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问题上，可以有若干角度的切入，包括由于媒介的不同，受众的角色和感受的差异，媒介技术发展对于传播的影响，媒介的具体要求和作为传达物的文学的关系，等等。问题可以多方面、多侧面地展开，在此则主要研讨媒介的权力问题。

一、媒介权力的提出以及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媒介权力作为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对象，它的存在自古即有。当年孔子要写《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就是利用书面表达可以传之后世，可以传布广阔空间而获得话语表达机会的特点。书面表达是人的心理的记录形式，其实也就是自然状态中的早期媒介。孔子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通过文的形式可以把所言说的东西传播到更大范围，产生更大影响力，这也是作为修辞的文的重要作用，这种修辞内在于文学的传播媒介。当然，媒介权力问题自觉的研究还是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而开始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因特网、手机等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大到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小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意向，处处可以看到媒体的影响。

麦克卢汉就说过:“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法国革命是由文人学士和法律人士完成的。”^[13]这里对法国的举证，涉及法国的国家历史。法国是欧洲大国，它的民族构成包括日耳曼血统的人，也有因为与南欧国家接壤而来的拉丁人血缘的人，并且他们的口音差异使得语言交流也有问题。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诸国以拉丁文作为统一的书面语。文艺复兴时，但丁率先进行了创建民族语言以代替拉丁语作为书面语言的壮举，法国则也有一批文人学士创立了作为书面语的法语。法语书面语一经出现之后，尽管法国境内的族群血缘上有差异，但是都认同这种民族语言，因而他们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这样才有了“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即都是法国人的情况。换一角度看，也就是后天的文化认同超越了先天的血缘差异。

媒体对于个人的生活与成长也有很大影响，丹尼尔·贝尔说过:“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14]这里“学校”并不只是一种比喻，而是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电影中人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和行为方式，都可能成为现实中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所模仿的对象。大牌的影视明星往往成为各种品牌服饰、化妆品的形象代言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明星生产模式。即明星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作为艺术的演出来获得物质报酬，而是把艺术演出作为跳板，将演出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与商家讨价还价的砝码，最终主要依靠广告代言等经济活动获得回报。演员所表现的世界，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稀松平常，或者觉得这只是虚构的杜撰，但是青少年可能认为是一种让他们心驰神往的境界，并且从电影中获得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以前需要老师或者父母进行言传身教的成长引导，现在有可能被影视、网络广泛地替代了。这种变化是社会权威引导机制的变化，人们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长远的社会意义。对比之下，在中世纪，社会的权威引导者是神职人员；文艺复兴只把信仰的部分留给神职人员，而关于知识的部分则交由各种科学或学科来解决。这样的变化使得社会完成了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重大变革，也对学科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变化。而今天媒体所造成的影响力的改变究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什么程度的影响，也许需要经过更长时间才能有清晰的认识。人文学科研究者应该对此有更敏锐的把握。

文学是语言艺术，作为语言艺术，它最通常的表达媒介是印刷品，包括书籍、报刊等。批评家也已经适应了这种表达媒介，以及对此传播形式的分析。而在今天，文学作品可能在网络发表，虽然大量的网络文学并没有采用多媒体形式，跟书面印刷品不过是纸页和屏幕显示的差异。可是网络表达毕竟可以通过超文本链接，通向相关的若干文本，而且电脑屏幕的闪烁效果不如捧着书本那种宁静的阅读。这里把印刷品特征作为一种对比提出来，在于印刷品文学本身曾经对于文学的效果产生过重大影响。英国学者史蒂文森说:“在中世纪，手稿固定地处于物质空间，极少使用标点符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是被高声阅读。按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学问，与其说是视觉学问，倒不如说是听觉学问。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的发展，人类的所有感官日益得到划分而变得专门化。”^[15]由听觉的文学，即朗诵作品到印刷品普及之后的文学作品，传播媒介的转型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今天传统阅读方式的变动，同样也有理由作为文学研究角度调整的依据。

