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斯博罗（1727～1788）是18世纪继荷加斯之后英国画坛脱颖而出的天才画家。他生于英国萨福克郡，连中学也没有读完。但早在少年时期他就打下了扎实的速写、素描功底，并且有良好的直觉感应力和视觉记忆力。13岁时，庚斯博罗曾为旅居英国的法国洛可可画家格拉韦洛当助手，学习洛可可绘画技巧。19岁开始以画肖像画为生。

庚斯博罗一生创作了许多精美绝伦的肖像画作品，尤其喜欢将人物放置在自然环境之中来进行描绘。肖像画方面他受凡·代克的影响较大，处理油彩的手法自如而流畅，光线的处理方式自然而新颖，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温文尔雅的美。1759年，他定居在巴斯，一生为贵族们画了40年肖像。

《清晨漫步》（图5－43）是庚斯博罗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以威廉·哈利特及其夫人伊莉莎白为主人公。画中人物和景致交融一起，笔法明快，色彩和谐，颇富诗情画意。从画面左边的白毛狗、哈利特夫人薄雾似的衣裙、帽子上的装饰羽毛，到威廉·哈利特的假发以及仿佛融入天际的奇异风景，都处理得如同羽毛一般的轻盈，表现了画家处理颜料的技巧。

庚斯博罗的作品不同于霍加斯，他不重情节、教益而注重画面本身的“自律”；也不同于同时代显赫的学院派画家——雷诺兹，雷诺兹严守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古典规范，追求宏伟、庄严、肃穆、沉重的表现模式，而庚斯博罗则是自发的、即兴的、直觉的、充满激情的和不拘形式的，他的肖像画不但常常将人物和自然景色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常常突破既定的程式令人耳目一新。

33岁以后，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声誉已驰名国内外，伦敦的美术爱好者纷纷前来要求他画肖像。在巴斯和伦敦他与1768年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雷诺兹形成了两强相争的局面。1770年，庚斯博罗得知雷诺兹在学院讲课时告诫学生：蓝色作为冷色最好不要在画中作主调，针对雷诺兹的这一理论偏见，庚斯博罗有意约请一位工场主的儿子穿上蓝色的服装为模特创作了一幅以蓝色为主调的《蓝衣少年》（图5－44）。画面上一位身着蓝色贵族服装的少年，一手叉腰，两腿自然叉开，一手拿着礼帽，潇洒地站在一片辽阔的风景中，风流倜傥的神态跃然纸上。画家以高超的技术将蓝缎织物的质感表现得极为真实。新颖别致不落俗套的蓝色调不但没有任何不适之感，反而出奇制胜，与变换丰富的黄灰、蓝灰、绿灰、红灰的背景形成了奇妙的和谐对比。庚斯博罗的这一不拘成法的艺术探索被后人传为佳话。

如庚斯博罗本人所说，画肖像画是为了谋生，画风景画才是他闲暇之余的真正爱好。作为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也曾潜心研究17世纪荷兰风景画家的画作。学习他们微妙的光影处理效果和自然主义式的细节安排。《村舍寨门》、《收庄稼的载重马车》等风景画代表作，展现了英国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风景。《收庄稼的载重马车》（图5－45）是一幅风景画，画面上人物虽然众多，但主要还是突出田园风光，这幅作品，以大块的绿色来描绘树林，树林之间透出远处的天空，引人遐想。整个画面生机勃勃，意趣盎然。

庚斯博罗的绘画方式混合了经验主义与想像力，而且通常会避开当时学院派理性主义的表现方式。与雷诺兹相比，虽然他对英国肖像画的影响不大，但在风俗画及风景画领域，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英国经验主义对英国绘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验主义虽然主张一切从经验出发，强调情感，强调感觉，但是英国经验主义并不排斥理性，而是力求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表现在绘画上，则主张形式与人的情感统一，实际上是主张情感的秩序化、规范化。英国著名学者休谟（1711～1776）说：“美是［对象］各部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13]英国17世纪、18世纪的绘画就是这样一种美学观的体现。

感性泛滥，肉欲横流。我们大概可以用这八个字概括17、18世纪在巴洛克与洛可可影响下的审美趣味。穷奢极欲的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将这方面的审美发扬到了极致。对于这种美全盘否定是不恰当的，它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人性的觉醒。须知在漫长的中世纪黑夜中，人的感性需求被压抑了，人性给扭曲了，巴洛克、洛可可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世纪扼杀自然人性的否定。巴洛克与洛可可主要表现现实人生的美，题材也主要是贵族的生活，这对西方绘画一向来以宗教为主要题材是重要的革新。这些都具有进步的意义。从绘画技巧上来看，巴洛克与洛可可将绘画的技巧提到新的高度，绘画色彩的美、线条的美、光线的美达到从未有的高度。特别要指出的是肖像艺术得到长足发展，自此，肖像画成为欧洲绘画的主流。

17～18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的理性主义哲学对于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起着一定的调控、指导和规范的作用，理性主义美学主张一切从理性出发，一切都要处理得恰如其分，一切都要布置得宜。比如，笛卡尔（1596～1650）说：“这种美不在某一特殊部分的闪烁，而在所有各部分总起来看，彼此之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没有哪一部分突出压倒其他部分，以致失去其余部分的比例，损害全体结构的完美。”^[14]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罗（1636～1711）强调“要爱理性，让你的文章永远只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布瓦罗将“真”看做“美”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16]。狄德罗认为美在关系，同样主张一切要经过理性的过滤，同时他又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主张真善美的统一。所有这些思想对巴洛克、洛可可都有着一定的纠偏作用，并且促使一些艺术家走向新古典主义。

【注释】

[1]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56页。

[2]转引自朱伯雄：《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

[3]转引自朱伯雄：《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4]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5页。

[5]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9页。

[6]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8页。

[7]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

[8]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1页。

[9]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7页。

[10]转引自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著：《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46页。

[11]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22页。

[12]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6页。

[13]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14]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15]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6页。

[16]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