机构。“萨密底”在文献中提到得越来越少。王国扩大以后，地方官员就出现了。有一种叫作“舍得波地”的官员，负责管理一百个村庄。还有一种叫作“斯它波地”的，驻在偏远地区，管理当地的土着人。一般的司法事务由村里的审判官主持，有一个小法庭协助他。传统和习惯是司法准绳，有时也用水或火的神裁法。对犯法者的惩处相当严厉。当场抓获的小偷可能被判截手或死刑。小罪可以罚金相抵。肉体折磨也是惩罚之一。
妇女的地位明显地下降了。她们不再像前吠陀时期那样受到普遍的尊重，也不再能染指祭祀活动。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权利取消了。她们挣得的一切，都归父亲或丈夫所有。她们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连到“萨帕”去旁听的资格也失去了。一夫多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统治阶级之中。“萨蒂”即夫死妇殉的习俗开始萌芽。不过，妇女在知识界似乎还保留着施展才能的机会。有些有学问的妇女不但常为人师，个别的还能参加宫廷的学术论辩。
印度社会所独有的种姓制度，到后吠陀时期开始定型。种姓制度把社会中的人分成四个等级，或称四瓦尔那。梵文“瓦尔那”原意是“颜色”、“特征”或“种类”.这种制度规定一个人生而属于某一瓦尔那，终身不变。瓦尔那有高下之分，理论上，其次序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精通吠陀圣典、掌管宗教事务的僧侣；刹帝利是掌握政权和兵权的王室贵族及武士；吠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首陀罗是被视为不洁，专服贱役的人。前三者可以在参加一定的宗教仪式后获得“再生”，所以又称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的最初时期是没有种姓制度的，那时只有两个阶级：高贵的、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土着奴隶“达萨”.渐渐地，雅利安人内部出现了阶级的区分。
由于祭祀时用的吠陀梵语在俗常生活中日见废弃，难于通晓，而崇拜仪式又发展得极为繁缛复杂，普通人已无法自己行祭，非敦请专门研究圣典，精通祭祀仪节的人代庖不可，这就产生了一个专职的婆罗门僧侣阶级。他们除解释圣典，代人行祭外，还负责青少年教育。
随着雅利安人的定居和扩张，以及众多王国的出现，战争频繁了，规模也在扩大，这就为军事贵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他们掌管国家行政，领兵抵御外敌，从而形成了刹帝利阶级。其余的大多数雅利安人则构成吠舍阶级，他们从事工农业生产，经商或凭各种技艺生活。原来的达萨，现在变成了首陀罗，留给他们的只是那些肮脏、繁重而卑下的工作。
社会虽然划分了四个等级，但是在形成僵化的种姓制度以前，也还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最初，一个吠舍仍然有可能变成婆罗门或刹帝利，只要他从事了相应的工作。同时，这三个阶级也可以互相通婚，乃至与首陀罗结合。到前吠陀时期结束时，种姓之间的界限变得分明起来，高级种姓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编造的种姓起源说也出现了。《梨俱吠陀》第十卷也即最后一卷中，有一首《原人歌》。在这首歌里，作者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分别说成是从原人布鲁沙的口、臂、腿和脚转化而来的。
在以后的年代里，有关种姓内部通婚、共食和职业世袭的规定逐步建立并严格起来。种姓制度在后吠陀时期趋于定型，并开始向僵化状态过渡。吠舍的地位日渐下降，首陀罗的处境更为悲惨。婆罗门和刹帝利高居于统治地位，既互相利用，又为夺取最高地位而明争暗斗。
文献的大量出现，说明后吠陀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已经普遍提高，教育制度也有很大进步。男孩子长到一定年龄需行拜师礼，然后住在老师家接受教育，直至学业完成。在这期间，他不仅要学习各门功课，还要服侍老师，为老师拾柴，看牛，外出乞求施舍。学生按规定应过一种贞洁的生活，并在学习期间努力养成道德。学业圆满结束后，学生或他的父母要送给老师一定数量的祭品作为束惰。
对于一个雅利安再生者来说，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称四行期，这四个阶段是：