二、媒介权力的分层分析

媒体出现的意义其实不亚于当初文字出现的意义。文字解放了人们的语言，使得通过声音转瞬即逝的语言能够以书面形式得以保存。而媒体的出现也可以加强文字传播的力量，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途径。德克霍夫说:“我们的心理现实不是一种‘天然的’东西。它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延伸--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16]今天的动物学研究发现若干动物有它们的语言交流，可是只有人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传达活动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文字的意义相比，媒体的出现也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提升。作为媒体的书本的重要性，古代就已经充分认识；那么作为现代媒体的电台、电视台、网络、手机，它们成为了人们感知外界的器官，且不说对于世界上各个地区发生的事件需要媒体报道才能知晓，就是抬头看天知阴晴这种事情，现代人也基本失去了自信，因为媒体的天气预报才更加精确。人们对媒体的依赖，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媒体对现代人的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是分层次的。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为例。“新闻联播”实际上包括了节目的片头、新闻节目主体、插播的广告以及之后出现的全国天气预报。在新闻联播主体部分，体现的是国家的权力意志，它不是国外电视新闻节目那样按照节目的重要性来播报，而是按照先国内、再国外的顺序。在国内部分，又首先是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或者接见外宾一类，如果要报道的领导人不止一个的话，那就按照官方规定的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出场顺序进行报道，在新闻报道之后电视插播广告，广告之后是天气预报，插播的商业广告在时间段上获得了极大的权力效应。在广告之前体现了国家意志的新闻宣传，在插播之后体现科学角度的天气预测，国家意志相对于单个人具有完全不对称的权力影响关系；而科学知识相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威。这样，本来商业广告和普通的电视观众之间应该是一种商品买卖角度上的平等关系，而在插播的语境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上下关系，先前的新闻的权威性会在心理层面延伸到此刻商品的广告中，在此刻稍后的科学意义的天气节目，又把科学角度的严谨遮盖到此时的商品盈利的追求上，使得受众不觉得这是为商家进行宣传的节目。把这一时段的广告时间称为黄金时间应该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它可能带来比其他广告时段更多的回报。

媒介权力作为一种影响他人的途径，它的权力运作有其复杂性。以当前已经引起比较普遍关注的电视讲坛节目来看，这些频频出镜的讲述者，在学科领域往往并不杰出，我们可以查阅央视“百家讲坛”某位讲《论语》的女士，她连孔子思想研究的单篇论文都没有，更没有相关著作，可是却在电视上以专家身份向大众宣讲孔子思想。她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应该承认，作为讲述者，她在讲述的技巧方面有可以称道之处，但是学术报告一类栏目从来不是凭借讲述技巧作为资格，而是以讲述者的学术地位或者对于讲述内容有影响的研究作为条件的，因此这里的资格甄选多少显得有些蹊跷。讲述者们出镜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大众，他们以专家的姿态出现，对于学术圈，他们则以知识普及者的姿态出现。而作为普及者，他们讲述的缺乏深度乃至不够严谨，都可以得到宽容。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是否合理？至少在电视等媒体之外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这就是其不合理因素的体现。另一方面，学科工作享有对该学科领域问题的话语权，这种权力如果仅仅因为专家能够比常人懂得更多，了解信息更全面、分析问题更深刻倒也罢了，可是在学科领域中并不是单纯遵循这种专业优先的法则。中国的学科领域有一种“老人霸权”现象，即某一学科可能是某些年高位尊者掌控大局，他们有的拥有基金项目，或者学科专业、博士点等评审权力，其实原本就已经退休。这些“老人”的门生弟子正在掌握学术界的话语权力，他们出于颜面或出于利益关系还会维护老师的尊严，于是已经不在学科前沿的“老人”，仍然可以对他们已经不熟悉的学科问题指手画脚，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评价的结果。与其说媒介体现了学科评价意义的不合理，那么学科本身的评价机制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不能根除学科的不合理性，则对媒体的指责就多少有双重标准的嫌疑。

媒介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显示出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还会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对象时，往往把对象一体化了，即认为媒介是一个对象，而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对象，不如看成一组对象或者对象簇。在媒体的表达中，不同的媒体形式有不同的要求，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影响力及其方式。

按照传统的媒体教科书的分类，媒体一共有6个大类，分别是书籍、报纸、刊物、广播、电影、电视，其中前面三种是相对传统的印刷媒体，后面三种是属于新兴的电子媒体。大体说来，不同媒体对人的影响方式和力度会有差异。最为古老的媒体是书籍，它总是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等待着人们去朝拜，每一次阅读的过程就是朝拜的过程。甚至这也是阅读者自己自觉的行为，譬如看书有“正襟危坐”的说法。而在阅读报纸时往往就没有这种要求。反过来，电视则尽量隐藏自己的存在压力，它仿佛可以不经意地去对待。进入到家庭空间的电视，人们收视的时间同时也是家庭生活中进行其他活动的时间，因此随时中断和转换频道。人们可以专心地去看电视，但是更多的是聊天、打电话、做家务，甚至和打盹交织在一起，并不一定全神贯注观看电视。但是也不要以为电视的影响力就无足轻重，其实就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电视播报的内容没有经过人们仔细思考与甄别，它就融入了观众的无意识记忆之中，在大脑需要提取相关情况的记忆时，它可能冒出来，达成媒体宣传的效果。实际上电视广告就是利用接受者的心理规律达到诱导、说服的目的。在这已有的六种媒体之外，我们今天还应该加上计算机网络。相对于其他的媒体形式，网络最关键的特点应该是超文本性和互动性，它使过去媒体传播的方式转向传播与接受的相互转换；这种互动对人的心理影响状况还需要继续考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显示出革命性意义。

