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接受作为文学活动的一个有机环节，一方面，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系统对此问题有了详细的、开创性的阐释；另一方面，文学活动中，人的无意识层面的意义也得到了较多的论述。通过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等理论，无意识作为创作的一种精神来源，尤其受到了创作者的普遍认可。也就是说，以无意识为代表的非理性因素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关注。可是，再进一步看，人们往往只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接受，这里可能有以前对于非理性的歧视性态度在产生作用，即论证文学接受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时，如果不和比较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则至少在论证过程中就可以少一些麻烦。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指出，这种对于文学接受的非理性因素的漠视，已经成为深入理解文学接受的一个障碍，现在应该“理性”地分析“非理性”在文学接受中的重要意义了。

其实，文学接受的非理性并不是说文学接受是无事生非、胡搅蛮缠的过程，而是说，文学接受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文本表达和读者意识之间的一一对应，它作为一种再创造，具体的实现不是可以预期的，不是可以依靠逻辑就能够推导出来的，而逻辑的推导本身属于理性的一个基本属性。当逻辑的推导有力不从心的状况时，我们就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进行思考，要么是我们自身所掌握的逻辑能力不足，要么是这种逻辑在对象面前不适用。那么，逻辑能力至少在其他问题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矛盾，所以理所当然地首先需要考虑逻辑的适用性。

一、理性的盲区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十分崇尚的精神。文艺复兴所开启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高扬理性的历史。这样一部历史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个阶段，人类掌握了语言，通过语言的方式，就可以在符号层面把握现实。这种把握，也可以说是一种组织方式，即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理解现实世界，而语言所描绘的世界本来也就是这样多种层面之一。可是语言的帝国一旦建立之后，就对其表述范围之外的其他的可能形式形成一种排斥。所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之外的也就是思想之外的。这一阶段的变化使得人成为生物世界的优势者。

第二个阶段，人类发明了文字，并且通过文字的记录就可以把个人的经验纳入群体的记忆之中，代代承传。这种群体记忆相当于建立了一种文化的基因，也就是说通过文字记录，前人的经验和思想可以传给后人，不需要后人再重新在最初的基点起步。在生物进化意义上，人类几千年的时间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则使人跨越了很高的台阶，前人的梦想甚至可以在今天变为现实。这一阶段的变化使得人成为生物世界的主宰者。

第三个阶段，在语言、文字表达、记录和传播的基础上，人还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出来。文字的价值还不止是再现现实，关键在于它可以构造现实。人可以通过一定的语言或者其他某种指令要求所豢养的狗做某件事，如行走、双腿站立等，可是狗再聪明也只能在人的规定中行事，而人则是规定的制定者。譬如“假定在教堂里脱帽表示尊敬，它就真的成为礼貌行为的标志”。^[13]人的规定成为人所生活的现实的一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人为的意志越发重要，现在经常看见的虚拟现实，其实就是人为的重要体现。这一阶段的变化使得人成为生物世界的创造者。

通过理性，人达到了远超所有其他生物的发展水平。如果说在宗教领域中，上帝是人类的主宰；那么在现实领域中，人则是其他生物的主宰，人也是自己生活环境、基本条件的主宰。但是理性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一面之外，理性也就可能如语言那样，它也成为一种遮蔽事实的力量。我们以最能够体现理性的哲学的表述来看，也可以见出端倪。罗蒂指出:“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儿和康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14]在这里作为例证来说明问题的恰好就是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笛卡儿，而笛卡儿是以“镜子”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人的认识的，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关系，不只是通俗表达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还是对问题的入思方式。这似乎是矛盾的、奇怪的，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理性就如同一条贪婪的巨蛇，它庞大的胃口把许多东西都吞噬进去，可是，理性不管如何膨胀，始终有明确的界限不可逾越--即哥德尔定律所揭示的，任何系统不能自身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更通俗地说，不能有同义反复。打个形象的比方，蛇有很好的胃口，在拓扑学意义上，“贪心不足蛇吞象”。如果蛇的胃口弹性足够好的话，那么这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可是这样一条蛇无法吞下自己，因为容纳所吞对象的身体，同时不能又成为被容纳的对象。理性可以作为人认识和思考的有力工具，可是对于理性自身，则往往并没有经过多少理性的自我反省。理性可能面临滥施的危险。

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偏见的问题提出了见解，他说:

