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时期的文学，我们的研究可以在“回顾”既往视点下来看待，使之成为当代文学史的候补材料，也可以在瞄准当下问题的基础上，作为对未来文学走向、研究趋势的“前瞻”来看待，使文学研究针对现状做出调整。以下提出当代文学研究中新的问题，或者是先前虽已面对，但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或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作为我们进行“前瞻”时的重要方面。

一、作者写作方式及状态

作者写作是文学生产的第一环节。作者写作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要求与特性，如在原始的口头文学时代，作者写作可能更多是即兴的或是巫觋仪式的一个方面，作者处于“无名”状态。在中国科举制选拔官吏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写作除了可以抒发胸臆、在言路不畅时作为个人建言的方式之外，也成为展示个人才华与见识的重要方式，甚至可能带来个人生活命运的根本改变。唐代李白屡试不第，但因诗才而获得了翰林身份。根据近代以来的出版制度，作者可以用文稿来换取稿酬，它给文人写作带来了重大影响，如长篇和短篇小说在美国的不同命运就是这一影响的直接后果。当前，作者写作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电脑写作，由于电脑写作是以屏显方式呈现，它没有纸笔运作时那种“白纸黑字”的厚重感，写作的构词不同于手写那样单个字的叠加，而更多地是以“联想”方式，在电脑程序中逐词推出，电脑的联想框定了作者的联想，在用词上较多地产生规范化、普遍化的趋向，而减少了作者的个性化色彩。这种非个性化的文字表达，同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创新要求有一定的冲突。

作者写作还面临着体制化、数字化状态的规约，它较多地体现为以量化方式来评定作者的创作业绩，并以此来提供作者的名声、职称、收入等方面的待遇。这种体制化、数字化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要求。^[16]如参加中国作协的低限标准是出版过两本书，衡定一位作家创作水准的人事管理的要求是，拿过多少和什么级别的奖项，社会看待一位作家的知名度和影响是，追问该作者的作品销量，以及作品是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当代社会有着比以前丰富得多的信息，要让人们对一位作者做出公允、客观的把握，采用这些量化评定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这种体制化状态中，作者对艺术的美学品位、思想深度、艺术手段上的思考与追求，就让位给了外在的评价指标，使作者追求当下的声誉而不是向文学史负责，当下的考虑压倒了长远的目标。作者写作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文学与新闻、娱乐的关系。在新闻方面，当代人愈益关注当下生活的美学反映，其重要原因在于，当代生活呈现出快节奏的变化，而该变化一步步地摧毁了旧的生活内容与方式，如高层住宅取代大杂院的居住格局，重新建构了邻里关系；空调机进入家庭，彻底取消了夏季纳凉的休闲方式；电视机的普及，使家庭成员间的交谈零碎化、片断化，促膝长谈式的交心明显减少。在这些变化下，人们可能出现一种文化上的眩晕感，希望看到当下生活的艺术描写，使自己保持对生活个人化的静思。同时，在新闻报道中，有一些内容从新闻检查角度来看是较敏感的问题，而对这些新闻做出深度分析的报告文学，或者以小说、杂文形式来加以改写，则不属于新闻检查的内容，当它们出版发行时，往往引起读者较普遍的关注。文学阅读的“求美”的心理与新闻阅读中“求真”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这在过去至少在文学史意义上的过去时段几乎没有出现过。文学阅读还涉及与娱乐关系的梳理。虽然娱乐与文学的关系是老话题，如墨子“非乐”，贺拉斯提倡“寓教于乐”等，可是今天的问题在于，文学更多进入到市场。对于市场而言，只有将文学定位在“娱乐”上才有眼前较好的经济收益；另外，今天的文学名著已有很多改编为影视作品，相对于原著来说，这些改编之作有更大的通俗性、娱乐性，这在实效上相当于对原著做了娱乐性的阐释，娱乐性的生产要求对新的文学写作和阅读有着导向作用。

二、文学传播的问题

文学传播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与文论研究中受到了一些漠视，人们更多看到作者与读者两极，却将连结这两极的中介环节疏忽了。其实，哪怕在古代，传播同样对文学状况有很大影响。如白居易写诗自觉地将其分为讽谕诗和闲适诗，前者作为自己发表谏言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身任左拾遗时，成为他的工作职责的内容；而后者则是自己以诗会友、抒发个人情愫的途径。两者写作目的、传播渠道的不同，使作者对文学的态度和操作方式产生了很大区别。