不同的传媒都可以传播信息，它们在传达信息上有互补的一面，可是也有冲突的一面。丹尼尔·贝尔曾经说:“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是指的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语词，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17]作为印刷媒体的书籍、报纸、刊物，其白纸黑字的表达形式曾经代表了威严和神圣，白纸黑字差不多本身就成为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代名词，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哈贝马斯则认为:“与印刷传播相比，新媒介传送的节目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剥夺了接受者做出反应的权利。它们将公众的视听置于它们的魔咒之下，而同时它们取消了公正的距离感，从而又把公众置于其‘导师威严’之下，也就是说公众被剥夺了发言与反驳的机会……有文化的阶层一直在使用理性的环境下接受教导，而如今这个阶层的共鸣基础坍塌了:公众分裂成由专家组成的少数人群，以及庞大的消费大众，前者以非公开的方式使用理性，而后者的接受性虽然公开却毫无批判精神。”^[18]在哈贝马斯看来，电子媒介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它过于方便的表达优点本身也就构成了突出的弱点，即电子媒介的信息往往使信息的受众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没有多少可以自己思考的余地。读者读书时有掩卷沉思的机会，而在看电视讲座的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现场感，可以加深观众的印象，但是电视讲座的内容转瞬即逝，观众没有机会自己去思考，也不如真正的现场可以针对性地提问，于是观众实际上只能单向地、被动地被节目安排牵着走。如果说丹尼尔·贝尔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还只是经验层次的验证的话，那么德里达则从抽象层次来进行了说明。“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19]在面对书本时，读者和书本之间有距离感，书本代表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或者和现实不同的方面，而在面对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屏幕时，则因为画面逼真的虚拟效果，往往把画面和现实混淆起来，并不认为它所表达的内容和书本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结果，媒介本来只是信息的传输渠道，但是渠道在具体的运行中获得了超越渠道的工具性，而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

在这种媒介的不同影响力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不同的媒介就有不同的话语引导价值。譬如对于行政影响力，应该说电视的即时性信息使得电视的影响力巨大，对于即刻发生的社会重大问题，当时的即时跟进和滞后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二者可能有天壤之别。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五十个恰到好处的游行者在电视上表达了五分钟，如果它被全球播映的话，其影响不亚于组织了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20]布尔迪厄这样的表述在算术意义上显得夸张，可是我们结合到事实层面看并不夸张。就中国前些年爆发的“非典”来看，疫病流行之初公共卫生部门对此采取了信息控制，以为公开了相关信息之后，就会引起过度恐慌。可是各种疾病消息四处谣传，扑朔迷离的信息本身就会形成普遍的恐慌心理。信息的不公开是信息管制的一种姿态，它体现出信息的重要性而不是信息的可有可无，公众会认为当局不公开有关信息是担心局势失控，而如果这种信息会导致社会失控的话，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当这种信息的重要性和公共安全联系起来之后，信息本身的公开和透明就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了。

三、媒介权力作为文学研究的考察视角

媒介在文学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传播的作用本身看来只是文学的外部环境，可是外部环境并非静态的，它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还会渗透到文学本身。

这里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阿诺德·豪塞尔曾说过一次音乐会演奏中的状况:“1837年的时候，在一次音乐会上演出了两位音乐家的作品，一个是贝多芬的三重奏，另一个是名叫毕克西的作品，但在节目单上两位作曲家的名字被颠倒了，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三重奏时，听众以为是毕克西的作品，反应极其冷淡；但当乐队演奏毕克西的作品时，听众却以为是贝多芬的，因而掌声雷动。”^[21]这一段表达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譬如普通受众缺乏鉴赏力等，而这里需要看到的是传播方式的影响。实际上，参加音乐会的听众一般来说也是音乐方面的爱好者，他们比随机抽查的普通民众有更高的音乐鉴赏能力。出现评价上的错误不在于他们的鉴赏力，而是他们受到了事先的暗示，他们把对贝多芬的崇敬心理投射到了对他们来说陌生的作品上。如果他们没有从该作品得到所期望的美感，他们会设想是自己的音乐素养有欠缺；如果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比较强烈的美感，则这种心理投射作为一种外在力量促进了审美态度的形成。所以不管听众是否真的感受到了贝多芬级别的音乐美感，他们作出这种错位的反应都是正常的。由此我们看到，一部作品采用什么媒介和具体表达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问题，而是形成美感的根本问题。

