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工作，包含了一些不同层面的内容。当研究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注重其中的修辞表达和注重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就处在不同层面。当研究日益专业化、体制化之后，这些层面的梳理就越发有必要。实际上，同样都是考察诸如小说《红楼梦》的读者接受问题，政府部门、书商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处在不同层面。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社会效应，书商关心读者消费的状况，而纯粹的学术研究才把其中的审美问题作为主要的思考对象。

文学研究的多个层面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看，还包括了更为丰富的东西。文学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固定的对象，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游移的。当研究工作把关注点聚焦到“文学”时，其实不只是针对对象的，它还有关于文学的一些认识前提。结构主义诗学家乔纳森·卡勒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应该承认，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语言，特别在今天，它是一套印刷成书的写成的文本”^[37]。卡勒此说是针对新批评等文学研究类别提出的，认为仅仅对文学最直观、最直接的层面进行分析，并不能对文学有全面的理解。其实“一套印刷成书的写成的文本”，这里有文本规则问题、出版发行体制问题、作为书的阅读要求和惯例问题，等等。在这多方面的综合情况下，需要对文学的多个层面进行多方位的研讨。概括起来，文学研究应该触及文学的实体、想象和体制层面。

一、文学研究的实体层面

文学研究的实体层面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复杂的问题。文学的实体是什么？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关于文学的抽象定义，当面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时，他们会指认那些印刷出来的被称为文学的书籍。可是，当我们审视这些书籍时，无论多么仔细地分析，也不可能看到其中的“文学”，我们不能像化学分析仪那样从任何指定的文本那里准确地、明白无误地指出文学的所在。实际上如果文学离开了人，或者离开了特定的文化，那么这一概念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相对说来，文学研究的某一部分可以充当实体层面。它包括文学的版本研究、作家的生平考证、作品流通状况的统计分析等。在这一层面的研究中，研究结论体现为可以量化、可以精确地指认这样一个范围。

然而，当以“精确”作为一个标准来推行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难题。我们可以研究某一文学作品版本的年代，可是这属于一个推论，虽然可以尽可能大范围广收文献，但是文献的真伪值得辨析，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另外还有很复杂的问题。福柯曾经对于作者文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写道:

假定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作者，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际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想出版尼采的作品全集，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千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38]

这里不是“精确”在计算时难以达成，而是在量化之前需要有一个性质认定，而在性质认定时就可能有难以定夺的状况，因此接下来量化的“精确”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作为实体的文学当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即说到文学时候，我们的头脑里往往就会唤起对于一些具体文本的印象。不过和“精确”方面的症结相近，文学作为实体还是有其需要面对的问题。叶维廉曾指出，在文学阅读中，“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一首诗，不是留一个简单的字条:‘你走了，别忘了我啊’那样单一的传意。文、句是一些跃入庞大的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梯。诗不是锁在文、句之内，而是进出历史空间里的一种交谈。”^[39]当我们把文学理解为就是那一篇篇具体的文本时，关于文学的审美属性就难以考察；而当我们要超越文本限制，要“进出历史空间”来理解具体文本蕴含的更大的信息量时，就不能只是说文本，而要把文本和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理论上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式。由于不能从数量上规定有哪些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就只能说文学在实际的面对中会有多种不同的显现。

文学有文本的实体，但是又不能仅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待，甚至哪些文本是文学、哪些不是文学，也不能划出明确的界限。譬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当时属于习文的基础材料，可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部分是有文采的政论文章，不是狭义的、严格意义的文学。反过来，即使有些文学作品是严格意义的文学，可是也不妨从文化、政治、民俗、宗教等非文学的层面来看待，而且它的影响力可能也表现在这非文学的方面。因此，文学的实体主要表现在文学研究的基本面的确定，而具体研究中这种实体的规定性并不重要。同一文学文本可以在研究中从不同角度理解。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一致，但出发点不一致的情形。作为实体的文学文本对于研究的走向不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与一般的消费研究比较接近。波德里亚认为:“消费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关于‘丰盛’的现象学，它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开的小车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味觉的物质印象和信息来定义。消费必须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的组织系统当中。消费是使当前所有的物品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结一起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40]文学研究也就是一种广义的针对文学的消费活动。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来说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并不严肃，文学研究毕竟属于研究而不是一般消费的那种“消遣”、“休闲”行为，那么我们在严格意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研究行为的能动作用。霍克斯在科学研究的立场角度上指出:“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乎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1]几何学证明有添加辅助线的解题步骤，实际上在图形中本身并没有辅助线，辅助线作为添加的条件，它是假定了不会影响到几何图形本身，辅助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线条，而是为了证明过程的方便才添加的。辅助线是人为的假定，它的出现并不会影响客观实在的对象本身。辅助线作为几何题解题步骤的一个方面，说明严谨规范、科学客观的几何领域也不能拘泥于给定的条件，它需要一些合理的、想象性的工作。那么，文学研究面对的本来就是想象力丰富的领域，按理也应该有比较多的想象性。