在当前的文学传播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至今也没有一种规范化、学科化的总结与概说。如果仅仅以作品在网络上出现来定义，则一些普通出版物上的作品也完全可以在网络上传播，这就难以界定网络文学的特性；如果以在网络上首发或仅仅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来定性，则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在艺术特性上的不同又难以界定。实际上以媒体来界定文学有一些问题，正如很难以报纸文学、杂志文学来对文学加以界定一样，往往不能触及文学的深层内涵。但是，笔者还是想指出，因以纸张为载体的文学出版物有编辑审稿制，其出版物获得了某种认可，编辑的意见就有该学科、该领域对相关表达的水平认定，而网络文学无相关的编辑责任，就使文学的表达没有那种高于普通读者的优势地位。毋宁说，网络文学的表达以电子技术作为依托，重新恢复了口头文学那种创作与阅读之间相对的平等性，作者要对读者加以指点的基础，即作者高于常人的假定，在网络文学的创作-接受关系中被消解了。每则网络文学作品的文末往往还加有读者评论的空栏，这就更加深了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平等性，在可能条件下，作者与读者可以就作品的表述在网上展开讨论。在传播途径上，还涉及文学声誉评定、文学评价上的变化。以前人们可以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预期，也可以有“曲高和寡”的自诩。而在今天，单纯靠贬损读者已不太能够行得通。首先，读者群的文化教育水平已比古代、近代有普遍提高。在古代，文化水平高者可以用“文人”来统称，而在今天还可以有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员等，他们并不是“文人”的一个类型，但他们也具有文化上的评判能力与资格，仅由文人们来评说是否“曲高”已难以通行。其次，当今已进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阶段，原先单纯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必须要依托市场，才可能有正常生长的外部环境。在这市场和产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广大的文学读者是文学的消费者，是最终意义上的投资人，不理会他们的艺术要求和愿望，文学运作就会陷入泥沼。在这种文学评价秩序趋于民主化的进程中，也滋生了一种过度民主化或曰无序的状态，即伴随着文学评价秩序的转轨，原先所尊奉的权威与规则失效了，而新规则与权威又没有建立，于是文学评价就可能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在这时，市场占有率的统计数字就成为一种可以用量化方式来表达，从而具有新型权威的言说，实际上文学书籍的销售排行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通过它的宣传，又进一步拉动了畅销势头，并使得它俨然成为文学价值的衡量指标。另外，在媒介的传播上也有重要作用，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只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那么文学就是用文字和语言作为表达的基本材料，它可以在思想深度的诉求上达到效果，但难以在当今这个图像化时代产生重大而普遍的影响。丹尼尔·贝尔指出:

……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视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微妙的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17]

丹尼尔·贝尔是就20世纪之初出现的技术来做的总结，因而没有将电视作为自己要讲述的对象，那么，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电视后来居上，有压过电影影响的趋势。影视艺术与媒介在传播上的巨大优势，除了直接影响受众覆盖面、作品知名度等基本方面外，还涉及对文学声誉的影响。往往是，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这位作家才算跨进了知名作家的门槛，而影视媒介对作品的要求是不同于语言艺术那种对语言的要求的，它会反过来对作家的文本写作产生影响力。在此境况下，媒介的导向成为比专家评价更权威性的因素。

三、文学接受与影响

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姚斯与伊瑟尔等人提出了“接受美学”的理论，在此之后，对于文学接受的重视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趋向。

从文学接受方面来看，当前市场经济与交往领域的商品化趋势，对于文学接受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影响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认识，笔者在此主要考虑的是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变化，曾在一篇论文中将作者意识分成四类:铸造、烛照、逐潮和触骚。^[18]铸造即作者把自己定位于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位置，它是古希腊就有的意识，体现了一种话语霸权在文学领域的实现；烛照则是将作者定位在先行者位置上，他充当着人们心智生活的向导，这大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主导意识；逐潮是追逐潮流，指的是作者已丧失了自主目标，必须在竞争中随时注意攀登制高点，这是近一两百年来随着产业化在文学领域的推行，产业领域的创新意识在文学的体现或畸变；最后是触骚，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古代，但其全面泛滥是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在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并且文学的商品化成为文学的一种普遍趋向之后，文学成为一种提供给读者的替代式性服务，满足读者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在这变化中，后一时段并不完全排斥前一时段的文学类型，但已将其置放在“古董”位置，不成为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的主流。应该说，在中国近些年来的文学中，这四种类型都已出现过，那么如何来看待和评价，在理论层次上如何进行梳理，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有一种系统的眼光。

