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1748～1825），兼革命家与画家于一身。著名洛可可画家布歇是他家族中的骄傲。在布歇的介绍下大卫于1766年师从画家维恩，这使他的青少年时代打下了深深的学院派印记。但，随自己的老师到罗马深造后，他的一切观念都被扭转了。他为意大利深厚的人文传统和精深的大师杰作所折服，同时受到曼格斯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冲击：只有把希腊传统与拉斐尔的表现力、柯列乔的明暗法和提香的色彩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真正的完美。^[3]他以自己的画作能忝列古代风尚而骄傲。沉浸在新思想和新人群中的大卫，在谴责自己过去的同时，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了新古典主义。回到巴黎后的大卫继续在他认定的道路上前行，公民精神和爱国主义成为他创作的利器。

大卫的主要作品包括《勒普勒蒂埃之死》、《马拉之死》（图6－1）、《巴拉之死》、《卖蔬菜女》、《萨宾妇女》、《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加冕》、《雷卡米埃夫人》等。

1793年7月13日，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被暗杀。作为国民议会的议员、雅各宾俱乐部主任兼艺术委员，大卫愤然提笔将这一事件搬上了画布：“在马拉被刺的前几天，我被派去访问他。他在浴缸中的情景让我惊讶。浴缸旁边有一只木墩，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在浴缸外的手却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的计划……我认为，将马拉为人民操劳的生活情景展示给人民是有益的。”

大卫将整个事件的讲述交给细节的处理。马拉因为常年在地窖里工作染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而不得不在浴缸中处理公务。在死亡的现场，他的右手握着墨渍未干的鹅毛笔，从浴缸边无力地垂下，左手拿着的纸条上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不幸的，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而桌上的信则是：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这个包藏祸心的请求，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马拉的面部没有挣扎的痕迹，死者的痛苦隐忍在生者的笔端，无声胜有声。

作品的构图是异常简洁的，近于素描。大卫将光源置于左上侧，为画面打下阴影。强烈的明暗对比让人物显得更加突出，类似于纪念碑的方形木墩稳定着整个结构。色彩只是在黒与白之间的渐变，死亡被渲染得圣洁和庄严。暗杀的龌龊被画面的宁静与安详所震慑，凸现了主人公的崇高。

为了鼓舞革命的力量，这幅作品曾被国民大会决定与《勒普勒蒂埃之死》一起“永久”悬挂在会议大厅的墙壁上。但是一年后雅各宾派被大资产阶级发动的热月政变推翻，大卫不得不将此画覆以铅白颜料而转移。《马拉之死》也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运，甚至到大卫于1825年逝世后它还被官方拒绝。直到它问世100年后的1893年，才被比利时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