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宛平和王丽萍是投笔于电视剧剧本写作的女性编剧，她们凭借笔下一群性格鲜活的女性人物群体吸引了一大批电视观众，并在电视剧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她们笔下，女性形象通过多样的生存方式，展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轨迹。综合两位剧作家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既具有相似之处又具有各自独特的性格特征。

一、两位编剧笔下的女性形象

王宛平和王丽萍剧作中的女主人公热情善良、坚韧宽容，始终坚持自己理想的爱情观，坚守心中那块纯净的领地，不为外物所诱惑，最终收获到心中所追求的那份美好。两位剧作家的共同的着眼点不是用审视、批判、理性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发现生活的不合理性，而是带着美好的心态，去化解生活中的不合理和不协调，最终给观众以美好的审美体验;于是乎剧中的女性虽然历经生活的磨难，却始终给人总体上美好向上的形象。分析两人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不同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位编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一个喜欢在岁月的行进中表现人物，一个喜欢在现实中展示人物。

王宛平喜欢在岁月的磨砺中展现女性的坚韧与顽强、美好与善良，随着年代的推移和变迁，从而演绎出人物的命运感和沧桑感。《金婚》、《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金婚风雨情》都是讲述从二十几年前甚至五十几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情感故事。《金婚》中的女主人公文丽，原本是典型的小资女人，在琐碎的家务和与佟志的争吵中，被磨炼成一个生活型女性，反而更能体会生活的真谛。《幸福像花儿一样》中的杜鹃是部队文工团里一个单纯善良的舞蹈演员，她爱事业爱生活。林彬是一位战斗英雄，是杜娟心中崇拜的偶像和初恋。但这段情感没有经受住风雨考验，杜娟阴差阳错嫁给了高干子弟白杨，两人不成熟的婚姻给生活带来了种种困惑和痛苦。《甜蜜蜜》里执拗孤独的叶青，经受着“文革”给她带来的种种歧视和不公平，雷雷的爱情使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金婚风雨情》中的舒曼是个医生，她怀着浪漫情怀和耿直结婚了，然而一个军人作风，一个小资情调，两个人从家庭出身、文化背景到性格以及生活习惯都格格不入，导致婚姻生活在疙疙瘩瘩中推进。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王宛平对女性命运和情感的关注。

王丽萍则能及时抓住生活热点话题，集中展示当代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并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王丽萍的作品《婆婆媳妇小姑》、《媳妇的美好时代》抓住千年难解的婆媳关系这个话题，展示了新时代下新型的婆媳关系，充满了现代性和时尚感。《保姆》和《我的美丽人生》展现了现代普通女性的生活，《保姆》中的马晓慧和《我的美丽人生》中的王小早身为保姆，不被社会重视，甚至遭人歧视，但是她们凭着自己的勤劳善良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些当下生活中的鲜活的女性，作为当代社会中独特的个体，她们不仅能够体现当代人的精神面貌，更能展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典型矛盾。

其次，两位编剧作品中女主角情感追求不同。一个笔下多为小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写普通的邻家女孩。

王宛平塑造的女性人物原本有理想，有着执着的自我追求，甚至还带着一些浪漫情怀。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磨砺，个人的追求慢慢在琐碎的生活中挥发，她们固然失却了自我个性的张扬，却怀揣着一丝淡淡的心酸，始终执着地走好平凡生活中的每一步，最终在家庭生活中拾得一个普通女性所应有的温馨。《金婚》中的文丽，从一个美丽自傲的姑娘变成人妻为人母以后，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她甚至告别了“小资情调”，日子过得虽然紧巴点，但温馨踏实。从一个女人的年轻时的青涩浪漫，到中年时的执着、隐忍，最后到老年时的啰嗦、宽容，这也许不是文丽理想的一生，但是却在这看似平凡的一生中，体会出生活的真意。