（1）梵行期
从5~8岁开始，到25岁。这主要是学习期。在这个时期内，学生和老师住在一起，由老师对他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发育负责，其关系有如父子。学生过着简朴纯洁的生活，不接触任何享乐手段，一心从师学诵吠陀经典，了解在戒行方面对再生者的种种要求。他同时还学习日后于生计有用的种种知识和技艺。在老师家里，不论出身如何，所有学生都受着一视同仁的对待。这也是一个体力和精神的养成期。
（2）家居期
从25岁到50岁。学业完成后，他要回到家里，开始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内，他结婚，生子，以一定的职业养活家人，并履行属于自己的社会职责。作为一家之主，他还要保持好祭火，按时照规定的仪节，举行必要的祭祀。这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生活期。
（3）林栖期
从50岁到75岁。一个人完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到50岁就应离开家庭和自己的村庄，到森林里去居住。在这里，他放弃肉食和其他美味，仅以蔬菜和水果为生。他不再注重衣着，只拣些别人丢弃的褴褛披在身上，四方流浪，行无定踪，旁观世事，荣辱不惊，在断绝一切世俗的欲望之后，专心致力于“吠陀”和其他经典的钻研和思考。他还可以去修苦行，以获得控制自我的能力。这是一个无家，无火，无快乐，无保护的生活阶段，实际上是谋求最后解脱的预备期。
（4）遁世期大约到75岁以后，他就进入了遁世期。从此他完全弃绝人寰，住在森林里，身穿树皮衣或兽皮衣，仅靠野果和植物的根、茎为生，每天做五次祭祀。他把自己感官的感受能力限制到最低程度，摒绝一切爱和恨的冲动，既不关心自己的生死，更无喜怒哀乐之情。他逐渐放弃食物，只喝白水；最后甚至连白水也不再喝。这是对人世彻底冷漠，只待最后解脱的阶段。经过后世的发展，它更成为专心追求对于最高本体梵的亲证，以实现梵我合一为目标的最后人生阶段。印度教传统认为遁世期是人生的极致。在这样的遁世者面前，任何人都要躬身施礼，把为他服务视作莫大光荣。
四行期的制度虽然早在前吠陀时期就已经提出，但真正严格遵照实行的并不多。理论上也承认人可以越过某些中间阶段，而直接去修苦行。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对于雅利安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还是有深刻的潜在影响的。
宗教信仰的情况在后吠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前吠陀时期诸：冲虽然仍旧是崇奉的对象，但是各神的地位却有所升沉。崇拜仪式变得异常繁复，充满陋规。有些祭祀长达12天乃至一年。一两个婆罗不能胜任了，不得不用一批。他们各司专职，有的针对不同祭祀选择不同的圣诗，有的备办当用的设施，有的专管献祭的仪节并吟唱圣歌，有的全面督导，以杜绝任何纰漏。苦行成了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很多人弃绝尘世，遁入山林，修炼各种折磨自身的苦行。他们相信苦行可以带给人神秘的超自然能力。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糜费不赀却又鲜见功效的祭祀活动发生了怀疑。他们转而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哲学性的探讨。尽管他们的思辨活动带有很浓的神学味道，但比起陈腐的祭祀却是一个进步。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在各奥义书中，认为：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是梵，而物质世界乃是它的幻象；个人应以自身灵魂与梵的合一为目的；肉体可以消灭而灵魂不会死亡，它要附着在另外的肉体上进行永无休止的轮回，而来世命运又取决于现世的行为，这就是所谓业报；只要认识到梵的本性并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就能超出轮回，摆脱生死，达到解脱。这些思想加上日渐僵化的种姓理论，就构成了这一时期产生的婆罗门教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