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一话题之前，首先不能回避对以往当代文学史写作观念的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历史转型接点上的重新建构和命名主要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后，王瑶、刘绶松等学者以新民主主义文学观对新文学的性质、发生、发展以及作品评价做了充分意识形态性质的定评；“文革”以后研究者们在“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张下，以“个性”、“主体”、“现代化”等文学观念力图恢复文学的独立本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纯文学”作为一种争取个性、自我、人性、自由、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成为了作家张扬美学精神的文学旗帜和写作实践，也是文学史写作中核心的叙史线索。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纯文学”或以文本的审美品格为中心的文学性在文学史的述史模式中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如果以“纯文学”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的话，我们发现“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以至从20年代末开始的左翼文学思潮基本上成为了文学研究的空白与断裂的存在。我们无法将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或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历史发展纳入人为认定的“纯文学”的述史框架之中。尤其是“到了90年代，当然也因为内在的各种矛盾的暴露，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的文学受到了权力和资本这两者的影响，而且这权力和资本又是和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对文学，对整个思想，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的压力”。^[23]

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在“纯文学”作为叙述历史的策略的文学史观走向终结之后，为文学史研究找到一种具有阐释有效性的应对策略，并且发现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呢？让一元论的叙述所遮蔽的历史重新得到认识，让边缘的历史记忆重新闪亮，让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链条重新连接，从而弥合断裂的思想线索，这是一个摆在文学史研究者面前无法跨越的命题。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突出成果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4]从文学生产和文学体制这一外部研究入手，对“当代文学”概念的发生以及文学“一体化”的形成做了独到考察；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25]提出“潜在写作”、“民间”等概念发掘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和边缘化的精神存在。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是以何种工具、何种知识进入文学及其历史的前提和理论预设进行反思。对文学的具体想象和历史实践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关于文学的定义，反过来，对“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也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今天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应该是在总结文学史研究得失和深入考察文学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重新构想述史的模式。必须把眼光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间，放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之下，才能认定哪些部类是“文学”、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历史主义的看法。下面试图通过分析文化研究关于“文学”与“历史”内涵的认识，并且考量这一认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作用与局限性，从而为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概念的审视

文化研究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共同点，在于将文学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文学。不同点在于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问题；两者具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例如前者的思想资源有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主张，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对于文化研究关于“文学”概念的考察有必要追溯到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些思潮。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借“语言论”转向的理论资源极力维护文学独立自主的权威地位，对19世纪以及此前一切将文学视为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论文学观、作家权威论予以抛弃。然而，从60年代开始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导致了“文学性”信仰的普遍衰落。文化研究相信文学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现象，而是一种由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文化现象。在杰姆逊看来，文化的含义包括三个部分，文化是指个性的养成或个人的培养；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的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26]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具有三方面的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指人类理智性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指对人类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27]杰姆逊和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定义的共同点是将对文化的理解与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这一定义为文学研究从文学作品、作家研究走向对于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文学还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托多罗夫认为，文学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如果就话语而言，则能指与所指之间必然具有相对固定的联系。话语作为实际应用中的语言却必定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限定。在一个社会中，话语总会规范化、制度化为一系列不同的话语类型，而这些话语类型就使符号的意义受到了某种强制和约束。托多罗夫将文学非社会的、永恒的规定转变成了社会的、历史的规定。即话语种类既具有语言材料特性，又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特征。^[28]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是某个人主观随意地认为有价值的任何文本。他认为价值标准从来不是主观随意的，它深深地植根于深层的信仰结构中。文学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伊格尔顿主张的文学定义是，“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是一种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29]与托多罗夫一样，伊格尔顿将文学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与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有关的是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看法，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而且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存在”。这样，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为和“实践”。^[30]这样，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包围。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所不在，使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化。真有文学本身的话，这种所谓的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冲突的载体或产物。