二、文学研究的想象层面

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领域，对其想象的特点人们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把想象作为诗歌艺术必不可缺的特征。古希腊时期，论述诗歌的特点也是所有艺术都通行的，实际上当时文学才接近我们今天所赋予的精神创造的领域，而其他的艺术则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手工艺。在中国，庄子曾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42]这里“寓言”和前面的卮言、重言并列，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性质。卮是古代的酒具，也有说法认为是一种漏斗，可能是量酒所用；那么卮言就是酒桌上的话，或者就如同漏斗，哪里说了就在哪里忘掉。稍微引申卮言其实就是应酬的客套或闲谈，不可当真。重言是重要的话，相当于我们今天引经据典的文句，表达重要的观点需要引经据典作为支撑。寓言对于庄子来说，采用讲述故事的方式来阐明道理，即所言有所寄寓。先秦时期的文学观念就认为，文学必须对道理有所阐发。至于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所描述的“神思”也就是对文学创作中想象过程的描写。

文学的想象自古即有，而在文学的发展中后来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想象被提到了文学性的地步，即文学不同于其他的文字表达，就在于文学是想象的文字。通过对想象性的强调，浪漫主义文论将文学描写和客观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其性质体现为作家天才的创造。文学描写所对应的不是生活和社会的事实，而是作者的创造。浪漫主义文学观对作者地位的高扬，和19世纪文学领域出现的产业化的趋势相关，它把作者的个人独创不只是作为一个价值尺度，而且作为了一个基本性质。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框架中，文学想象由一个精神层面的事实，凸显为一个文学存在的必要条件，属于一种基本性质。文学想象地位的提高，在文学研究中带动了文学研究努力去发掘文学的创新因素，因为想象的东西不能从生活直接临摹，在想象的表达中直接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在文学想象的层面，文学研究主要探究文学文本包含的想象成分，但是也有的文学研究关注读者阅读所激发的联想。这种联想对于文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黏合剂，即它可以把文学阅读中文本实际的描写，和读者结合自己生活经验和知识所感受到的东西综合起来。这种综合要有文本的事实基础，但是从同一文本出发，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可能有很多类别。实际上，最边缘的角度可能显示出通过研究而显得重要的内容。这里重要与否不是由对象本身决定的，而是要看研究者把它放置到什么位置，从什么角度来认识。胡适在历史研究中有自己的读书体会，他说:

《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因为从这些字句上可以引出许多有关时代生活的问题:究竟汉朝的奴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究竟“利屣”是不是女子缠脚的起源，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记载这种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43]

