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忠实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不能依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有人认为文学的阅读是不可替代的，文学很有可能凭借影视扩大影响，但是却要冒着原汁原味被破坏的危险。就作家群体本身对小说改编的看法就有不同。作家张抗抗在自己的小说《情爱画廊》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认为改编太匆忙，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特别是在丰富情节的过程中破坏了原著的精神。作家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被改成电视剧以后，受到好评。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表示绝不要求影视作品忠实原著，她的任务是写好小说，至于影视改编是买了改编权的人的事。确实，改编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绩，改编得不好责任也不在作家，影视其实是对作品用一种解读代替一种解读。

因此，影视改编是文学与影视的一种互动，应该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摒弃原著中的消极意识和缺陷。既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保留精粹部分，深入挖掘文学名著所固有的超越时空的思想;同时依照影视自身的艺术特点，改编时既要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又要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影视改编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

1.忠实

一部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要体现小说的原汁原味很难，因为影视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形式，如果只是生搬硬套原著的内容、风格，那就仅为“依样画葫芦”，可能会导致改编失败，而且抹杀了影视的与众不同。这里强调的忠实是指进行必要且符合实际的改编。王扶林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几乎一字不改原著上的对白的做法就是符合实际的，《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时代背景、人物特点等决定了还原原著对白是正确的选择，从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的反映可以印证这点。黄蜀芹改编钱钟书的《围城》在忠实上也做到了恰到好处，能够把握住小说的灵魂，传神地传达出钱钟书小说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认识以及反讽精神。但并非所有小说都适合一字不差地映射在镜头前，由于小说与影视的截然不同，有些小说才需要经过现实改编才能真正适合拍成影视作品。以林语堂《京华烟云》为例，当年赵雅芝、欧阳龙版的《京华烟云》被奉为经典之作，无论在设备上还是技术上都是相对落后的，但是它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除了有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出演外，更重要的是观众能够被情节所带动，沉浸在电视剧中深切感受着一个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之间错综复杂、引人深省的内在关系，从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深远内涵;而2005年版的《京华烟云》尽管由赵薇、潘粤明主演，但是自播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一些观众认为结局显得有些“假”，导致批评的原因恐怕与电视在忠实的处理上所把握的尺度有关。

2.戏说

关于“戏说”的改编形式，是指依据社会背景，文化观念，时代特征、观众的审美观念，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并在改编的过程中融入了导演、编剧等创作者的社会观和价值观。

特别是在当下的商业语境中，这种改编方式被运用得越来越多。比如陈凯歌对《赵氏孤儿》大刀阔斧的改编就加上了导演对人生的思考和看法。如果说这里的改编还取了故事的大致轮廓，那么张艺谋的英雄在改编“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的时候，则有意模糊了“刺秦”故事的历史逻辑。因为他们都是导演而非历史学家，他们只是站在一个电影导演的立场上，在符合历史一般流程的框架又充满虚构的叙事中颠覆历史，表述自己对“历史”谐谑式的看法。于是，“戏说”的历史成为欲望化时代人们精神的抚慰剂和日常生活的娱乐消费品。再看冯小刚的电影，有不少是小说改编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刘震云的《手机》，小说的主题实际上被导演有意地“大众化”了。影片以其特有的幽默和所有男人都感同身受的“手机信任危机”，滑稽地体现了浮躁和不安的婚外情。冯小刚对作品的改编，往往在夸张的故事中填充许多噱头和包袱，情节上有较强的游戏性，语言富有浓郁的戏谑和调侃意味，满足了市民阶层潜在的欲望和白日梦。

3.解构

对经典的解构，消解名作的深度模式，也是影视改编重要策略。而这种改编也不乏成功之作，最为典型的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而以《西游记》为素材，推出的《大话西游》、《情癫大圣》，乃是经过后现代文本策略改写后的一个典型的“狂欢化”文本。原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神通广大，具有反抗精神，充满正义感的英雄，到了《情癫大圣》里面却变成了一个好色狡猾、难以驯服的俗人，经历了从坏人到好人的变化过程。而《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一个为追求真理而不辞千辛万苦的“仁者”形象，到了《大话西游》中却变成一个自私自利、喋喋不休的人物。这类影视改编带有明显的后现代颠覆庄严、解构神圣的特征。

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缝隙中寻找其娱乐性，情节上追求趣味与煽情，手法上借用拼贴戏仿，以解构、反讽、戏拟等为特色的大话文学把原著中的人物重新演绎，经典作品脱离其原初的价值，突出了游戏精神和娱乐性。但是这种改编必须把握好尺度，否则容易滑向“泛娱乐化”和世俗化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