我们一旦观察社会世界，我们就会把偏见引入我们对这个社会世界的认知之中，这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即为了研究这个社会世界，为了描述它，为了谈论它，我们必须或多或少地从这个社会世界中退出来……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方、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15]

这里就是理性的分析和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理性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对象，而为了达成这个“更好”，就需要屏蔽人的日常感性经验的内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对象脱离了和人接触时的面貌，这种认识或许是客观的，但是，它至少并不全面。桂林山水属于喀斯特地貌，它之所以秀甲天下，是因为桂林山水符合人的审美取向，也就是所谓的风景如画。如果把其中涉及人的因素去掉，那么桂林山水作为喀斯特地貌算是石灰岩溶蚀的体现，某种意义上是水土流失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涉及与人发生一定联系的对象时，单纯的理性观点就已经显示了片面性，那么结合人的心灵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回到文学研究的领域看，“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文论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不足以认识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如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如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等等”^[16]。在这样一些对于现代科学实际上算是一种“黑箱”的领域里面，理性的思考往往不得要领。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如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所说:“我们十分清楚，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太阳并未‘躲到’云彩后面，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从太阳的‘升’和‘落’，从太阳在云彩之后的‘消失’，而不是从天文学的事实得到的启示。”^[17]可以看到，我们的视觉经验成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这种经验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可是它们往往是有用的。我们今天知道砍伐森林可能成为土地退化、天气恶化的原因，而原始人也可能知道砍伐森林导致长期效果不好，他们没有气象学、土壤学之类的知识，于是他们认为砍伐森林可能得罪了山神，导致神惩罚人的罪过，这种巫术形式的思维可以说属于错误认识，可是回顾既往，这种原始思维不就是原始人的生态主义观念吗？这种从我们今天的知识系统看来属于错误的认识，其实就是对于保护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的非常有效的认识。当理性在对理性之外的意识加以讨伐时，其实传播理性的那些书面出版物的纸张，就恰好可能采自于当年通过非理性意识而得以保护下来的森林。

理性地看待问题是人的一种进步，至少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动物那里，他们是通过本能而非理性达成对事物的认识，而人通过理性就取得了远远超过其他物种，甚至也超过人自身的生理禀赋所能够达到的认识。但是，理性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也会有盲区存在。涉及人自身活动的领域时，人并不完全依赖理性而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在我们考察历史时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历史过程导致了某一结果，而在另外一个历史事件中，相近的历史状况则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里的关键不是历史本身的变戏法，而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因为个人个性的差异，在重大事件面前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举措，于是就有了不同的结果。事件最初的设计者，会因为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种种难以预料的因素，最后达成的是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当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企图以此阻挡斯大林红色政权的辐射力量，可是真正的结果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达到了欧洲中部，其中包括希特勒所在地德国本土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作为战败国承受了政治上的压制和经济上的赔款，可是在这种巨大的失败下，德国走向了自由的大道，而且综合国力的强大使之成为欧洲的领头雁。这里基本上是塞翁失马的一个现代演绎。如果要套用德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理性的狡诈”、“理性的诡计”。这里理性的分析态度显示出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

二、作为人性之一的非理性的文学表现

如果说理性成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的话，其实人要真正成为自己，还在于人也有非理性一面。我们谈论一个人时，如果对方没有理智，我们会说这还是一个人吗？可是如果他太理智，我们也同样会说，这还是一个人吗？根本原因在于，有理智使得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而有感情则使得人和机器区别开来。所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是因为所恋对象穿着绿色的裙子，以后因为对恋人的想念，就对绿色的草也充满好感。那么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是一种情感的迁移、转换，裙子和草之间只不过颜色相近，并没有其他什么关联。当事人在理智的层次上明明知道这一点，可是仍然会发生如此的联想和感情的倾斜。

理性和非理性共同构成了人性存在的面貌。那么它们也就会在文学中有所体现。其中理性的方面在此暂且不论，非理性的方面则可以从超理性、反理性和无理性三个层次来认识。超理性即形式上还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的表达会导致一种悖逆的结果；反理性则在理性的角度看来显得荒谬；无理性意味着，理性的认识是一种看法，而无理性体现另外一种倾向。以下分别加以剖析。

