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包括学科知识积累的问题，也包括研究者先天对于艺术的敏感度；既包括研究生涯中逐渐积累和运用娴熟的技巧，也包括研究过程中灵光一闪的感悟。在文学研究的这种矛盾现象中，其实也就是文学研究作为学科活动的理性，而它接触的实际对象是文学。那么，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在表现形式上，呈现为理性框架与感性形式之间的一种张力。

文学研究的理性在面对这种复杂状况时，它需要有一个自身的协调问题，这种协调就是在坚守学科理性的同时，要认真面对、灵活掌握文学作品和自身心灵中那种超越理性的成分。文学研究的理性在坚持理性看待文学的同时，还要自身灵活运用，这不是说起来那么简单的，在这里就有必要梳理自身的状况。只有把理性自身的状况真正掌握，才有可能在面对文学时掌握好分寸。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下，论者认为，文学研究需要把握认知活动、价值评判和对话意识中的理性。以下分别论说。

一、认知理性--文学研究的门槛

文学研究的理性首先体现为认知行为的性质。这就是文学研究在接触文学时带有某种质询的性质，它要追问文学包括作者的具体操作情况，一直到所创作的作品和既有的或将来可能的美学理想之间的差距，它可能追问文本本身的诸如某种字句表达的典故、某一修辞所涉及的作者意向，也可能追问这部作品在所处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体现的意识形态内涵。福柯曾经这样说过:“一方面如果谁做的陈述不能被话语接受，谁就会遭到排斥，被逐出话语圈子之外；另一方面，如果谁在话语中，谁就必须运用某种话语，把它当作‘忠于某一阶级、某一社会阶层、某一民族、某一利益……的标志／表现和手段’。”^[1]这里话语体系不只是关于事物对象的一套言说，而且也是关于话语言说者相关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表达。

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认知文学，这种性质是文学研究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力。在一般的文字表达系统中，表达总是涉及某种事情、事物，可是文学可以超然物外:夸张、变形、双关、多义，乃至朦胧、晦涩等都可以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所表达的事情、事物在实际生活中也许并不存在。文学的认知和生活中的认知之间有一个栅栏，即生活中属于谎言的部分在文学中有存在的正当性，它被称之为文学的虚构。

文学的认知问题具有这样的特殊性，并不完全是特例，其实在人的认识中，认识的初步阶段往往如此。罗蒂指出:“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儿和康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2]哲学认识论探讨认识的来源、依据、可能性等问题，这种探讨当然借助于理性思维，可是在这种高度理性的学术研讨中，认识的出发点本身需要反思。哲学的认识把认识看成一种镜子照物似的反映，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比喻；或者看成一种神启，那么对于神的世界的认识，并不能在经验层次验证，也不能由纯粹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需要所谓信仰或者“灵气”，而这也不是理性的场域。

文学的认知要合乎认知的一般法则，要求逻辑性，要求认识前提和最终结论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文学的理性还有特殊性，这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在客观方面看，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在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在价值评判方面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对于认知则不会产生干扰，它是什么就被看成什么。而文学研究的对象，如果认知有了变化就会对认知的行为本身也产生干扰，它是一连串的事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我们可以给金属、矿物、元素以及动物等下定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永远不变；可是人的作品，就像产生这些作品的想象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纯粹依赖想象的各种艺术中，有着像在政治领域中一样多的变革，就在你试图给它们下定义的时候，它们却正在千变万化。”^[3]譬如一部诗歌作品，如果认为它是屈原的手稿，那么作品的美学价值如何姑且不论，仅仅就因为作者，该诗作就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它不是屈原的而是后人的伪托，则它的美学价值即使比较高，也还会相应地受到冷遇。在文学研究中，如何看待对象和从对象中看到什么是相关的。甚至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一部作品作为文学是因为其中的什么元素，这其实都有设定的原因。当它作为文学进入视野，和不作为文学来看待，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而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观念本身随着时代变化，不同时代所理解的文学、同一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下所理解的文学，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象角度可能看到的东西和理解的层次有天壤之别，这也是正常的。