上述文化研究理论对文学概念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宽泛解释大大扩展了文学性和文学研究的范围，为国内学者们在建筑、电影、电视、青春亚文化、时装等文本形式背后去揭示意识形态的根源提供了依据，也满足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要求文学研究介入生活实践的愿望。可见，文学研究有向文学他律性回归的趋势。但正如托多罗夫持有诗学将让位于话语理论和话语类型分析的观点，文化研究显然把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性方面。我们的疑问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一定是意识形态性吗？文化研究是否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并不仅仅是或并不是一切话语的实践，至少应该是文学性的话语实践。文化研究从“文学性”的文化含义出发，有利于通过对现象和文学形式的解读发现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利益驱动。尽管研究者力图站在冷静、客观的考察立场，但是终究难免表露不可遮盖的情感、审美和政治判断，无疑具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因而，不由得引人追问:研究者的批判立场何以成立呢？何以保证自己宣示的公允和客观？以“政治正确”的态度登场如何避免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政治性宿命呢？事实上，文化研究者并不讳言自己的批判性、政治性的倾向。我们认为，走出如前所述的偏见的陷阱，出路在于:一是从宏观的角度观照长远的历史阶段中各种批评方法的产生、衍化和相互间的颉颃、融合。从批评的效果去检讨、总结各自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二是对批评者本身所存在的“前理解”状态或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批评的共存生态中进行清理和自我反省。警惕批评主体在偏执一端的同时有可能造成的独断和一叶障目。既然这样，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不能成为一部只有意识形态观念变迁的思想史，我们要挖掘和传承的还有语言、结构、修辞、形象、情感等文学元素背后的诗性和审美情趣。

二、如何看待历史

文学史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把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特殊类型的话语，但他关心的既不是这些特殊话语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也不是如何去整理和寻找那些被证明为是具有真理性的特殊话语的规则，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不考虑话语“对”与“错”或“是”与“非”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变化。他把这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称为“考古方法”（archaeology）。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耳熟能详的实践方式，尤其对于走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研究困境很有价值。

值得反思的是，首先，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有一个潜在的价值指向即力图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真实性的问题。在认识论、本体论、语言论、文化论者的眼里，考察真实的方式和真实所展示的真实性是各个不同的。我们能否只因为强调历史的叙述性、修辞性的话语特点而否认文本之外的现实存在？我们不得不追问:哪些事情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它们具有何种程度上的确定性？王瑶认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31]其次，后来者面对历史时，由于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有利于在实践的过程中吸取一定的经验和教训而具有观察的优势；同时，观察者在认识历史时主观性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观察者所认为的客观历史其实只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而这客观历史所产生的历史主义意识也只是前人的当代意识而已。在时间更替中，前人的这种境况也就是当代的观察者在将来的宿命。如果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语境的话，我们会发现，用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握的批评标准--对前人历史经验的总结--去运用于历史时段的批评实践的话，其可操作性很值得怀疑。正因为“批评不是一种独秉权威的对作品的评断，也不是对作品的俯首贴耳的忠实传达，而是一种同样站在历史地平线上与作品展开的对话。不同境况的批评，所处基点不同，其对话关系和效果就不同”。^[32]由此推论的话，那么，文学史就可以看成是批评者与作品进行对话所形成的历史。“文学批评不是直接面对本文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看待为不断被阅读的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去理解它，或者--如果本文是刚出现的话--通过由承袭下来的阐释传统所发展出来的阅读习惯和类别。”^[33]既然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包含着“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与“阐释传统所发展出来的阅读习惯和类别”，那么，一定历史时期诞生的文学史也就具有了自身的历史性。努力构建一种恒定的叙史框架和批评标准注定会是徒劳的，文学史的终极意义在于文学史序列产生的互文性。所以，我们只能在一定历史语境里通过批评与作品的对话关系、影响效果去寻找历史发展可能的积极性因素。还有，历史的发展是由过去走向现在的时间过程，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在带着历史发展结果的前提下由现在回溯过去。而对于历史发展的结果的认识是带有某种主观构想的成分的，我们往往很容易把现实逻辑发展的合理性看成历史的唯一结局，而忽视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结局的多种可能性。

以上分析了文化研究关于“文学”与“历史”内涵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作用与局限性，下面试图从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点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思路。

三、文化诗学视角: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尝试

文学史研究中引入文化视角绝非简单否定基于审美本质的文学性的研究方式，两者只是出于各自不同、不可偏废的观察角度。文学史写作有三个着眼点，即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创作主体作家以及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考察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诸因素中的“文化”这一环节，从而抓住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中介物。可以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整合“纯文学”与文化研究这两种方法，从而避免其偏颇之处。“文化诗学”既是诗学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又是文化的，把文学看做是文化的一种，并且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