（一）超理性

超理性是以理性作为背景显现出来的。这在文学的主题表达中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写了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漂泊了八十四天，终于如愿以偿捕获到大鱼，可是归途中却遭遇到群鲨的攻击，所捕获的大鱼在到达港口之后，只剩下来一副骨架，而这一副骨架是老人曾经获得成果的一个见证。小说中，老人表达的“你可以打败他但是不能战胜他”的意识，使小说体现出一种硬骨头精神。文学史通常就把该小说定位为硬汉风格。老人的这一行为也可以作为生命意义的过程来理解，就是说，老人虽然最终没有得到自己的成果，可是在过程的意义上，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捕获大鱼，而对于他来说也是自己一生的能力的评价指标。由此来看，虽然大鱼最后在海洋的归途中被群鲨撕咬殆尽，但是剩下的鱼的骨架就是他所获的一个证明，而这就已经足够了。可是小说结尾一段看似不经意的表达，却另有意味:

那天下午，海滨酒馆里来了一群旅行家，其中一个女人在望着海水的时候，从一堆空啤酒罐和死了的小梭鱼中间看见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最后面有一条庞大无比的尾巴，当东风把港口码头外面的海水不住地掀得波涛汹涌的时候，那条尾巴随着潮水一上一下地晃来晃去。“那是什么？”她指着那条大鱼的长脊骨问一个侍役，现在那东西已成了垃圾，只等着给潮水冲走了。侍役说，“是一条鲨鱼”。“我还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的，样子这么好看的尾巴呢？”^[18]

这里，鱼骨在游客的眼中根本就不是圣地亚哥老人一段奋斗的见证，而在她看来或许只是还有些美感的物体，而这种美感还与第一次看见的新颖感相关；而在侍者看来，“那东西已成了垃圾，只等着给潮水冲走了！”我们或许无法否认老人曾经成功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同样难以否认游客和侍者眼中所得到的印象。如果我们要把圣地亚哥老人自己的看法作为该小说主题的一个方面来理解的话，那么也同样应该给予游客和侍者的观感以合理的地位，这才是小说意蕴的丰富性的体现。这样的认识应该不被海明威研究的专家所乐见。但是，希利斯·米勒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如此解释的理由:“如果你有眼光去发现那些矛盾的、不一致的、奇怪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无法用作品特点的主题性描述来解释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没有被以往的批评家所强调和重视的东西，那么你或许就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发现。”^[19]是的，难道不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本身也是理性分析，而它又构成一种在理性的范围看来悖谬的存在。

（二）反理性

超理性本身也还有理性的衬托，而反理性则抛开理性，或者就直接与理性针锋相对。这在文学作品的感染性比较强的状况下更容易发生。它的典型表现是，文学接受中读者的感受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读者在阅读中似乎被作品所折服，但是在思想的层面读者几乎完全与作品表达的意思相对立。梁启超阅读《水浒传》的体会就是一个例证。

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针对小说《水浒传》说:

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何以忽然发指……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纲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

梁启超对小说《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做了充分肯定，但是，从他的角度看来，《水浒传》所表达的意识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指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月月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曰惟小说之故。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20]也就是说，梁启超主张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有秩序的理性社会，而梁山好汉的作为则是无秩序的，或者说他们也有秩序，即体现为哥们义气之类的秩序，可是这样的秩序不能放大到全社会；梁山好汉们倡导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理想，可是这只是一种“切蛋糕”的方式，而根本没有如何“做蛋糕”的方案，那么他们所切的蛋糕也只关注他们所在的群体的分割，不可能作为社会改革的方向。在梁启超完全否定好汉们的行为的状况下，他在具体的阅读中还是受到感染。相对于他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性的认识来说，小说阅读的感受就是反理性的。

反理性作为文学阅读的一种路径，读者基本上持以一种质疑的态度来面对文本，可是在文本的魅惑力面前，质疑的态度虽然保持，可是在倾向上多少有动摇，这样的感受往往更增加了读者的对抗心理，把自己受到魅惑的感受卑微化，使其成为一种负面的心理经历，在读者自己的头脑中，阅读感受也被逐出理性的国度。

