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论，即当下作为人们看待文学现象的基本理论系统。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论已经非常不同于中国的古代文论，它的构成与其说遵循文化传统的传承，毋宁说是对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背弃。曹顺庆指出:“中国现当代文论界，对中国古代文论总的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在大量的文学实践和文论实践之中，基本上对中国古代文论不认同。许多人对西方文论、对俄苏文论更熟悉，在心理上甚至在情感上更靠近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感到格格不入。”^[32]他说到的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隔阂，是因为实际存在的文论发展进程中体系的断裂。朱立元则认为:“中国文论的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分别是古代传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对于当前文学研究而言，发掘古代传统的当代价值有其学术意义，但是从文学研究为了回应现实语境的文学问题的需要来说，我们当前只能以现当代传统为建设、发展新文论的重点。”^[33]他们所要指明的具体意见并不一致，但是都说到了中国当代文论不同于已经成为“古董”的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论是中国发生现代转型之后的产物，受到了西方文论和俄苏文论影响，也多少保留了一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思维习惯、审美习惯的因子，但是这样的界定意味着从外在的角度立论，缺少从中国当代文论自身角度的看待。那么，中国当代文论具体的特性如何，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研讨的问题。这种研讨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也可以采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视野进行扫描。我们认为，从抓住关键的性质入手也许是不错的，因此，就从对中国当代文论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个关键词，即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进行梳理，从而研讨中国当代文论的特性。

一、现代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出发点

作为与中国古代文论不同的中国当代文论，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产物。作为一种因应社会变革时期思想、思潮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承载了人们对于变革的要求和期望，因此，在中国当代文论系统中，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关键词。也可以说，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看待文学问题的出发点。

现代性作为一个我们看待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概念，它的核心不在于文艺复兴以后那些思想家的论证和解释，而在于体制的改变。斯塔夫里亚诺斯从全球通史的角度论证，自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诞生以来，它对社会不可逆的转变的影响在于动摇了传统社会所依赖的根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虽然包含着剥削，但未能使经济和社会发生根本变化。贡品不过是从一个统治集团手中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集团手中。而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则与此相反，它迫使被征服的地区发生彻底的变化。”^[34]这种变化我们经常联系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来说明，这固然也是问题的一面，但是不能算是根本的一面，因为即使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内部也同样发生了根本改变。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渗入到社会机体之后，与此不相适应的方面就会受到冲击，还会逐渐解体，这个过程的顺利与否其实就和经济发展顺利与否密切相关。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排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35]

这种改变引起了人的看法的改变。现代性是对于人的极大解放，它凸现了人的存在价值，即人不是为了某种机构所设立的目标而活着，而这些机构所设立的目标都是为人服务才具有合法性，这样一个转换也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是它能够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基础。但是人的解放其实也要付出代价。它的解放是把人从人与人之间的压制之中解放，同时，这个被解放的人又处于体制化的束缚之中，一种同一性体制超越个人的存在。实际上，在法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既然不能采取以前那种社会机制，那么社会的秩序当然就只有依靠体制化的实施来实行和实现。这种现代性的出发点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史都有其意义。在现代性的原发地欧洲地区，现代性主要作为一种改变传统的力量，它成为新生活和新目标的标志，现代性在正面意义上可以作为启蒙话语的基本根据；而在负面的意义上，它是新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造成人和社会异化的来源。而在中国等非原发工业革命的地区，现代性还有一重外来文化的影响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原发工业革命地区在受到欧洲力量影响时，对这种新的变革社会的力量感到震惊之余，也积极地接纳这种新变革的影响；但是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反对力量，认为这种外来影响会对本地区文化造成伤害，在根本的长远框架中，会造成本地区本民族利益的损失。因此，如果说在欧美地区的学者把现代性作为考察文学的一个参照点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视点的话，那么，对于后发工业革命的地区来说，这种考察的重要性还要更为充分。当年李泽厚曾经提出，救亡和启蒙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基本主调，也就是二者合起来成为一种双重变奏，当民族矛盾相对缓和时，启蒙就作为了最主要的声音，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反之，当民族矛盾白热化时，则民族的救亡成为压倒性的任务，西方就可能成为一种妖魔化的力量，是中国必须摆脱的对象。把这样一种论述对照中国新文学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变化轨迹，确实有道理。

