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是以心理愉悦为基础的一种活动，是文艺的多重特性与价值功能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文艺活动就包含着这种功能。当充满着大量信息的媒介成为娱乐的载体的时候，媒介就成为一种娱乐的工具。电影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具有一切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功能，娱乐必然是它的重要功能。但是，一些人认为娱乐是浅薄低下的，艺术才是高品位的。在这种价值判断的支撑下，很多人似乎只记得电影是一门艺术，而电影作为媒介的事实，却常常被忽略。而娱乐功能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传播学领域中也总是低人一等。不少人会这样说，在普通电影院放映的卖座的电影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只有那些独立制片人做出来的参加电影节比赛的实验性作品才是艺术。然而并非如此，大量的事实表明正是电影的娱乐性开启和孕育了电影的艺术性。

所谓娱乐性，是指通过某些具体的方式、手段，让用户在身心情感上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审美愉悦。电影最初就是通过光影游戏的方式让观众在视觉方面产生刺激，从来带来喜怒哀乐、紧张奇观等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具体说来观众从电影里获得的娱乐享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消费故事的方式上看，千百年来人们对故事的需要从没间断过，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要么从听觉上，要么从视觉上;电影用它独特的视听兼备的方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奇的讲故事的方式和手段。即便是故事是有原型的，但是讲故事的方式和手段却是千变万化的，电影通过银幕造型和时空跳跃，使我们在接受故事的时候产生一种前所未有新奇的轻松的审美快感，从而成为一种娱乐消遣。

其次，随着电影制度的发展，仅仅通过视听方式享受故事是不够的，电影明星成为大众梦想的审美观照，观众对明星产生崇拜、追捧、迷恋等心理。迎合观众的这种娱乐心态，于是自1915年以来，在美国电影业里产生出“明星制”，不久好莱坞就成为电影明星云集的地方。从卓别林、到玛丽莲·梦露，再到奥黛丽·赫本，这些大明星们就在观众的这种“情结”下变得耳熟能详了。如果大多数观众喜欢这位明星，请这位明星来演电影，电影的票房就能够保证，从而使得投资者获得丰厚的利润，保证了电影工业的稳定运转。如今的电影，导演、制片人为了能够保证票房，都乐意出高价请大明星出演，观众也愿意冲着自己喜欢的明星去花钱看电影，这是电影的娱乐性的另一个体现。

另外，电影的娱乐性还表现在对视听效果的用无休止的追求，从而带来的梦幻的艺术魅力。电影最独特的审美享受就是视听效果带来的新奇快感，最初乔治·梅里埃把戏剧、魔术、特技引入电影开始，电影就不断地丰富它的视听效果，从早期的探险电影，到如今的“景观”电影，电影在特效技术上不断进步和完善，电影一次又一次地给观众视听冲击。

娱乐性是电影必不可少的功能，中国电影也不例外。从中国早期电影媒介的演进来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其娱乐功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体现及其现实意义。最初京剧与电影的联姻，就说明电影是一种娱乐，不久文明戏把“解题”这一娱乐因素引入电影当中。再看中国的早期的三部故事长片，第一部是1921年由上海“中国新戏研究社”与商务联合拍摄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根据上海租界发生的“阎瑞生谋杀王莲英”一案的真实社会新闻摄成。《红粉骷髅》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二部故事长片、第一部侦探片，也是第一次采用外国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该片根据法国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利用色情杀人谋财的秘密结社“拆白党”内的一位美貌女堂徒，引诱了一位青年律师，进行色情杀人;律师的女情人与其表兄勇闯党窟，报警追捕，拼搏厮杀，最后救出律师，有情人终成眷属。该片阵容较大，有演员40多人，并聘请武术拳家，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武打片。该片在苏州宝带桥拍水战外景时，有一位叫小梨儿的武打演员不幸落水溺死，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为拍电影而献身的演员。《海誓》是我国第三部故事长片，由1921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家庭公司“上海影戏公司”摄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这些片子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明显地带有娱乐性。中国早期的电影人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的作品也具有很强的娱乐因素。1922年3月，他们联手创作了《报应昭彰》，主角由明星影戏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梅君担任。由于当年思想保守，上岁数的女演员更是难觅，所以郑正秋在片中反串主角张欣生的祖母。接着，1923年初由郑正秋创作，张石川执导出一部情节性浓、戏剧性强、人情味足的旧式家庭伦理戏《孤儿救祖记》。之后，导演张石川娱乐电影创作和天一公司娱乐帝国形成，更加表明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性。

电影具有娱乐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又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因此即便是最轻松的娱乐电影，也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于是电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在价值取向方面，总体上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运行轨迹，从单纯的审美愉悦本身，向意识形态化与泛政治化倾斜，而后又逐渐向审美价值取向回归。中国电影发展变革历程就是这一轨迹的典型代表。

尽管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性很明显，但是不久以后电影便被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中，这一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内尤为明显。在那一时期的政治激情的催动下，涌现了大批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如《英雄儿女》、《钢铁战士》、《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等。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艺回归审美本身的呼声此起彼伏，电影在这种大潮之下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到新时期，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和消费社会转型，由此也带来大众文化的转变，进一步向大众娱乐转向。在当下大众娱乐性、消费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电影越来越真正进入娱乐化时代。自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上映以来，中国电影界掀起了大制作商业电影的热潮，此后，《七剑》、《功夫》、《神话》、《十面埋伏》、《夜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集结号》、《让子弹飞》、《金陵十三钗》等商业大片纷至沓来，电影的审美娱乐特性日益凸显，它的大众娱乐消费功能被充分开发和释放出来。

但是，在当今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要守住“娱乐”应有的底线，如果为了金钱而过于强化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而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导致当前文艺的“过度娱乐化”及其人文精神的丧失，那将是另一种误区。同时，将审美等同于娱乐，美感混同于快感，导致文艺审美精神的失落，也是极为不妥的。倘若为了娱乐游戏而完全消解理性精神，走向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那就更加不行。在如今大众娱乐游戏已经成为日常消费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在电影娱乐性的掌控上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