媒介的这种作用，在当代社会和文化成为了一种书写生活意义的力量。换句话说，具体的人的生活需要自己践履，可是这种生活的意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媒体的叙述。今天的媒体尤其是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中充斥着大量的商品广告，这些广告是古老的催眠术借助于现代媒体的重新演绎。在广告中，一则皮鞋的广告不仅宣传对这一款皮鞋的拥有，而且宣称是所谓成功男士的门槛（如果是男士的话）；有时是灰姑娘成长为公主的水晶鞋的标志（如果是女性的话）。这样，所谓皮鞋已经不是作为人穿在脚上的一件物品，而是人的整个社会形象和地位的标志。所谓“佛靠金妆，人要衣装”，人在现实的交往中，特别是对不熟悉的人，往往只能依靠外在形象加以判断，这种直觉的把握本来应该随着交往的深入而逐渐淡化，而广告巧妙地利用了人的心理规律，把它作为了人自身进行社会交往的一个包装手段；当人在进行这种包装时，他以为自己就是这种包装的对象。原先本来意义上外在的形象问题，现在成为了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和心理问题。鲍德里亚提出过:“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22]。从以上的事例看，的确如此，关键在于，眩晕成为了一种常规性的感受之后，眩晕的感受被纳入到了正常感受的范围，这种眩晕的感受不再被认同反而是可疑的和不真实的。

学科关注重点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也就如人们曾经说到自然科学领域，19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大工业机械化生产作为标志），20世纪是化学的世纪（梯恩梯炸药、化肥、原子弹等作为标志），而现在的21世纪则应该是生物学的世纪（基因生物工程作为标志），其实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成就并没有否定其他相关学科的存在，只不过是某一时期某一学科更出风头，而且有着拉动其他学科知识增长的影响力。

另外还有一则表述，芝加哥大学学者威廉·米歇尔认为:“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的图景关注物，17到19世纪的哲学关注观念，而启蒙的当代哲学场景则关注词语。”^[23]当代哲学思考则关注图像，他提出了“图像转向”的转变趋势。如果说前面一则表述还是对学科关注点的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则表述直接触及了传媒关系。关注实在的事物是作为生物的人的本真状态，图像认知在文字出现之前几乎就是人的认识的基本方式，文字时代带来了可以超越具体事物和具体场景的概念，以及概念所涉及的普遍性，但是几乎无视事物的具象性和感性特征。电影、电视乃至后来电脑的出现，使得图像的大规模传输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信息传播仍然可以借助文字所带来的普遍性意义；另一方面，则又可以有图像的生动性和具体感受性。从工业革命以来的机械化，到今天后工业革命数字化的时代，人们经历了信息不足到信息爆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生活越来越被体制化的东西所束缚，进入到韦伯所说的合理化的时代进程，这种合理化本身是一种按照事物的效益来进行评价的体系，并没有压制人的初衷。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关于效益的考量和人自身的考量是不同的。人在看待外物时，往往按照功利的眼光来进行判断，可是世界并不是按照人的功利来设计的；而且所谓功利有时是短视的。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并不知道石油的用处，虽然它可以作为燃料，但它的污秽让人生厌；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石油成为了几乎别无选择的能源。功利的眼光往往受制于近期的、而且往往是狭小的视角，审美的态度则可能保留康德所说的超功利的眼光。带着这种眼光的人并不计较每一次的利害关系，而是从大的历史眼光来理解，可能这才是真正合适的。庄子的思想中有“无用之用”的说法，结合这一事例看，这倒是贴切的。这里审美的态度当然也可以通过文字手段（譬如文学），但是相对说来，电影、电视、网络图像的表达可以超越文字的概念特性，达成对感官的刺激和抚慰。作为技术革新结果的图像表达，在实际作用层面，它成为了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