这里的“双重变奏”，有些学者可能会觉得启蒙代表了现代性的诉求，而救亡因为在反抗外来势力时，往往会祭起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作为抗衡的力量，因此就不能代表现代性，甚至还当做反现代性的，其实这样看属于一种误解。所谓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自然的规定，而是因为对比才具有意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见的氛围。”^[36]中国文化特性的问题和中国的民族文化问题，在中国古代其实完全不是问题。在古代虽然也有对族群的看待，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说法，但那不过表明中国文化才是正宗，而非中国化的文化不过是文化未能发育的低级形态。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打开，在这时才有了中国文化不同于外来文化的基本认识，而这种基本认识其实伴随着深刻的危机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兴起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西交往的背景下产生，它也就正是现代性冲击的结果。而且我们也可以追本溯源，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生活范围这样的认识。所谓“故乡”，在前现代，国与国之间完全依靠实力说话，谁拥有更大的实力，谁就有更大的版图，它是一种国家实力“谈判”的结果。而只有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的生存空间才成为一个具有法理正义性质的问题。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是在过去那种国力意义上谈论幅员疆界，而是一种法理意义的探求，应该算是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变种，理应归属到现代性的尺度来理解。

还应该看到，所谓现代性并不只是在追根的意义上适用，而且在现实层面作为一种展望未来文学态势的尺度，尤其当这样的考量结合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的全球化理论之后尤显突出。这样的一种认识完全基于对现实本身的评估。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国家成为现代性发展进程的带动者；而从欧美国家的范围看，又因为美国的特殊地位，包括经济、军事、科技上居于领导作用，在各种国际论坛常常充当了一个论坛主席的实质影响，所以它又在欧美国家和地区中居于引导者地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明确指出:“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与其说它代表着均势学说的延续，毋宁说它企图把美国宪法条款推及全球。”“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都主要是美国思想与计划的产物。”^[37]吉登斯从中性的立场来阐述这样一个局面，而如果从批判立场立论的话，就是后殖民批评的套路了。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新的历史进程的背景，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自觉的诉求或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对话性--中国当代文论的立足点

对话性是中国当代文论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如果说现代性是出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全面转型而出现、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出发点的话，那么，对话性则是这样一种理论出现之后必须面对的课题，它是中国当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这里的“对话”主要包含两种意思:

第一，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一个方面存在的文论体系，这里的新旧之间呈现为一种严重的断裂状况。我们除了不能说明正在通行的文学理论与以前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师之间的理论传承关系之外，甚至都看不出这些新的理论和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基础的儒、道、释思想的关联。可是，中国古代文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至少面对中国古代诗词一类的作品时，它的一些阐释比后来采用其他方式的文学研究方法更为贴切，因为古代文论和古代创作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的。这里，弃置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当下的文论体系，认为它已经不能顺应文学和时代的变化过程，那么，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待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学和艺术遗产时，我们已经感到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

第二，中国当代通行的文论在总体上是西方文论播散的结果，最直接的影响者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文论主张，以及苏联的文论体系，这样一些理论可能包含了一些人类审美活动的共同性方面。可是如果我们承认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具体性的话，那么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也理应有着民族文化的具体特性，而且无论从文学反映生活还是表现心理来看，也都有文化的个性问题。如果仅仅以西方的文论作为基轴，就无法在经验和体验的层次上把握中国文学。

因此，从以上说到的两个方面来看，某种知识层面的隔阂，是需要对话作为现实基础的。对话性是对话的事实层面的一个引申。这种对话从历史层面来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主体性在近代思想中逐渐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正如自我中心的个体主义在同期作为社会生活中心而出现一样。”^[38]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原先的神本位的世界观被人本位的世界观所逐步取代，这种人的本位意识在人与自然之间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人与人之间，则个体的人强调自身个体的独特性和相对于他人的自身独立的意义。应该说在历史层面，这样的一种思想的确也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效果上，它就有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简单化了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将自然作为对立面，作为人的生活必须加以克服的一个对象的认识，其实就与这样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在人和人之间，则往往遮蔽了人文问题的利益关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人文领域中，一个认识的正误不只是逻辑问题，也不只是和对象的吻合程度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有关。生物中的益虫和害虫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在纯粹的生物分类学意义上，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可是为了在实践中取得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就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区分，而这种区分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本来这样一种认识至少在实践层面还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样的知识其实只是满足我们需要的产物。而在这种知识的表述中，则往往把需要的东西当成了事实的东西，这就是对于事实的遮蔽了。所谓对话，其实就是强调一种换位的意识。以前述来说，工业化时代片面地强调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把自然作为工业社会增长的攫取对象，这从工业投资需要赚取利润来看无可非议。可是，这只是一种独白，其独白性质在于:首先，它在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中只是看到了人的需求的一环，而没有考虑自然的承受力，这样的认识和后来的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结果有着相关性。其次，在人和人之间，它只把某种认识角度看到的景观作为“真理”加以表述，而其实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可以或者可能看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景观，因此，这样的认识就把某种片面的认识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独白的话语只有一个绝对化了的主体，而人在行动中其实有着多种看待问题的视角。譬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从所采取的行动的有效性来说没有什么不可，它之所以成为不可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缺乏操作性，而在于它是一种一次性行为，如果考虑到今后收益的话，就必须断然拒绝这种方案。