在主观方面，文学的认知就更为复杂。文学的认知不只是要求认识的深度，更关键的可能在于角度。我们一般的认知体系是把对象进行分解简化，然后在一个相对简化的框架中认识对象，这样就可能有比较清晰的图景。可是文学的认知有时不是要进行简化，而是要把对象和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获得认识。譬如这样的事例，美国学者布鲁克斯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4]一书中，解读了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和马奈、高更等画家的作品……以肉体书写的真理:唐璜之所以追求征服女人，不只是出于性欲，同样也是出于“掌握对象”的愿望。也就是说身体不仅关乎愉悦，而且通向知识与力量。这种涉及女性身体的不断的引诱、占有然后移情别恋的“唐璜的形而上学”，与一种持续的、无法满足对知识的寻求有关。就是说，唐璜不断追求女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推崇的“浮士德精神”有相关性。这里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于，在西方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框架中，奉行身心二元论，即精神属于高级的层次，肉体则是产生欲望的渊源，欲望驱使人做的事情往往会使人丧失理智，违背精神的诉求。在身心二元论架构中，精神必须随时提防肉体的诱惑，把肉体的需求控制在满足基本生存要求的层次就够了，多余的部分往往就是不道德的。可是布鲁克斯在书中却认为，西欧若干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则通过欲望追求和满足的行为，达成一种和认知追求相近的叙述。所谓“唐璜的形而上学”和“浮士德精神”的相关性，把身体角度的追求放置在和追求真理同一级次上，这实际上是文学研究解剖作品时可能出现的一种理解，而且在某种角度上是更为通常的理解。通过这种对身体的新的解读，文学的认知其实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合理化的证明。文学的意蕴不是日常生活的表达可以达成的，对文学的认知也不是普通的认知就可以洞见的。文学认知是在设身处地的感受中实现，而不是依托一个普遍性的哲学的理论或科学的公式达成的。

应该说，文学认知的困难在于它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真伪的判断，而且也是关于价值的判断。在这样一个给定的前提下，文学认知的可能性也就在于要妥善地处理价值问题。如果说，文学认知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进行的话，那么涉及文学的价值问题时，也需要判断价值方面的理性。

二、价值理性--文学研究的基轴

文学的价值理性涉及文学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套运作程序、方式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如果说认知理性是进入文学研究的门槛，那么价值理性可以算是基轴。

文学研究的价值理性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认知判断只是关于是非，价值判断则关于好坏善恶。在是非问题上只要标准确定，就不会有什么难解的，它甚至可以交由机器来做；可是好坏善恶方面可能就各有所好，所谓口味问题也是价值判断的一个类型。这种价值判断难以厘定，也体现在不同文化的对照上。美国学者杰·吉列斯比在概述前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迈纳的观点时说:“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几个文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在某些体系中被奉若神明的诗学观念在其他体系中根本未被提及……自亚里士多德至德里达以降的西方文学和文化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5]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一些认识也不会被中华文化圈之外的文化自动接受，甚至尝试用中国古代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诠释西方文学等作品时，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的存在，有些学者思考理论本身的局限，认为理论应该覆盖到自身文化以外的文学。其实不应该这样思考，文学作为人的创造物，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而价值的坐标在文化中设定，外来文化的某种理论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到当初文学价值设定的视野，那么，当研究中采取外来文化的眼光来观照，感到不适应是正常的。这里不能简单地以某种价值坐标来衡量另外一种坐标中的文学，而是要在对话中达成交流。

价值理性涉及价值判断，但是它也和认知有关。有这样一个例子，张中行曾经对他遇事存疑的态度有一个解释:“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6]这里“打败拿破仑”是历史的事实，拿破仑的对手包括德国和英国，而且也可以说它们充当了其中的主力，在此可能都没有异议。在这样一个事实层面之外，则德国和英国谁的作用更重要就产生分歧了。这种分歧的合理性在于，有一句老话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一匹骆驼可以承重300斤，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重量后，骆驼的身体就达到了可以承受和不可承受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候再到骆驼背上加上一根在平常看来微不足道的稻草，就可能使骆驼倒下。在加上稻草之前，骆驼可以正常行走；加上之后，骆驼趴下了。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加上的稻草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也更可以说，其实在稻草之前加上的重量才是骆驼倒下的真实原因。如果骆驼问题就是这样复杂的话，那么“打败拿破仑”的历史事实涉及的历史原因更多，复杂性也更大，而且不管德国还是英国所起到的作用都不止“稻草”的因素，那么产生不同的见解本身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都可能找到那种“稻草”的决定性时刻。在可能产生不同认识的情况下，还涉及了民族主义情感，本身不易辨析的问题和利害关系纠缠一起，如何判断那就更难了。