（三）无理性

无理性所体现的非理性色彩不如反理性，毕竟它和理性层面没有正面的冲突，但是，无理性是以某种场合下理性的缺位，来体现非理性存在的合理。

齐泽克曾经分析过一则在南非发生的新闻事件所体现的意义。当时街头爆发了黑人暴力示威的活动，于是警察出动加以制止，其中有一位妇女示威者，她在奔逃中鞋子跑掉了，不得已她只好返身捡拾自己的鞋子，这时警察已经到了她的身边。那位警察出于本能捡拾了鞋子并且递到妇女手中，这样一种举动其实也就是警察所受教育中那种绅士风度的体现，而妇女再逃走已经不可能，于是她也感谢警察并且从容不迫地穿鞋。当妇女把鞋子穿好之后，出现了一种尴尬:如果从警察的职责看，接下来应该他逮捕这位妇女；可是如果从刚才帮助了这位妇女的角度看，马上逮捕就显得很不人道，和刚才那种和谐的氛围不合拍。警察最后所做的是向这位女性行了一个礼，然后转身离去。齐泽克分析说:

警察伸手递过鞋子，这一姿态的意义已经不再限于身体接触。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符号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之中，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际的可能。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在这一瞬间，将两个世界隔离开来的屏障被推翻了，仿佛一只来自某个奇异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个日常现实之中。^[21]

在这样一个瞬间，警察与妇女的角色定位出现了暂时的空白，他们由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和骚乱者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男士和女士的关系。原先追逃的行为在这一瞬间失去了意义。对妇女一方说来，既然鞋都已经跑掉，那么从逃离角度看显然就不再可能；关键在于从警察角度看，他追到了肇事现场的逃离者之后也还是要让对方穿鞋，按照他所受的礼仪教育就是要帮助妇女。在帮助行为实施之后，接下来的缉捕行为则一下子失去了行为的可行性。至少从刚才追逃的角度看，则警察后续的行为就不可理喻；而从警察后续的行为看，刚才的追击则属于多少有些歉意。职业理性与日常情感两个方面在逻辑上难以并存，而在现实中却实在地存在着，这就是非理性的一个典型境况。

这样的情况在齐泽克的著作中还有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两军在战场上对峙，在战争间歇期，苏军的战地文工团到前沿战壕为兵士们演奏乐曲，也演奏了巴赫的作品。在演奏完毕后，德军阵地传来了喊话，希望再演奏一些巴赫的乐曲，他们保证演奏时不会开火。这里也属于双方战争行为中，双方理念的一种融合，在双方似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还有一种双方都共同遵从的价值。把双方你死我活的冲突撇开，这种环境中的默契是可以理喻的，但是从战争有时不择手段讲，它属于非理性。惯常的理性在某一瞬间突然失去了意义，这就是文学接受中可能出现的现象--非理性现象。

三、对文学接受的非理性的理性分析

文学接受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对于其中非理性的一面而言，又有两个方面的状况:既有文学本身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有接受者主观心理的作用。

这种主观心理在一般情况下属于个人的、应该克服的因素，可是从总体看，文学接受总是具有主观性，而且这种主观性是文化因素造成的，它是文学接受必然要涉及的内容。当我们考虑到这种主观因素对文学接受的影响时，就不可回避地接触到非理性的方面。

有数量不少的读者，他们在谈及文学时也知道一些最重要的经典性作品，可是他们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则大多不在此范围。原因在于，经典作品的意义已经被别人诠释过了，而这种诠释在当事人看来并不是真正能够感动他们的；而作为普通的读者，自己又没有能力，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来做出合乎自己要求的诠释，于是从经典作品中不能得到多少由衷的感动。在一定意义上，阅读经典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享受，而是为了在一定社交场合获得交流的谈资，它成为一种文化品位的包装形式。现实的情况是这样，正如斯托洛维奇所说的，在和经典文本的交遇中，当事人往往得不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果代替这一切的是对怎样创造艺术作品的问题作纯理性思辨的理解，‘按层次’分放它的所有成分（确定它的人物是什么社会力量的代表，拆开情节安排，分析结构组成，阐明用什么语言手段描绘肖像和风景），那么生动的艺术感知还有什么可剩下呢？几乎一无所有！这就是有时连世界文学的杰作也在学校中‘失之交臂’，使学生无动于衷，甚至引起他们反感的原因之一。”^[22]或许也可以说这是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不得要领，可是扪心自问，有几个人对文学的感动是按照老师所引导的方式阅读而且还真正获得过艺术享受呢？如果多数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么有什么理由要假定所谓理性方式的引导就是最有效果的呢？