对于对话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文艺学学科的立场来看，无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思想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巴赫金认为，对话才是意义的呈现，这种对话制造出意义的多方面性。他说:“须知，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视野里，都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互矛盾的真理，不是一条、而是几条分开的意识形态途径。”^[39]相互矛盾的真理不是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就可以全面地观察到的，也不是一种单一的话语就可以全面地加以表述的，它需要一种在对话中得以凸显的契机。至于哈贝马斯，他则在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和理性的关联性上进行了思考，他看到，现代社会的建立的确有一种理性原则。譬如对于数字管理的运用，在物的方面考虑到效率，在人的方面则可能是量才录用，这与前工业革命时代，物的方面的知识根据习惯，而人的方面则依据一个人的出身进行规定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这样一种理性，也就是自尼采以来的哲学所批评的那种人的物化的滥觞，在生产的合理性过程中，背后则是人的目的性的消解。在哈贝马斯理论中，没有哪一个个人或者团体可以正当地独自宣称自己就是理性的代表，真正的理性应该是在一个场域之中体现的，它是一种公共的对话空间。在这种对话中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而该共识才是理性原则的体现，就是说理性实际上是在交往对话的过程中展现的。在此角度上，哈贝马斯注重现实生活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像作为哲学家前辈的康德那样注重先验世界，他指认生活的知识是“一种深层的非主题化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40]。在生活世界中，发话人、听者共同参与所涉及的题域，不同人士会有各自对问题的看待和理解，他们都是主体而不只是其中某方作为一个单一的主体。

这种对话的思想和立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这一意义体现在几个不同的维度上。

首先，中国文论和外国文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再也不能盲目地、闭关锁国式地进行学科工作。这一转变在新时期以来虽然也还有若干不足，但是基本已经做到了。可是另外一面，我们今天在学习引进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缺乏源自自身的问题意识，像欧美文论家对于商业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展开了一些抨击，那么，这样的批评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其实是需要加以论证的，在跟进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对身边的现实缺乏应有的反应，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这是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畸形。

其次，当代的中国文论和中国古代的、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关系。本来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古代对当今产生影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中国当代的文论其实是西学东渐的学科新趋势的产物，从它对概念系统的专注，以及所关注问题包括影视艺术、文学的分析性质的思路等，都无不是西方的学问特征，传统的中国文论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博物馆性质的对象。在学科领域中，真正的意见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其价值，而在于这种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得到承认，即它在今天算是一种“文物”，还是一种可以发挥现实作用的学科资源？这里就有一个今天的理论问题与传统的文论的对话，这种对话当然不会采取面对面交谈的方式，因为有时间跨度上的鸿沟，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在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字里行间寻觅到对今天可能有启发价值的东西，而这种启发性其实在言说者那里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意识，而是一种当代的发现。所谓对话，就是当代人通过古代的材料，灌注今天的意识；反之也可以是今天人们的困惑，通过古代的某种解答方案来得到替代性的解决或解释。

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西方文化之中的literature是晚近二百年来才具有“文学”的含义。^[41]这样看来，当我们说文学时，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和古代的设定并不是一回事；同样道理，中国的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也并非完全同质，当这些本来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在今天被纳入到同一系列看待时，就需要有一个渠道加以沟通。而当前有些文学理论往往把今天对于文学的理解作为文学的通律，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的文学，也对于今后的文学与文学观念的可能变化失去了敏感，只以一种固定的，甚至僵化的眼光来面对文学。这样的理论也许在逻辑层面显得完备，但是，这样的完备实际上是以牺牲现实本身的真实性作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因而，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要求古代，不能以某种文化意识基础上的关于文学的认识作为文学的普泛观念；同时，也不能以今天的观念不合乎古代的认识就作为今天的理论出现了偏差的口实。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把古与今、中与外的不同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置于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使之进行一个比较对话，而这种对话基础上的文学的理论才是达成文学观念的普世有效性的基础。