在文学接受与影响上，如果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在群体或曰整体关系上产生作用，这就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五四发端的，它直接以西方文学作为借鉴的对象。相对而言，当时的文学革命虽以西方文学作为学习对象，但是中国也处于工业化革命浪潮的门槛，也有与法国大革命等社会状况相似的社会背景，因此也可以说它同中国的现实状况吻合。而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先锋文学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作为学习对象，在表现手法乃至文学观念上都有其痕迹，但其产生背景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背景有根本差异。在西方，现代派对高度工业化后的社会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是在理性统治已全面树立权威，并反过来造成对人感性经验的压制、攫取之后的反抗，是在个人自由状况下生活目标的失落而伴生的虚无感。而在中国，则恰恰需要加快工业化、加强理性精神，先锋文学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就值得存疑。再进一步看，拉美文学在受西方文学影响后，推出了结合自己本土文化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并产生了国际声誉。那么，以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作为基础，中国又能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新的开拓，或至少做出一些什么努力呢？

四、当代文学史的框架梳理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0年历程，对这一历程有许多问题值得加以反思。纵向上，它在时段划分上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即一时代的文学分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自省，随时间推移，有理由检视以前分期的合理性。横向上，目前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仅限于对大陆文学的论说，其实只是共和国文学史，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则应将港、澳、台地区的文学都涵括进来，特别是对港、澳回归前后应如何区别把握，这应是理论上加以辨析的问题。

当代文学史涉及与中国大陆之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当代文学只是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是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19]在这里，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总体概念，它是开放性的，即对象本身向外来文化开放，在研究过程中它也向各种研究方法、视点开放，而作为该整体一部分的当代文学则在开放性上明显不够，它同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文化上的共通性，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差异，使得它们明显阻隔。如果说以前是由于文化上政治上缺乏交流，使阻隔成为一种现实的话，那么，随着港、澳回归，随着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增强，随着全球化在世界推行而引发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增强，都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这种局限。另外，就当代文学内部而言，由于中国是50多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因此当代文学除了汉语文学外，也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他们或者用自己所属的民族语言来写作；或者作者在受教育过程中对汉语文化已相当熟悉，用汉语写作更为方便且能有更大的读者群，因此采用了汉语来写作，但在内心体验上有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淀。这种传统意义上只局限于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它与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以及当代文学内部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的审视，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在全球化的压力下，非主流的文学要想表达自己的声音，只能在全球共通性的前提下也强调民族性、地域性，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不是采取这一方法和态度，那么当我们面对强势状态下的欧美文学时，也就缺乏以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来加以辩解的底气与可行性。

在当代文学史的梳理中，还涉及时段划分时的参照依据问题。一般的，文学史应以重大事件或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现象来作为分时段研究的依据。中国当代文学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时段划分。那么，在以往的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这些事件成为文学史划分的界标，在文学史叙述中，是“开创了”或“导致了”文学状况的最重要的条件。应该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而言，这也确实是实情，但是以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段依据可以凸现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当代作家缺乏文学上的自主意识，他们听命于外在的事件来调整自己的创作，那么这种状况下的文学要想达到很高的水准，要想奠定一种国际声誉是难以想象的。第二，从外在于文学的政治事件来确定文学史的分期，也许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文学变化的社会动因，但难以揭示文学的内部动因，而一门学科的历史要区别于社会史、政治史，更主要地应从内部动因来进行发掘。第三，文学本身是一个综合系统，它涉及全部的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状况，还同社会的物质存在层面的经济基础有着关联。在当代条件下，还同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有关，在这综合系统中只强调政治的影响，就具有片面性。