这里论及的价值判断问题和空间有关，所谓和空间有关也就是人看待事物有立足点的问题，处在不同的立足点会有看待问题的不同立场，而不同立场就会引发不同反应。进一步看，价值问题也是时间性的概念。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周围的环境，也改变了我们自身与外界的关系，甚至还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同样一篇文章，在电脑屏幕阅读和捧着书本的阅读，字句本身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阅读中的心理效果可能有区别。电脑阅读相对于书本阅读来说，就如同书本阅读之前只能听人讲述，其间差异的确很大。在面对面的讲述中，听者主要精力放在理解说话的意思上，而通过阅读书本，离开了讲述的“气场”的压迫感，就可以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怀疑者、批判者的位置；而在电脑阅读中由于屏幕闪烁或者亮度的耀眼，阅读显得紧张吃力一些，也是难以获得书本阅读的那种效果的。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情况是近年大行其道的电视讲座，讲座的宣讲人面对的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观众，那么讲座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就可能和学科领域的评价大相径庭。观众有可能把电视上的评书讲述的标准和电视讲座的内容混淆了，而从专家角度看，它是一种娱乐元素大于专业性质的讲授。

在价值评判受到了空间和时间因素的影响之外，它其实也是整个文化环境的变化的缩影。乔纳森·卡勒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应该承认，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语言，特别在今天，它是一套印刷成书的写成的文本。”^[7]从文学研究角度看，所谓文学并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从“语言艺术”角度理解文学当然是应该的，可是语言艺术不是仅仅语言表达的事实层面，文学的表达包含了想象。这些想象的内容包括作者的想象，也包括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它有个人想象的成分，也有基于文化和传统的、被诱导出来的成分。总体来看，它们都有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价值评判中，所面对的不只是被评判的对象，而且对象与评判的价值框架一起进入评判者的视野。

还应该说明，价值评判需要认知理性的积极参与，即价值的权衡问题也包括了认识成分，但是，心理成分等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而这些心理方面的因素在认知理性的角度不被重视，甚至被有意驱逐。布尔迪厄认为，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五十个恰到好处的游行者在电视上表达了五分钟，如果它被全球直播的话，其影响不亚于组织了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8]通过简单的算术我们知道，五十人和五十万人的比值达到了一万倍，在算术意义上当然五十万的影响力大。可是“全球直播”这样一种传播方式有着强大的杠杆效应，本来图像就可以给人感官印象，而且直播的方式提醒观众的是事件的当下性，而当下的问题更能够引起强烈关注。作为对比的五十万人的大游行如果只是在第二天作为报纸的新闻报道出来的话，那种震撼力就远远不能与之匹敌。假如采取新闻封锁根本就不报道的话，则一方面事件的当下影响力不能体现，而另一面人们就会倾向于相信各种流言，而流言的多样性和传播过程中对于事件真相的扭曲，也可能产生各种难以预料的影响。

三、对话理性--文学研究的黏合剂

文学研究的理性体现在认知和价值判断的思维中，同时它还体现在一种对话关系中。所谓对话，并不是因为在文学研究中意见分歧需要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调解，而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在对话的框架中呈现的。

文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复合的存在。这种复合就在于，理解一篇作品的内涵，往往需要另外的作品来补注，这样也就是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可以说作品之间具有对话关系。譬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要比较好地理解这一作品，应该结合到李白在此前写的《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其实两首诗写作的时间都在同一个月，不同的是，《上三峡》写于李白被流放的途中，心情低落的李白在三峡中感到了强烈的压抑感。而就在稍后几天李白得到了朝廷大赦的消息，这样李白就不用再去流放地，他可以回家了。李白在这样短短几天时间中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极度的压抑转为狂喜。前面所引的两首诗就是这两种心情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说，阅读《上三峡》可以更好地理解《早发白帝城》，而阅读《早发白帝城》又可以更好地理解《上三峡》，两者相互作为对方的阅读背景材料。两者的相关性就是互文关系，即相互是对方的背景文本。当这两首诗作写成之后，它们就成为了各自独立的作品，那么文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恢复它们原先存有的相关性，即其中的一首诗可以对另外一首的理解产生辅助作用。对其中任何一首的理解都可能有助于对另外一首的理解。可以说，这样一种思维建构了两首诗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对话理性的实质在于，它一方面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性。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从中世纪信仰至上的信念转向了理性的至尊地位。中世纪宣扬的是信仰得救，即一个人信仰了基督教灵魂就得救了，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不如这一点重要。文艺复兴之后的主导观念则推崇理性作为核心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文艺复兴改写了人的核心观念，这种改写的轨迹在今天也依然适用。但是我们可以思考，文艺复兴所推崇的理性是一种思维者立场出发的理性，它强调思维主体的中心。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在思维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同的立场，而这些不同立场在同一思维规则下也会有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和评价态度。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同主体在思维上的对话平台。或许可以这样来认识，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建立的理性，从单一立场出发，即假定某一认识者的立场所建构的认知原则，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假如只是强调个人作为主体的一面，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即不同的人都以自我的立场为中心，当不同的人发生了认知的和判断的歧异时，他们只会想到自己思维上的逻辑是否合理，而不去反思自己的“合理”与别人的合理之间的关系。对话理性实质上就是构建一个第三方，在第三方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各自的理性的立足点，从而达成一种“谈判”的结果，也许双方都并不主张这种结果，可是，毕竟它可能是双方能够付出最少代价、而且可以进一步对话的平台。