三、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生长点

异质性，指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性。但是，异质性还不能停留在这样简单的理解上，因为事物之间的差异总是在相互关系中定位的。如果某一事物因为不同于其他事物而体现出了异质性的话，那么作为参照物的另外的事物也就有以此作为参照的、相应的不同特性，可是，原先的那个被参照的事物本身则并不被作为异质性的事物来看待。所以，异质性实际上是一种在主流话语形成之后，对那些未能够进入到主流地位的话语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异质性和边缘性有着相近关系。我们从事文学的研究，就希望获得比较大的反响，这种反响即使不是千古定论，也要成为一家之说，能够得到主流地位的话语的认可。既然这样，把异质性作为学科的生长点就需要论证。

对某些人来说，他追求成功其实意味着希望进入到主流话语系统，而异质性或者属于失败，或者至少也是另类，距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有一段距离。人需要占据话语的权力，而进入到话语系统有一套相应的规则。人遭到话语的贬斥时，话语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力量；而人得到话语的接纳时，也受到话语的规约。这样一种评价关系，小到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基本上可以适用。福柯曾经这样说过:“一方面如果谁做的陈述不能被话语接受，谁就会遭到排斥，被逐出话语圈子之外；另一方面，如果谁在话语中，谁就必须运用某种话语，把它当作‘忠于某一阶级、某一社会阶层、某一民族、某一利益……的标志／表现和手段’。”^[42]福柯这样的观点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从权力的关系上来看待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他也因此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从权力角度看，进入到了主流话语算是一种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也是一种约束，是对于思想的约束，这同成功的初衷是悖逆的。反之，边缘地位往往意味着没有话语权，重大问题上处于失声的境地，但是这种失声只是因为缺乏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扬声器而显得声音太小，并不是没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也不是缺乏对于问题进行思考的鹦鹉学舌。更重要的在于，边缘地位也意味着可以站在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新颖的视角。这样一种认识意味着一种方法论意义的转换。在西方思想中，从笛卡儿到黑格尔，都采取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这种中心立场认为，只要抓住了事物的核心的部分，那么事物的其他方面就可以逻辑地推断出来，因此对于中心的认识就代表了对于事物总体的认识，甚至也就是对事物的终极的认识。而在自然科学尤其是20世纪的物理学的领域，则通过量子力学的有关理论发现，由事物某一特性推导出它全部表现的认识是一种改装了的宿命论。事物可以逻辑地推断的情况不过属于一种在某一经验值中的特例，一旦超出了特定范围，则逻辑规则就会失效，需要重新修正。从更大的范围看，则事物的变化关系更应该理解为概率，就是说，某一状况可能引发其他的后继状况，但是这只能表述为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实现的程度则有不同，如此而已。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意义受到挑战的同时，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登场了。解构的方法，从结构的边缘处入手，通过拆解结构，达成破坏原先结构所拥有的结构性的意义。譬如一部机械，每一零件都担当着某一功能，如果其中一个零件破损，那么整个机械就可能发生故障，在这样的情况下，破损零件的重要性被凸现出来；可是，在机械故障中显示出重要性的零件，并不等于该零件在这个机械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次要部位的零件，如果发生故障也会威胁整个机械的运行。当故障这一特殊事件发生时，就已经打乱了机械的秩序，因此，这时某一零件如何重要，就不是零件在机械本身的重要性的表现了。解构主义相当于对这种故障状态的表达和分析，它把原先的结构体现的秩序完全打乱，代之以一种新的秩序，于是，原先结构的意义就被新的结构的意义所取代了。