而王丽萍笔下的女性人物群中，无论是老实善良的马晓慧还是倔强勤劳的王小早，还有热情乐观的毛豆豆，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虽然她们历经磨难，却能够在逆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她们不但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取向，还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有着家庭、情感上的追求。她们采用积极的态度、智慧的方式去处理生活，将被物质挤压得变味的生活变得回味无穷，闪耀着美丽的人性光芒，有的甚至还保留着温馨和诗意的情怀。

最后，两位编剧作品中女主角的性格特征不同。王丽萍女性的人物圆通可爱，性格特征十分鲜明;王宛平笔下的女性执拗理想浪漫，性格具有多面性。

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贝克在他的著作《戏剧技巧》中认为剧作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概念化人物，他说:“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场的传声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写放在心上。”第二种便是类型化人物，他说:“类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不善于观察的人也能从他周围的人们中看出这些特征。”这种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组密切相关的特征来概括”。第三种为圆整人物(Round Character)，性格具有多面性、丰富性、多侧面性。

王丽萍刻画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性格明朗、充满阳光，她们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善于用智慧平衡各种关系。王丽萍剧中的女性主要是类型人物。电视剧中塑造类型人物是很有必要的，正如贝克认为，类型人物在今天还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一是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鲜明，这样就易于观众领会和把握。二是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三是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个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事实上，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中更突出的是对类型人物的描写，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相当地固定在类型人物上。

生活中人物的现实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多元的、不确定的，因此很难说清道明，这也就决定了剧作家将剧中人物作类型化处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剧作家要从某个人物之性格的综合成分里选出一个或两个特征做夸张处理，就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必须决定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的那个人物性格的特征是不是在重复前人，让观众可能会觉得审美疲劳，弄不好，不是人物类型化，而是人物定型化了。因此要塑造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类型化人物，编剧是要有功底的。

以《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毛豆豆为例，毛豆豆之所以能幸福，依仗的是她的聪慧乐观、善良亲和、不为物质所诱惑的精神。电视剧的开头将毛豆豆的职业设定为护士，这样的职业设定就可以让人先入为主，将毛豆豆塑造成一个善良清纯、可亲可靠的白衣天使。于是她的性格也就开始定型，以后无论她怎么更换她的职业，这种性格始终如一，面对小姑子余好的刁难和挑刺，她的宽容让她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婚前她可以和余好吵架，但是婚后作为一个好媳妇、好嫂子，她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忍让。面对这两个针尖对麦芒的婆婆，最初毛豆豆既无奈又郁闷。在夹缝中，毛豆豆也学会了做人，变得更加玲珑乖巧。“少说话，多干事”，“学着恭维”成为她哄婆婆高兴的必备法宝。毛豆豆如果仅仅会左右讨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好媳妇;可贵的是，她可以婉转地在两个婆婆面前为对方说好话。在故事的结尾，两个婆婆冰释前嫌，放下干戈，共同讨论如何照顾将要生产的毛豆豆，这不可不说是毛豆豆当媳妇的最大成功之处。而毛豆豆学会对婆婆顺从之外，她有着自己的坚持和原则。她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强的定位，不像她的弟弟毛峰，会被物质金钱轻易地利诱。她在公司开电梯后，前恋人、如今已经财大气粗的李若秋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用职位诱惑，用与姚静的合作相逼。在这种情况下，毛豆豆却没有丝毫动摇，仍然固守着自己的爱情观，不仅仅守住了自己的婚姻，也让自己和丈夫余味之间建立起一条牢固的信任纽带。

王宛平笔下的女性人物性格是复杂而变化的，是一种“圆形”人物。福斯特曾经提出“圆形”和“扁平”两种人物类型，“圆形”人物是指那些形象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而扁平人物是指形象单一，性格模糊的人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王宛平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多是圆形人物。《金婚》里的文丽表现出一种多重的既对立又和谐的性格元素，既浪漫又保守，既温柔又尖刻，既独立又坚强，活脱脱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圆形”人物。