那么，如果我们能对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或时段划分有这种基本认识，就可以把一些有较大意义的当代文学的作品或“事件”作为时段划分的重要参照，它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新时期有很大影响的“朦胧诗”，其实并非在新时期才产生，它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这种当代文学中与主流文化不合拍的文学，在政治评价上或文艺管理部门如何看待也许还应慎重，但在学术上对其产生后的影响、价值视而不见，那就是学术麻木和对文学史不负责任。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股“寻根文学”的文学潮流，在当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批创作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它在当代文学中首次提出了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在强调了多年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艺术技巧对创作的重要性之后，寻根派作家们将文化提到了文学创作根基的地位上，具有文化转型的重要性。第三，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它对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做出了反思，这里触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国际交往的大环境中，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与立足本土现实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五、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整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以作家、作品、流派、社团、思潮作为主要方面，在这一工作中有一个文论参与的问题。如果评论者仅采用已经成熟的教科书的理论，那么，评论见解不过是用新材料来印证旧观点，难以产生新意。如果评论者也根据对象的特殊性，在理论运用上吸收一些新方法、视点，则可能更多地揭示一些新作的创新性；而对这种创新因素的总结，反过来就应该成为新的文学理论产生的契机。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那么创作与批评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生长的催化剂。当然，情况也许并不是理论与实践二者间关系就可以完全涵盖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生长而言，它往往要受惠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若干方面，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中，有时也并不是文学理论针对现象提出了新见，而是由于其他理论对文学实践在内的若干社会问题有了一种新的理论描述，而文学理论不过将其吸收到了自己的体系之内。尽管如此，文学理论还是应有关于新的文学现象的自省。德国批评家曼纽什指出:“一般说来，艺术和文学理论本质上说都是批评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英语中，‘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两个字眼是可以互换的或通用的。”^[20]由这种相通性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第一线的批评，则理论可能显得空泛；在具体操作上，批评如果不能上升到理论层次，对现象做出深入的阐述，则批评可能沦为空疏，西方文论与批评的相通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中国传统文论上有类似状况，许多重要的观点是从诗话、信札中来，它们也就是文论与批评的糅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种缺乏有机融合的状况却有着普遍性。关键在于，当代文学在现象上有着丰富性，而对它进行研究的理论则大多呈现为单一性；创作上有着新颖的问题提出来，却没有新理论系统来予以吸纳。

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作品评论应加强文学史眼光和文学理论的力度。回顾这几十年来的具体评论，常常可以见到一些批评家对作品有很高评价，但时过境迁后，没有多少作品能够留存在人们心中，不具备文学史的研讨价值；当作品被人淡忘时，围绕着该作品的批评也同样归于湮没。同时，对比一下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作为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就提出了诸如文学典型是“熟悉的陌生人”；俄罗斯一些重要著作的典型人物是“多余的人”，即他们身为俄罗斯的上层阶级的人士，却对于可能触动自己利益的社会改革持以赞同态度，但在进行实际改革的过程，他们又对于社会难有什么作为，这样他们就是社会变革过程中既非动力又非阻力的“多余人”，“多余人”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景观，也成为俄罗斯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当西方文论在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只是将人物理解为二者居其一的思维时，俄罗斯人超出了这一限定。“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21]由这种思维的兼容性，俄罗斯批评家看到了现实与文学中更真实的状况。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上的不足已被人一一指陈之时，在批评与研究中的不足也该有一个自省了。

当代文学研究中还应该加深对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认识。如果说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应考虑与各种相关的学科挂钩，以期取得对文学全面了解和更广泛的学科视野的话，那么，在今天就更应加强它与文化学、社会学方面的联系。希利斯·米勒曾撰文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2]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我们当时正“补课”，即了解并实践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向内转”的趋向，注重研究作品的语言、修辞、结构、文体特征等方面。应该说，以前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我们确实缺少对文学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的态度，因而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缺乏必要的探讨，这种“补课”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结合文学的整体特性与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来看，单纯的“内部”研究缺乏对社会相关因素的分析，尤其是中国当代社会处在技术革命与社会转轨这种巨大变革的境况下，没有对文学“外部”关系加以关注的话，文学研究是否可能具有言说的有效性、针对性和深刻性，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当代文学的前瞻性思考，以上是从五个大的方面来做了一些梳理。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更多呈现为对现有问题的研究，淡化了它的前瞻性，这样来做表述更容易显示出它在当下的现实性。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突出前瞻性的角度，将这五个大的方面论及的问题分为十个具有挑战性的论题，它们可能成为未来五到十年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们分别是:

1．作家写作方式、生存方式对创作的主要影响；

2．文学与文学之外的因素，如娱乐性等的相关性；

3．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在文学传播上的重要意义；

4．传媒对文学的评价和导向问题；

5．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冲击与长远影响；

6．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后现代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及其研究；

7．全球化态势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

8．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与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关系；

9．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评述的关系；

10．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的关系。

应该说，这十个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思考空间是很广泛的，深入进去，大可发掘。我们将这些方面都提出来，不过是从“前瞻性”的视野范围来做描述，而对它们的深入思考还有待于今后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