图像表达不只是一个意义的传达问题，而且涉及了意义的生成和存在方式的根本问题。丹尼尔·贝尔曾经提出:“在当代社会，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24]这里把两种不同的创新分提却又并列，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西方俗语“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事务和宗教信仰各自属于不同的范畴。无线电等技术发明是一回事，而信用卡制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们各自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图像传达在文字时代受到了冲击，甚至也可以说遭到文化地位的贬低，图像差不多成为了文字表达的辅助工具，相当于看图识字这样的功能。而在电影、电视等媒体兴起之后，图像传达有了大规模应用的可能，而且事实上它也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传达的能力，这样才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图像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成为传统媒介的文字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这种冲击并没有造成文字的失效。不是说文字必须退位，而是在一些传达的场合，文字是必需的，图像也是必需的，文字与图像需要共同参与到表达实践，这样就使得原先的文字一家独大的局面有所改观。对于图像传达来说，以前看图识字的工作中图像就充当了辅助工具，可是对于文字来说，它相当于失去了霸权地位。

从文字独大到文字与图像并存体现了文化的变迁。整体变化的动力是技术的推动，而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则是媒体的具体运作。问题在于，媒体并不是自发地发挥作用，它在人的影响下才发挥作用，这样的话，具体的人通过媒体的形式行使了话语权力。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25]这里的眩晕包括多方面的因素。譬如有技术上的，每一种媒体有一套基于它的特性的表达，而在不熟悉媒体的情形下，就不能很自如地操控；也有人文角度的，即媒体人员也是社会利益群体的成员，在报道某种信息时，选择性的报道也可能成为主流状况。对于文化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不是内容本身所引导，而是由传播状况所导致的。哈贝马斯认为:“与印刷传播相比，新媒介传送的节目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剥夺了接受者做出反应的权利。它们将公众的视听置于它们的魔咒之下，而同时它们取消了公正的距离感，从而又把公众置于其‘导师威严’之下，也就是说公众被剥夺了发言与反驳的机会……有文化的阶层一直在使用理性的环境下接受教导，而如今这个阶层的共鸣基础坍塌了:公众分裂成由专家组成的少数人群，以及庞大的消费大众，前者以非公开的方式使用理性，而后者的接受性虽然公开却毫无批判精神。”^[26]哈贝马斯所说的这种情况，今天出现的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而文学作为大众传媒传播的一个方面，也同样受到权力关系的深刻影响，文学经典需要经过文学批评等活动的反复甄别筛选，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及的对象可以获得知名度，而该作品体现出的特质就成为人们所认可的文学的特质。如果说文学批评可以有这样的作用的话，那么今天电子媒体的改编工作也有同样的作用。如果一部小说不被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就很难成为知名度高的作品。在传媒和文学批评有共同的影响力的情况下，文学批评在学科领域表达意见，它是文学的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可是电子传媒更多考虑观众人数，而观众人数目标的背后则是商业利益，它和文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和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了影响文学的最直接因素，这样一个悖论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恐怕需要文学研究者认真思考，其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不能凭借简单的价值判断来做出回应，因为它涉及一些统计事实，还可能涉及对于大众评价的“政治正确”问题。而对媒体的批判可能被转换为对于大众的鄙夷，这样一种转换只能说明，当代文化中大众已经处在被大众传媒绑架了的境地，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当事人。当学科批判针对大众传媒时，大众可能成为它们的辩护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文学及其传播，作者已经不是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对象，而在过去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作者则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甚至对于作者的艺术地位的排序就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现在看来，当代的文学研究已经提出新的研究方向，而学科研究工作在此需要积极地跟进。

【注释】

[1]［法］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盛宁译，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2]［南非］麦·查普曼:《身份问题:南非、讲述故事与文学史》，陈戎女译，见王宁编:《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3]［南非］麦·查普曼:《身份问题:南非、讲述故事与文学史》，陈戎女译，见王宁编:《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1。

[5]朱立元:《“审美文化”概念小议》，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6]Charles Bernheim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39．

[7]聂振斌:《再谈“审美文化”》，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8]［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9]［美］詹明信、张敦敏:《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张敦敏译，载《读书》2002年第12期。

[10]王一川:《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觉流》，载《电影艺术》2003年第2期。

[11]王一川:《中国电影的后情感时代--〈英雄〉启示录》，载《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

[1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5页。

[15]［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7～188页。

[16]［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世界的电子克隆》，汪冰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157页。

[1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转引自［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译文有少量改动）。

[19]［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2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页。

[21]［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2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3]［美］威廉·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见《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5～116页。

[25]［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转引自［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译文有少量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