二、两位编剧所表现的女性意识

两位剧作家通过剧作中女性情感和命运的展示，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吸引了观众的注目，也引起了业界的争论。女性主题是特别能够显示女性文学特色和价值的部分，其无可替代性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特点、角度以及鲜活的生存感受，内心体验，更为本源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4]。两位剧作家在剧中展现了在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的诸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性意识与女性情感特征。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曾经经历了两次启蒙，才从传统文化的限囿中走出来，从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的“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中走出来，重塑一个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人格完善的人。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女性解放程度最高，女性享有最多的权力与自由的国度之一^[5]。然而，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加入历史的进程的时候，性别的指向却悄然失落在历史的域外。女性解放以其肆意的追求，表现出一种昂扬极致的姿态，这种游离于生活的真实观念似乎都很难解决现实的实际存在的矛盾。

而王宛平和王丽萍的作品中的“中和之美”似乎给了我们贴近生活的真实的答案，告诉我们生活不是极端，女性有着她们固有性别特质，大多数女性常常是奔忙于常态生活中。王宛平的《金婚》展示了文丽的各种人生的困境，剧作家却通过冲突的和谐解决，强调“人伦之和”与社会和谐。王丽萍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向观众展示了毛豆豆充满了趣味性的婚姻生活。它并没有刻意地回避婆媳矛盾，去营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反而是将一个现实家庭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在荧幕上呈现，再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加以引导，向大家展现出一种更为和谐的新型婆媳相处模式。

两位编剧都有过军营生活，所以在情怀上都追求真善美的东西;但是，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性，使得两人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又有不同的特征。

王宛平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人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这些女性在岁月的磨砺中，表现出一种执着和坚韧的性格，她们认真地活着，认真地过好生活的点点滴滴。《金婚》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美好追求更是其中的代表。王宛平所表现出一种文人气质和理想化色彩，也许正是她自身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的观照。

王宛平一边在大学课堂上拿着教鞭，一边在课堂外写着她喜欢的文字。像学生说的那样，坚守着内心。已经中年的王宛平，像她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有过丰富的阅历。王宛平在接受一次杂志采访时，当对方问道:“现代的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更多的自由也带来更大的压力，要兼顾事业、感情、家庭，还要兼顾自我的快乐和梦想。在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整理出一种思绪，即当下时代的女性在经营感情关系时，最需要的智慧是什么?最容易缺乏的智慧又是什么?这种智慧为什么很重要?”王宛平回答:“我没有刻意考虑过如何经营感情的智慧吧，因为在我看来，男女关系这种智慧有少数人是天才，大多数人只能在失败中成长。不过，有一条是我坚持的，就是女性的自尊和独立，这个无论如何是不能丢掉的，不能说为了维系某段关系而失去自我，这样的感情即使保持也不会让人幸福。可能对女性而言，最大误区是在情感中失去自我，最后会失去一切。”^[6]

与王宛平不同的是，王丽萍是一个职业编剧，她是“一个混在红尘中却能迅速转身，一边风风火火地帮人拉架、一边优雅地坐在咖啡馆里品着咖啡的女人，一个能把青菜、豆腐做成上等营养美食的精神厨子”^[7]。她眼光向下，擅长刻画现实中极为普通的女性，具有极强的平民色彩，她更具生活世俗化。

王丽萍笔下的人物是阳光美好的，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王丽萍自己的人生也是美好阳光的。王丽萍说，她上学遇到了好老师，当兵遇到了好战友，工作遇到了好同事，恋爱遇到了好丈夫，嫁人遇到了好公婆。在她嘴里，我们听到的都是别人对她多么多么的好，难怪她把一向最难相处的婆媳关系也变成了“美好”的关系，正如她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我爱阳光》，以阳光的心态对待生活和朋友，收获的也一定是阳光一般的灿烂和美好。

三、社会文化氛围对两位编剧创作的影响

作为编剧，经常处于受众需求与电视剧给予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受众需求的心理状态与编剧对受众心理状态的分析之间的对等与错位;二是电视剧所表达的思想与收视率达标能力之间的圆满与欠缺。基于这两个层面，电视剧的创作上很多情况下会抹杀了个人痕迹，更多考虑的是大众口味和市场需要。它往往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自觉符合社会大众当下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这也导致荧屏女性形象单一、“内在”趋同，正好折射出社会主流心态中女性话语权的弱化与边缘化。王宛平和王丽萍的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反响，但是依旧脱离不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她们的创作往往会受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影响。

