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本书所述的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我们将就文学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总括性讨论。分别从现代性与西方性、民族性与开放性以及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关系进行论述。

文艺研究探讨有关文艺的问题。它本身是对问题的关注，但是在这种关注中，它是以对象作为关注的目标，而对于自身在关注中面临哪些问题，则需要后退一步做出新的审视，即把早先问题的关注者在新的问题域中作为审视的对象，分析他的内在矛盾。目的是校正关注者在关注问题时的视野与聚焦状况，以便能更好地关注对象本身。

文艺研究探讨文艺问题，但它并不是在纯粹认识论的格局上探讨，即使在对文艺做事实陈述时，它也是在某些思想框架和文化眼光的笼罩下来看待文艺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对于文艺发表一些有思想深度的见解，才能够理解文艺作品的涵义和它在社会中体现的意义。那么，文艺研究的如下三对关系是应该着重认识的。

一、现代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这一对关系更应该是社会学、历史学的议题，但文艺研究要结合到时代，才能够阐发所在阶段的文艺价值观和基本旨向。由这一认识来看，现代性与西方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纽结。

在世界进入工业化以来的时代，所谓现代性是从西方兴起，并在西方取得了很大成功，又再向全球输出了巨大影响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与西方性几乎成为近义词。但是这种等同令人生疑。譬如，按照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是同基督教文化培育的克己与勤奋工作的精神相关联的，那么，非基督教文化就不能从这种教义传统来发掘资本主义的文化土壤。又如文艺复兴之后倡导的理性精神是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可在中国宋、明时期理学的理性，甚至上溯到魏晋的玄学，先秦时期诸子之辩到汉代的实学，都不乏理性因素，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是“理性早启”^[1]。但中国的理性走到极致后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同资本主义生产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根本对立。所以，中国不可能由理性，而恰需人欲来引导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由此来看，至少韦伯或一般常识所论的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就未必适用。现代性是西方世界首先达成的目标，西方世界也希望非西方国家按照它们规划的模式加入到现代秩序中；但这一秩序是以西方作为利益轴心的，加入这一秩序的非西方国家将会付出比西方更多的努力和代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性是一个争取的目标，而西方性则是为了达成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二者确实有紧密关系，但这并不是合理的关系，而且这一关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二、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关系

文艺的民族性是文艺保持在全球文化中独立品位的标志，而开放性则是文艺发展中汲取别人的成功经验的必备品性。两者都是必要的，但这两者之间有着矛盾。当年黑格尔在其美学著作中，将东方美学视为一种原始状态的美学，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他颇有学术影响的《美学史》前言中，明确提出包括中国文艺在内的东方艺术不在他的考察视野，其中关键并不是他在这方面缺乏了解，而是他认识到，东方美学未能达到他所归纳出的艺术发展的逻辑层次上。实际上，东方美学作为一种“另类”，是被视为一种畸形的或低级的存在。如果说这都还是较早时期西方学者的偏见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厄尔·迈纳在他的重要著作《比较诗学》中还写道:“这里提到我和中国文学原则的冲突，是因为中国文学的观点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接受。”^[2]他作为比较诗学即建立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理论作为旨归的学者，还这样认识非西方的文学及其观念，就可以见出在比较文学领域中，各民族文学之间还有很大差异和隔阂。我们说中国的文学应保持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时，这种“保持”是要作出一个论证的。事实上，从19世纪末，尤其是更晚近的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使中国文学由学习古人转向到学习借鉴西方，以反拨文学传统作为一个目标。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思想观念、人物形象、结构安排等文学因素方面都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没有关系。因此，并不存在着一个保持现有国粹的问题；可是，文学要有自身文化的底蕴作为背景，否则就缺乏一种根基，因此对别国文学简单跟进也不是出路。在这里，有一个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即民族文学在探寻自身的发展道路时，并不只是书斋中的取舍与认定，而是一种社会激荡与冲击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是生产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双刃剑。“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这种创造力与破坏力的特殊结合，既为近几个世纪的非凡的成就和令人震惊的挫折，也为我们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前途和危险，提供了基础。”^[3]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进程时，文学就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但在这一调整中，传统的和有民族特点的内容就很难有存身基点。而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的承载者，本来应该与科技文化保持一段距离，应该是民族传统的体现者。民族性在开放性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弘扬，显然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

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的关系

文学本来是文化的一个层面。它在反映社会的同时，也融入了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项内容。因此，文学研究历来就同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20世纪的文学批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强调的是文学本体论，认为文学研究固然可以从文化、社会角度入手，但那不过是研究文学的外部视角，他们强调应从文学作为语言的事实入手，研究文学的文本存在形式和特征。在中国，经历了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学的社会参与作用的强调，到了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文学拨乱反正之时，恰好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找到了与之相近的文学本性的强调。于是，人们就以为当今世界文学研究的大势，从文学和社会相联系的视角转到了纯文学研究的视角，但这不过是误解或以偏概全。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从无意识角度来看待文学，将文学与人的心理联系起来；弗洛伊德的弟子，后来在原型批评中成为领军人物的荣格，他关于原始心像与文学关系的见解，注意发掘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关联；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其成员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的文论当然走的是社会／政治批判的路径；至于美国的两位批评大师级的人物，代表左翼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和倾向于右翼的丹尼尔·贝尔，他们都是从解读当代文化意义的角度，来对文学发表相关见解。因此，真实的状况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仍然是从文学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入手来进行研究。我们除了应强调文学与文化、社会的总体关联外，恐怕还应对于当前信息时代下文学传播的新特征进行研讨和关注。马克·波斯特指出，在电脑画面的“赛博空间”的叙事中有一些新的特征，他说，虚拟现实是一个由电脑生成的“场所”，参与者通过“防护镜”“观看”这一场所，但该场所也回应着参与者的刺激……此外，同时经历同一个虚拟现实的人可能不止一个，而所有的动作又都影响着这个“空间”。再者，这些人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从相距甚远的不同地点与电脑相连而进行信息交流，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物理位置……虚拟现实将人置于另类世界“之内”，从而把文字的想象性和电影或录像的想象性向前推进一步。拟仿实践直接摆弄现实，它所处的位置就永远地改变了自我身份赖以形成的条件。^[4]上述观点仍然是从文学“之外”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事件，但它所包含的是当今科技文化对于人的生活，包括人的视听渠道，乃至人的心理的干扰和重塑，它涉及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关于文学的新的思考离开了这一文化、社会的条件就难以达成。

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但对这几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把握文学研究的脉络，可能具有更大的理论创造价值。

【注释】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法］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吴象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