回到异质性的话题，那么，在最近过去的一百多年，文学理论学科的兴起是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达成的。换句话说，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的理论的表达的话，则这种文学理论是以欧洲地区的文学作为参照的，而欧洲以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的文学并没有被考虑。如果单纯承认当今普遍使用的文学理论是基于欧洲文学的经验事实的话，那么问题就可以澄清，即它的对应范围是特定的，而不是体系本身所表达的那种普遍性。在近代以前，这样的相互区别就采取了各自保留一套言说的方式，而在近代以后尤其在进入现代阶段以后，随着学科的普泛化，随着现代大学教育在各国各民族地区的推行，原先各自为尊的学科就逐渐被纳入到欧洲文化的系统，文学理论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这种学科的统一性面对文学实际上的多样性时，就有削足适履之感，至少对于非欧洲文化的文学而言并不都是那么贴切。美国学者杰·吉列斯比在概述前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迈纳的观点时说:“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几个文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在某些体系中被奉若神明的诗学观念在其他体系中根本未被提及……自亚里士多德至德里达以降的西方文学和文化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43]对于“并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共识，应该说从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角度看，人文现象的确就是和该社会的文化结合起来的；联系到一定文化来理解文学、研究文学，那就应该认识到各种文学之间确实有波普尔那种意义的“不可通约性”，即各种说法之间不是一个层面的，没有相互对话的基础，如果把其中某一种言说作为通行的理论体系，就必然忽略掉其他理论类型的存在。

异质性这样一个立场其实并不是要回复到文学理论各自一家的状况，不是说还要在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化区域中重新启用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学科的、至少不再作为一种面对当前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而是说，目前已经通行的文学理论，由于它忽略了欧洲以外的文学的存在，因此在理论的概括和表述中，一旦接触到非欧美的文学现象就缺乏某种针对性；反之，这样的文学理论本身的普适性意义也大打折扣。异质性的立场，要求已经形成了的文学理论，时刻把一些地区性的文化所折射出来的文学状况，作为一种质疑提交给文学理论，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既有文学理论已经概括的对象的情况。而这样一种做法在对文学理论有着挑战性质的同时，其实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生机或者契机。

对于当今的文学理论来说，已经有了而且还会不断出现新的挑战性的课题，譬如，在传统社会，文学被视为远离一般经济活动的领域。可是当今文化的产业化浪潮下，文学也可以成为一种产业，而且可能是效益很好的产业部门。如湖南省凤凰县，作为沈从文故乡，沈从文故居就成为当地旅游产业的一大热点，在故居中也可以顺带销售《沈从文全集》等作品。如果不是沈从文当年在作品中有对凤凰如诗如画般的描写，则今天的游人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在文学产业化了的新状况下，传统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或者当成一种单纯审美的象牙塔似的领域，或者当成教化工具，而和经营性的活动划分了比较严格的界限；而今天的文化研究的套路则把这些本来不属于文学研究的内容囊括了进去，则原先文学研究的范围就有所扩展了，文学研究可能面对的危机也就得以化解。由此看来，这里异质性问题的提出，其实也就是，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条件下，文学理论确实应该对言说的有效性问题进行积极回应。只有边缘地位的文化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才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也就是说，文化的全球化不能只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覆盖全球，而是全球各种文化通过积极对话，寻求一种可以相互通约、相互理解的基础之后，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达成文化多样性并存的丰富和健康。对于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来说，标举自身不同于主导文化的异质性，则是对话得以进行的基础。

四、寻求中国当代文论内在关键词的意义

以上分别从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三种不同的重要概念，对当今中国文论体系的关键词进行梳理和说明。现在我们想对这一梳理进行反思，即探析这种梳理的学科意义。

首先，某一理论的关键词是该理论最核心、最重要思想的一种体现。在《哲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的纽结。”^[44]范畴是最基本的理论的概念，也就是关键词。通过这种关键词，它把某种体系最主要的思想承载下来加以表达；而研究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对该关键词的梳理，达成把握该体系的效果。

其次，这种关键词具有时间意义，正如人在不同年龄层次有不同的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基本差异，那么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体现出了所在时代主要的、基本的和核心层面的意识。钱理群说:“翻阅‘五四’时期的报纸期刊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五四’时期‘人’所特具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世界、宇宙）意识。”^[45]这里关键在于，“人”在中国汉字中很早就已经出现，可是当初的“人”，是从群体本位来获得定位的，这里的群体在自然框架中是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放大，则是一国框架中的君臣、官民的关系，还可以是这两者的结合体。诸如家族同属关系中，族长由本家族位高望重的人担任，在权力关系上他是上级，同时他往往也就是血缘关系上的长者；另外，本来并无多少血缘关系的地方官员，也自称为某地的父母官，这样就把当地被他所管辖的人看成了“子民”，于是本来只是国家意义的上下关系被挪入到血缘意义来认识了。回望“五四”时期的“人”的思想，其中突出特点，就是把“人”从群体中获得定位，移换到了人本身就具有的意义，而群体是因为“人”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立场的转换。因此可以说，通过作为关键词的“人”，我们看到了“五四”时期最基本的思想路径。