王宛平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金婚》、《金婚风雨情》均掀起一股热评，《金婚》的收视率很高，在第十四届国际电视节上获得“白玉兰奖”金奖之后，在海外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王宛平自己也获得了“金牌女编剧”之称。但是另外几部虽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收视率却不那么高。王宛平带着遗憾说:“我也希望自己有鲜明的个性，像海岩剧一样。我的个性应该是《幸福像花儿一样》和《甜蜜蜜》，但它们就是不如《金婚》收视率高。《金婚》太人间烟火了，不像我的个性，写起来也不过瘾，特别累。《金婚2》还有点儿我的气质，是写给那些爱过、有追求、有情怀的人看的。不过，如果剧本太符合我的个性，我就要担心收视率了。”^[8]

编剧的人生经历、职业氛围、价值观念，使得她们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特色的烙印。但是在当下电视台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她们又不得不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是坚持或是反省，王宛平面临着抉择。

王宛平198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获硕士研究生学位，1988年留校执教至今，任戏剧文学系副教授。她一边做大学老师，一边做编剧，算是学院派编剧的代表，她受学术环境氛围的影响，使得她的创作文学性更强一些，更愿意在“生活流”中展示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她说，像《金婚》和《金婚风雨情》这样一类的编年体结构创作，使得很多戏剧创作手法根本用不上。但是又不得不在每一集中设置起承转合，以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摆在每个主创面前的经常是这样的问题，你究竟为谁创作?为你自己，为那些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为最广大观众?事实是，如果一个创作者是有思想有情怀，并且要在创作中放进去的，这个收视率一般是会有问题的。比如我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电视剧是《幸福像花儿一样》，但这部戏在我的作品中收视率最低。因为知识分子不是电视剧主体观众。因为种种限制，因为唯收视率，所以荧屏上，我们的战争才经常是一个大喜剧，玩闹着就抗战胜利了;我们的“文革”才阳光灿烂，嬉戏着就结束了。”^[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她作为一个编剧的无奈与困惑。

与王宛平相反，王丽萍直言:“我对收视率是很有信心，像《错爱》在上海新闻频道冲到13.6，《媳妇》北京16.05，还没有人打破。”^[10]王丽萍的电视剧曾经一次次掀起收视热潮，特别是《媳妇的美好时代》更是其中的代表。该剧在第16届上海电视节上摘冠夺银斩获大奖，荣获2010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观众网络票选最具实力编剧奖。之后，更是一路高奏凯歌，将“媳妇”热潮刮向境外。

王丽萍是国家一级编剧，作为一名专业编剧出身，编剧是她的职业，是典型的实战派。多年的编剧生涯，使得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束缚，能够敏锐地抓住时代的热点，游刃有余地发挥编剧技巧，创作出适合大众胃口的作品来。与王宛平的学院气不同，王丽萍作为编剧她更纯粹一些。虽然有人批评她过于美化生活，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创作，她在一次讲座中说道:“我就觉得在剧本里头我希望就是简单的再简单，单纯的再单纯，还有一个，现实其实是很残酷的，有很多不顺心的事，那么回到家以后会很累，你打开电视机再跟你来一个比这个更惨烈的，我觉得那就不大愿意看了，所以包括这次日本地震，我是真的有点不忍心看，就这个你同样可以作为收视率的分析来看，究竟是惨烈的东西想让你看，还是喜剧欢乐的剧你愿意看，肯定是欢乐的你愿意去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会有意无意的去美化，我觉得能自然一点这就靠功底了。”

罗曼·罗兰说过: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作为一个现世社会的剧作家，这个“需要”不再是单纯单一的，它与剧作家本身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需要息息相关，充满着物质化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