在上述引文中，胡适提出阅读《史记》的体会颇有新意。他所引用的两句话，一般的阅读者根本就会视而不见，完全忽略掉该文字的记载。实际上也可能是《史记》的作者不经意的表达，但是胡适在留学期间接触到了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包括通过生活细节的考释来把握历史状况的方法。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大多属于官修，也就是政府财政出资，甚至编撰人员也享受朝廷的薪俸，这样的修史体制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修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管理国家的历史经验。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不属于“二十四史”，不过也是同一理路，即为资治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著作的立足点就不是一般历史学家要考察的社会的一般生活状况问题，它们的史学价值主要在于提供典章制度、官府执政的方法案例、统治者的交往方式、统治过程的谋略等。在这种记述中很难看到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民间生活的记录，而民间生活才是社会的一般状况的整体性反映。胡适据此对“二十四史”有所诟病，也是情理之中。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学研究的这种“想象”可以顺着作品描写的路径，也可以说几乎完全和作品本身的表达无关。另外还可以说，文学研究的想象直接的对象是文学方面，但是它的影响力可以达到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麦克卢汉曾经就印刷文化的影响力问题指出:“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法国革命是由文人学士和法律人士完成的。”^[44]这里说到了印刷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建构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力应该说确实存在，在印刷术大规模地成为书本的生产途径之前，依靠的是手抄方式，这样的话，书本的传播数量肯定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人群中成为阅读的对象。可供阅读的书本的匮乏也反过来造成识字是一种奢侈的文化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印刷业既是传达知识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事件。“在中世纪，手稿固定地处于物质空间，极少使用标点符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是被高声阅读。按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学问，与其说是视觉学问，倒不如说是听觉学问。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的发展，人类的所有感官日益得到划分而变得专门化。”^[45]因为印刷图书的普及，书写才可能高度规范化，这种规范要求不同地区的人都遵循逐渐约定俗成的规矩，在拼音文字的欧洲地区，这种情况就有尤为重大的意义。通过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区采用相同的书写方式，就可以把该地区塑造为一个文化统一体。文艺复兴之前梵蒂冈教会是人们认同的轴心，在路德新教的冲击下，教会的行政统治遭到了质疑，而且逐渐被世俗化的行政所取代，世俗化之后的国家认同，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可以想见，在文艺复兴之前，拉丁文是唯一的书写语言，它成为梵蒂冈教会统治的文化符码，而在各民族自己的书面语言形成之后，其实也就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纽带的重要作用。印刷术通过大量复制文字的方式，达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共同使用该文字的群体，彼此之间就有同盟者的感受。

三、文学研究的体制层面

文学研究的实体层面可以从文学文本等方面得以说明，它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研究想象的层面延伸开来，它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的事实。在整个研究中，想象的作用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添加剂，可以拓展文学的空间，即一些不能直接在事实层面凸显的东西，通过想象的方式使之完成，同时它也可能成为惯例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旦这样的话，它也就成为一种“准事实”，就心理而言，和事实层面别无二致。

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是体制方面。这一层面的认识非常重要，但是它对于文学本身的探究没有多少价值。它存在的意义，相当于磨刀石，磨刀石本身不能用于切割，它通过对刀具的磨砺作用来达成切割方面的影响。

要说明体制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力，那就和人的认识的主观参与相关。布尔迪厄曾经说:“我们一旦观察社会世界，我们就会把偏见引入我们对这个社会世界的认知之中，这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即为了研究这个社会世界，为了描述它，为了谈论它，我们必须或多或少地从这个社会世界中退出来……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方、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46]“退出来”有其必要性，即观察一个事物，需要与之保持一段距离，这样才便于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可是这一“退出来”的立足点在哪里？“退出来”之后观察事物的角度在什么地方，其实需要进行辨析。实际上这一最需要进行思考的地方往往被忽略了。人们只去关注观察本身，而观察的依据如何则往往不在思考的范围。布尔迪厄还指出:“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47]就是说，在取得学科观察依据的过程中，学科的规则本身成为了一个对象的加工基地，在学科视野中呈现的事物，已经不同于事物的本来形态了。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物理学中也得到了验证，即物理学实验在观察微观世界时，需要给出一些物理条件，包括光线、热能等，在给出了这些附加的因素之后，实验主体才能够观察到实验过程试图获得的结果。可是这样的话，它会影响到物体在微观层面的基本状况，实际上也就是在附加条件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它本来状况的结果。那么这是否算是一个悖论？即人们观察、认识的是客体对象，可是在对此进行的认识过程中，可能认识的已经不是原初的对象本身，而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

