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有清晰的轮廓，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只是暗室里一张模糊的底片。掌管语言文字的祭司们在外敌入侵的铁蹄下渐次离开人世之后，埃及就成为一个谜。在一切还未真相大白前，历史都在书写着学者们的臆想与武断；而终止这些谬论的人，我们绕不过三个名字：拿破仑一世（图1－6）、维万·德农以及商博良。

拿破仑一世和维万·德农是在同一时期到达埃及土地的。拿破仑一世在黩武生涯中与英国争锋，埃及成为他全盘计划中的一个关键。军事意义上的攻城略地其实并不是这位政治天才的全部梦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埃及的神秘充满了向往——正如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它的魅力熟视无睹。他著名的肺腑之言——“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塔尖上，4000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被人们无数次引用。在这次远征中，167位学者随军行进，其中包括21位数学家、3位天文学家、17位市政工程师、13位博物学者与矿业工程师、4位建筑师、8位制图员、10位文人和22位印刷技师。法国数学家蒙日、雕塑家维万·德农、化学家贝尔特莱、博物学家饶弗罗瓦·圣伊莱尔等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在这浩荡的大军之中。

拿破仑皇帝给了埃及秘密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是他将这样多的科学家、艺术家带到了财富的典藏地。法国大军攻占开罗之后，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埃及和东方文明，拿破仑还成立了埃及艺术与科学院。这个研究院下设数学、物理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艺术四个部门。在埃及烈日的烘烤之下，研究院的人员横越这个正在经历战火的国家，搜集和整理关于埃及的一切历史文化遗产。

维万·德农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以画稿的形式保存，后人所见的埃及图景不啻于就是他眼睛的旅行照片。当时无人可以破解象形文字，他凭自己的经验和头脑，分辨出象形文字不同的形式。战火和文明进程中的国度每天都在洗刷历史的痕迹，德农的一支笔却精确而生动地为历史作见证。法军在埃及最后的失败使得大量珍贵的古物被移至大英博物馆，但是德农的手稿挽救了这场“浩劫”。第一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记述》就是根据这些画稿写出的。此书1802年在巴黎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再版达40余次。而这，成为后来埃及学诞生的先声，也是无数有关学术、财富、政治问题争端的开始。

尽管维万·德农已经竭尽所能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做了一定的破解，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古埃及的谜已经全部揭开。其时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曾下断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问题。还好，这话并没有成为应验的谶语。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布夏尔在尼罗河三角洲边缘的罗塞塔被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所吸引，这块重达762公斤的石碑用三种不同的文字隽刻着同样内容的文本：顶上是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一种类似阿拉伯文的弯曲文字，底部是希腊文——很明显，这将成为打开埃及文字之谜的钥匙。当时的《埃及信使报》刊登了这个消息，这一消息辗转到了一位天才的翻译家手中。他就是后来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象形文字在很长时间内是词源学家制造声名的利器。德国基督徒阿塔纳休斯·柯切尔曾发表象形文字的译文，但根据后来的考证，这不过是他的闭门造车。其后纷至沓来的说法就更多了，甚至还有拿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象形文字作比较的，杜撰两国存有血亲关系的理论。此时，商博良横空出世了。这个堪称天才的语言学家在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梵语、波斯语、科普特语、汉语等十几门古老语言的运用中游刃有余，然而他当时还是不过17岁的少年。据说，商博良11岁时，认识了随拿破仑皇帝远征的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傅立叶看到他搜集所得的纸草上的象形文字，便问随行的人员，有人认识它们么？回答是没有。商博良却说，我会认识的。

罗塞塔碑文（图1－7）里的象形符号共有1　419个，其中的希腊文只有486个，商博良由此推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的文字，也有表音作用的符号。1822年，他发表《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给达西埃的信》，在这篇专题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破译方法，1824年，他发表了《圣书字体系纲要》，系统表述他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顿时轰动了世界。拿破仑远征埃及就军事来说最后无功而返，但在古埃及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上却取得了赫赫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