后现代时代里，“文化扩张了，其中美学冲破了艺术品的狭窄框架，艺术的对象（即构成艺术的内容）消失在世界里了。有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是这样的:世界变得审美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成艺术品了，艺术被哲学取代了……在后现代的世界里，似乎有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主体性突然都说起话来，他们都要求平等。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体艺术家的个体创作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艺术成为众人参与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毕加索”。^[34]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文学现象、文化事件、媒介与文学的结合而产生的大量的跨媒介文学，如广播文学、电视散文、音乐电视、网络文学，等等，这些变动吁请文学性范式的转换。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对王朔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现象、崔健的摇滚乐反映的精神现象进行了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为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解读提供了多维度、多层面的可能性。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文化理论、大众传媒理论，等等。研究的途径也不仅仅是揭示文本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每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形态，可以发现其中的美学韵味和诗性价值。何况，对于意识形态复杂内涵的揭示，目的在于发现制约着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诗意和美学光辉的压制性机制与因素。因此，文化诗学的“文化”和“诗学”本不应该分裂开来。

有些学者将张承志、张炜与王朔等分别作为精英化写作与大众文化写作的典型个案看待，从而描述出20世纪90年代二水分流、二元对立的文学生态。而这样的评价标准在金庸和金庸现象面前却难免失效。先锋写作、商业写作、私人写作、主流写作、边缘写作等文学类型共同制造着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观。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至今，“纯文学”的纯粹化追求内部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马原、余华、阎连科、阿来、韩东、朱文等都是各呈异彩。特别在写作风格上，90年代的写作形成与80年代不同的特色，成为新的文学景观。我们很难用“纯文学”这样的说法概括和评价他们在八九十年代这20年中写作的丰富性，特别是文学追求和写作风格上的种种复杂的变化。

文学史写作应该以作品为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根本立足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文学自身流变，以及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他律性因素，整合进大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精神历程。对文学效果的考察其实可以纳入文学精神史的梳理之中。文化研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一种策略而不是去彻底颠覆过去以审美品格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语言修辞、文体风格、美感体验、诗性超越依然是使文学代代相传、保持生机的魅力特征。因此，我们通过检讨前人文学史研究成败经验，去重新建构一个文学史的述史框架的可能性角度，从文化诗学角度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走出困境从而焕发生命力的思路和策略。

【注释】

[1]参见张荣翼:《文学与文化语境》，载《平顶山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6年第2期。

[2]元叙事可以理解为叙事的框架、前提。譬如，在前哥白尼时代，人们白天看见太阳东升西落，自然地理解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里体现的人和太阳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一回事；而哥白尼时代之后，就是地球自转作为理解的基础，而且黑夜即使没有看见太阳，也仍然有这种关系存在。还可以这样看待，所谓买卖公平，就有利益交换关系作为合法性基础，否则就无所谓公平。利益交换关系是公平原则的元叙事。

[3]B．Rosenberg，D．M．White，ed．Mass Cul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61．

[4]以上六种分类可参见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词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在编撰该词典时还没有电脑网络的传播，那么今天也许应该加上电脑网络，就是七种大众传播方式了。以上几种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加以进一步细分，书籍、报纸和刊物是冷媒介，而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必须依靠电能，是热媒介。

[5]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6]叶维廉:《比较诗学》，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22页。

[7]曹顺庆:《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8]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9]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0]钱玄同:《尝试集序》，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1]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314页。

[12]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见《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13]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4]［俄］巴赫金:《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转引自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15]［俄］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3页。

[16]［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1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115页。

[18]张荣翼:《铸造·烛照·逐潮·触骚--论文学创作的四种意识》，载《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德］曼纽什:《怀疑论集美学》，古城里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21]［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页。

[22]［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23]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此文是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7]［英］Raymond Will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Penguin，1961．p．57．

[28]［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9]［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30]［法］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32]张荣翼:《不断历史化--文学批评的历史因素》，载《学术交流》1999年第1期。

[33]F．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London:Routledge，1980．p．12．

[34]［美］詹明信、张敦敏:《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张敦敏译，载《读书》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