文学接受的非理性作为一种客观化的存在，其实也和人的理性中有着当事人难以正视的内容有关。尼日利亚的批评家齐努亚·阿契贝（C．Achebe）对于康纳德小说《黑暗的心脏》^[23]提出的质疑就是一个例子。该小说作为康纳德的重要作品已经某种程度上被经典化了，小说描写一位欧洲探险家沿着刚果河进入非洲丛林的故事，其中表达了人性的阴暗面。这里“黑暗的心脏”既是指黑非洲，也直指人的心性，有象征的特点。齐努亚·阿契贝认为，该小说其实是以非洲的外来者的姿态来看待非洲，把非洲的所谓野蛮的想象具象化了，在思想上体现了一种殖民话语。小说中的非洲惊魂事件，把非洲人肤色的黑与恐怖落后联系在一起，又和人性的阴暗面联系起来，这种种族歧视的态度在当今文明中已经不多见，在一般的体面的人那里也不会公开承认，可是小说通过丛林历险的故事就可以比较方便地表达出来。如果齐努亚·阿契贝这一分析有道理的话，那么该小说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而无意识属于非理性范畴。

非理性作为文学接受的一个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种文学史的变化轨迹。这里的体现在于，人的理性趋向于规划，一个事件的结尾往往在事件的起初甚至更早就已经被“设想”，后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当初所“设想”的，但是，“设想”是当事人作为行为的依据。文学接受却并非如此，作者如何设想与读者如何接受可能风马牛不相及。特里·伊格尔顿曾说:“一部文稿可能开始时作为历史或哲学，以后又归入文学或开始时可能作为文学，以后却因其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受到重视。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获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自己的。从这一点讲，后天远比先天重要。重要的可能不是你来自何处，而是人们如何看待你。”^[24]这里体现的问题的确是普遍的，一方面，所写的文本算不算文学？另一方面，所写的文本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作者，何种意义上属于创作时对作者提出要求的人，这种要求可能在文本上就有所体现；另外，人们对该文本的理解有时可能受到了批评家的引导，关于文本主题之类的见解很可能不是读者自己思考的结果，而是批评家以及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解所传达的意思。当人们阅读文学被说成是理性主导的行为的时候，那么阅读本身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就有非理性因素的支配性影响力，理性又如何发挥作用呢？

卡西尔曾经表示:“科学意味着抽象，而抽象总是使实在变得贫乏。事物的各种形式在用科学的概念来表述时趋向于越来越成为若干简单的公式……但是一当我们接近艺术的领域，这就被证明是一种错觉。”^[25]这里一般的理解是，在艺术的领域中，不是进行抽象的理解，而是在形象中进行理解。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把艺术定义为这样的状况，那么并不能说明诸如观念艺术之类的流派。关键恐怕还在于，在科学、哲学一类的思维中，思维活动是理性主导的，甚至排斥理性之外的因素，而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则非理性的活动也保留了参与的权利。非理性活动也许在给予人的知识方面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是人作为主体也不是单纯的接受信息的机器，人需要在各个层面满足自己的主观需要，那么非理性的方面就是这需要的一种反映。

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是什么毒蛇猛兽，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忌讳它的存在。从根本意义上讲，非理性之所以在一些理论家那里受到漠视或者排斥，从个人的原因上看，是由于希望理论能够覆盖到文学各个方面，而在非理性的领域，则理论思维显得力不从心，实际上恰恰就是理论家自己未能正视文学现象，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的那种所谓理论可以推广到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的各个层面，其实这种认识本身才是非理性的。另外，还可以从历史原因寻求答案，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出现学科建立和专门化的过程，在这一学科建立的历史阶段中，一些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它主要通过研究对象客观化以及研究的数量化把握的方式，而这种把握需要把对象的不确定性作为特例，移出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的只是那些可以作为常态来把握的对象，这样的话，非理性就不是合乎条件的对象了。现代学科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而西方学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古希腊就开始取得统治地位，逻各斯的学术思想需要一以贯之的论述，这种要求在理性领域比较方便地进行。可是在非理性活动中，思维呈现为强烈的跳跃性，基本上难以贯彻，因此在主流形态的学术思想中，大多对此置之不理，甚至多加排斥。

我们没有必要倡导文学接受的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也并不认为非理性的接受就一定优于理性的把握，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需要正视它的存在，对它也进行理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