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人为活动对对象的干扰都具有合法性，这里有学科的认定。这种学科认定包括了多种制约因素，其中某种干扰可能对某些运作过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属于可接受的；某些干扰因素虽然也可能影响到认识的客观公正，可是只要结果可以产生某种积极的社会效果也就可以被接受，实际上它充当了特定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功能。印裔美国学者阿·德里克指出:“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的动力，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完全专注于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性和局部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则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欧洲中心意识形态掩盖了作为其动力并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权地位和权力关系。”^[48]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历史上唯一一种以本位立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不是也有华夏中心主义？甚至就连地理方位上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他地方则在边缘。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地方中心主义思想都只在自身的位置发生作用，相当于只是自言自语。欧洲中心主义的出现和工业革命的全球化进程相关联，它和源自欧洲的现代科技、现代管理一起成为了世界新体系的建构者。在这种建构中，地区本位的思想和普适性的诸如科学技术的内容纠结在一起，而且还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于是本来属于文化偏见的看法也就和“科学”相关联了，把原来的那种褊狭遮蔽了。这种体制下的偏见在对比中可以看得清楚一些。譬如早先的欧洲殖民者把非洲原住民看成一种劣等民族，其中的一个缘由是认为他们懒惰。那么从生活节奏看的话，有些地方的非洲人的确可能一天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从事生产；可是按照欧洲殖民者的标准来看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地方的人一直就把勤奋工作作为一种道德来加以推崇。欧洲在资本主义的原始阶段推行血汗工作制，每个劳动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这成为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严重的污点，实际上以后的社会变化就是对这样一种血汗工作制的矫正和废除。以此来看，其实东亚地区的传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一般没有规定每周休息。比较起来东亚地区的工作勤奋程度甚至超过了血汗资本主义。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欧洲肯定不能说东亚人懒惰，于是把只知道工作而没有生活情趣作为了指责的口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中心主义论者针对非洲和东亚时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而这种标准的转换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而只是对欧洲的差异来看，在差异的情况下，欧洲才是正常值，而一切与欧洲不同的都是偏差。

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研究立足点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它比之于具体认识活动的个人偏见之类，具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在两百年前，欧洲传统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应该是现实生活之外一个寄托理想的园地。所谓文学的诗性就是一种整体的乌托邦，思维方式上保留了维柯所说的原始思维；在修辞上不同于日常生活交往的言简意赅法则，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的表达；在具体生活场景的描写上，生活呈现为一种理想状态或者不同于普通人的“奇观”；在文学的具体功用上，近代已经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时代，即按照效率法则处理各种事务，而传统的文学观则认为文学是远离实际功利考虑的。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生产活动也在效率要求的框架之中。尤其是后来出现的电影艺术，基本上按照工程项目的要求做出预算，然后在预算的范围内进行具体的拍摄，它已经成为严格意义的经济行为。在这些变化之下，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学，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在诸如文学是语言艺术等抽象性质的要求下，新的文学和过去文学是相通的；可是它所采用的方式，达成这种方式所采取的路径等方面，完全有质的区别。

在这种变化下，理论家有时也感到错愕。有思想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自己有深度的思考。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德国学者本雅明就对电影（故事片）这种当时新颖的艺术形式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电影等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的兴起。新美学和过去美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过去的美学讲究的是韵味，可是电影等表达方式不容许接受者细细品味，镜头运动的时间性质把叙事推进到新的下一个场景，于是慢慢品评韵味的法则就被视觉感受的“震惊”所取代。在电影镜头的表达中，不只是大的角度这种转换，还有它对于人的感受的具体细节的影响。譬如通过慢镜头我们看到了快速运动过程中的瞬间状况，时间在这里被放大，我们的感受经历了另外一种时间；通过特写镜头，我们看到了大多数人平时并不注意的、微妙的心理起伏等不经意的动作。这种精细观察成为我们把握故事中人物的一个途径，这种把握方式或许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借鉴作用，但是生活中人的表现肯定不如摄影机镜头中的表演那么传神。

文学的体制和文学研究体制的变化，使得文学研究注定了不能步传统文学研究的后尘。黑格尔当年说，欧洲已经进入到了法制化的时代，因此反映现实的文学不再可能通过塑造呼风唤雨的英雄来贯穿情节。显然，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可以这样做，而且也的确通过作品的英雄和神来达成效果。在文学研究中，也有相应的英雄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即以前可以是某一伟大人物凭借一己之力就开创一个学派或创设一种研究模式，而在今天体制化了的研究格局中，已经不能依靠这样的天才，研究者所做的是一种局部性的工作。即使有了不起的设想，也需要有一个团队合作，或者其他认同者追随足迹，在以后通过新的成就才得以追认。

文学研究存在事实、想象和体制三个不同层面，它们是制约文学研究的不同力量，同时也是给予文学研究新思想的源泉。韦勒克不无担忧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处在不稳定状态，其最为严重的迹象就是面临着还没有建立确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methodlogy）。”^[49]他的话触及了文学研究各层面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其中每一个层面都不能被取代，而它们之间也不能简单地转换。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