最后，关键词荷载了最核心的思想概念，这种关键词，可以作为某种思想和体系的出发点和坐标。丹尼尔·贝尔提出过理论系统中轴原理的思想，他认为中轴原理是了解一种思想体系的基本坐标，他指出:

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都在它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中民主思想传播的中轴原理。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对雷蒙德·阿伦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46]

他在这里说到的中轴原理其实就是以关键词来承担的，了解中轴原理就必须通过关键词的门径，而把握关键词实际上也就是掌握该理论系统的中轴原理。我们认为，20世纪以来，一个多世纪的现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五四”时期强调启蒙，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则强调救亡图存，延安时期开创的革命文论的传统则强调党的思想作为工农兵文艺的核心，强化对于整个文艺活动的指导作用，等等。如果只是着眼于这些不同时期自身状况，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断裂的、缺乏连贯和系统发展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反之，从现代性的追求入手，我们就会看到不同时期实际上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现代性追求的体认。曾经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延安时期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整风运动的困惑，一方面，对整风运动那种统一思想的做法和启蒙运动强调个人思想独立性的路径相左，感到苦闷；另一方面，感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有一个强力的领袖来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则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于是在这种矛盾中，他们接受了政治的现实。这样，所谓“革命”的诉求也可以在现代性诉求中得到呼应。至于救亡图存等比较具体化的目标，则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它和现代性在中国语境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现代性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在中国除了时间概念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个空间观念，即当年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习西洋之利器以治夷成为一种共识，而学习西洋和民族救亡的吁求本来是一体的。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隐含的核心关键词的话，那么由于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原发的而是继发的，并且即使继发也举步维艰，在这里就有一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作为先决条件，中国的现代性需要考虑如何建设的问题。在逻辑层面看，这样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之下的层次，可是基于差异而提出的对话诉求，构成了一百多年来贯穿至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导线索。不同思想阵营展开的激烈交锋和论争，以及文学表达上的各自不同表现，构成了百年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样一种文学的面貌还有两方面凭借的资源:一方面，文学所关联到的社会的思潮、不同利益集团的文化表达、涉及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审美倾向等实际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现代西方文论批评本身的变化，如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思想，以及反叛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文论与批评等，都成为中国文学在走向现代性过程的重要参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话”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诉求。对话性作为关键词，可以体现当前中国文学的社会层面和学理层面的深厚蕴含。它成为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再进一步看，在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层面下需要有对话，需要强调对话性的参与，这里的“对话”含义需要进行界定。简单说来，它不是两个相等的对手之间的磋商，不是师友之间的探讨，也不是简单的敌对关系之间的辩驳，它其实是现代性路径下现代性的后发地区向先进地区自觉靠拢的过程，它学习对方的同时，也需要有甄别，需要有一个自身的定位的问题。这种定位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必要的:对先进地区言，后发地区已经没有先进地区的那种时间的优势，即有些生产项目在某一时期代表了先进，可是以后则属于被淘汰的；而反之，后发地区一些当时并无实际价值的资源，则是先进地区已经开发出来的生产原料，需要后发地区给予提供，因此先进地区有对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后发地区的一体化的要求。而对后发地区来说，则他们在进行早先已经由先进地区做过的一些项目时，因为已经有了前面的经验，就不需要再完全自行探索，采取跟进策略有时更为可行，如日本现代化进程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但是也由于后发地区已经没有早发地区当初的那种环境，所以在跟进中也需要辨认具体情况。在对话中考虑中国自身和欧美现代性先进地区的具体差异，就是所谓异质性的方面。

或许也应该说，文学不是简单的社会状况的传声筒，社会问题并不都是文学问题，文学问题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问题，不能因为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就简单地比附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性。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过去一个时期曾经把文学简化为社会实践，因此对此保持一种警惕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事情总是需要多方面看待，我们也可以说在文学史上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文学研究的套路，完全撇开文学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的性质，只是就文学的修辞技巧等进行研讨，当然不能说这样研讨的过程总结出来的“细读”等方法没有价值，但是撇开了文学的一切社会文化属性之后，这种研讨的局限也是显然的、必然的。而在后来出现的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其实也是对此前做法的一种校正。克里斯蒂娃曾经说:“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具有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他‘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语言和‘元语言’等之间的关系中。”^[47]文学和艺术既然处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中，那么，把这种复杂关系和社会的相关性结合起来思考，始终是有必要、有价值的。就此来看，以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作为梳理文学的基本框架，作为影响文学变革的内在关键词，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