当我们论说这种对话理性时，其实痛切地感受到，正是它的缺失，导致了我们文学研究领域的偏颇乃至缺乏建树。中国的文学研究学科源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这一背景下，强调西方学术的规范性，这种理路在自然科学方面理所当然，可是人文社会学科不能照搬。在对比中西不同的文学研究之后，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先驱，批评传统文学研究“有假定而无实证”、“有想像而无科学”，^[9]这应该也是事实，可是它不应该成为价值评判的依据。实际上，所谓“实证”的精神是近代科学建立时才形成的传统，在欧洲中世纪之前，欧洲也并没有什么实证精神。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落体速度和该物体的重量有关，越是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就越快，这种认识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间的“常识”，后来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证明大小铁球同时落地，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挑战，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实验。一种错误认识成为了常识，而且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出反驳，这表明了欧洲人当时也缺乏实证精神。回头来看中国古代的传统的文学研究没有实证，根本不是特性而是一种普遍性的体现。以此来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落后，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其实需要一种对话的机制，即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研究往往以一种定论的方式来陈述，甚至就以一个预设的前提作为目标，论证就围绕该目标进行，新的思考和发现的道路没有被提上日程。

对话理性是一种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得以落实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它实际上更需要自觉的认识、自觉的意识作为基础。新小说派创作和理论的倡导者萨罗特曾说:“过去，读者和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了解，并且从这个牢固的基础出发，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探索和发现。可是现在，由于他们对小说人物采取怀疑态度，彼此之间也不能取得信任，结果他们在这被破坏了的领域中相互对峙。”^[10]萨罗特的意思就是说，在文学研究中，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了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贯穿在读者阅读的整个过程。“新小说”的表达，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诸如拼接方式的阅读，由读者自己自由地组接小说的前后秩序，这样的阅读等于取消了作者在读者阅读事先的发言；或者说作者的发言只是在读者的安排之下，作者地位的变化也就消解了已经存在多年的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基础。

对话理性的实现还和传媒的表达有关。在远古只有口传文学的时代，文学依靠面面相对地讲述才能传播，这样就需要听者集中注意力听取讲述内容。书面文学出现之后，读者可以对文本反复阅读，可以对其中的某些细节逐字逐句地推敲，甚至还可以如晚清文人谭献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11]读者可能在作者有意表达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和引申。在印刷术大规模地应用之后，书本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对于其中经典性书本的研究成为一种职业，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阅读就可以有较多的思考，“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体现出可能超越了作者思考的范围和深度。而在电影、电视、网络等为代表的电子传媒进行的表达中，情况就一如以前的口头表达的状况了，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是指的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语词，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12]读者阅读本身思考的缺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少数有思考能力的人也通过大众传媒表达出批评的意见，于是原先只是作为读者个人的、即时的反应，现在通过媒介大范围的传播，可能成为普通读者的集体反应。对话不是在作者、读者之间，而是在传媒的平台，作者表达和职业批评家反应之间。这样的对话理性在实施中已经高度集中化，缺少了个人的参与感，某种程度上它就成为大众传媒批评者所警示的媒介的法西斯。

文学是说不完的话题，围绕文学的研究本身也是多姿多彩的。面对这种变化纷呈的状况，理性地看待是一个学科尺度，而对看待的理性再进行理性的分析，则应该是学者的一种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