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在文学还未终结的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答案。除了已有的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对新的变化学界还会有不同的认识。在关于文学的定义上不能得到公允、确切、稳定的表述的情况下，把握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是很重要的，即文学研究，应该追问它的知识的针对性是什么。

一、文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性

文学研究的对象首先应该是文学，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可是，什么是文学却充满了歧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有各自关于文学的不同界定。某个时代或者文化认为属于文学的最重要的特性或功能的东西，在另外语境中则可能被弱化乃至否定。譬如17世纪新古典主义强调文学要有理性精神的照耀，这种认识就和中世纪神学所要求的文学表达对神的敬仰有很大不同，对于神的敬仰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宗教的热情；在此后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要有激情和想象力，这里激情和理性的冷静之间有反差，而且浪漫主义所取得的激情是基于个人的感受基础上的，它和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理性主义要求把个人融入对于国家和领袖的忠诚这种规定几乎完全相左。在这种对文学的不同诉求中，其实对文学有不同的界定和设定。曾有欧洲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接触到了东方文学之后感到不可理喻，于是感慨“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几个文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在某些体系中被奉若神明的诗学观念在其他体系中根本未被提及……自亚里士多德至德里达以降的西方文学和文化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1]欧洲文学观的非普遍性也可以反过来说，欧洲之外一些地区的重要的文学观念，其实在欧洲文学中就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没有人去关注。人们一般会考虑是不是不同理论的视角有各自的盲点，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盲点，而是兴趣点。文学本身是人创造的，而且对于文学的看待和理解也是人自身的规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不是一个本然的存在，而是人所规定的存在，人以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它才可能以什么面貌呈现。因此这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视角问题而不是对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我们所要杜绝的是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本身并不是一个物质意义上实际存在的对象，进行一种客观化的包装，赋予它一种本质性的、似乎可以离开人的看待而客观地显示的意义。这种本质主义在“该次”具体认识中取得了方便，可是却阻碍了未来新的探测的可能性。相对说来，文学毕竟还有具体存在的文本作为依据，因此在探讨过程中至少在针对的对象上还可以有一些实在成分。而与文学研究比较接近的美学领域，则把美的本质问题加以规定，这样就有一种预设的、先于感官或者优于感官的所谓美，而把具体对于美的感受置于这种美的本质的具体化过程。这样做的结果是，新的审美现象的关注就被一种陈旧的模式所遮蔽，很难看到敏感的、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对此，伊格尔顿认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感觉上的记录而已，在我们的情感上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2]在他看来，审美的问题是以人们的政治意识为核心的、社会无意识的感性形式，把美的性质加以规定是一种社会的政治霸权的具体实施。文学的存在可以通过具体的文本来加以指认，这使得它和一些哲学研讨的问题有所区别，哲学中除了“美”之外，另外的一些抽象性质如“善”，它的存在也显得虚无缥缈。狼吃羊的生存竞争法则已经存在了若干万年，从夺取了他者生命角度看，这固然和善的要求矛盾，可是在狼吃羊的过程中，狼所吃掉的主要是那些病弱的对象，其中体质不好的羊被狼吞噬，在种群的繁衍中遭到淘汰，长远角度来看对羊有益。而患病的羊奔逃无力而殒命，那么这些病患不排除传染病。如果作为传染源会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那么通过狼的淘汰，则健康的羊有更多的存活机会。显然，在羊看来属于“恶”的狼，换在羊之外的角度可能看到不同的方面。狼威胁到具体的、个体的羊的生存时，却对羊的种群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从这种关系来看，一方面，狼和羊处在敌对关系（对羊而言）与供养关系（对狼而言）；另一方面它们是共生关系，即彼此都从对方的存在获得了自身的利益。在对狼羊关系的认识中，就面临一个如何确定着眼点的问题。因为上述几种关系都是事实，而研究的工作则要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它在做出取舍的过程中，是按照认识者的认识动机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当有多种认识角度，而且每一角度所看到的方面不同时，角度选择实际上就有一种主观性质，尽管从认识行为本身来看似乎是客观的。这种设定的权威性或决定性，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如此，现代社会打破了迷信的教条，提倡科学的怀疑精神之后，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胡适曾经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这里的“科学”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在18世纪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强势进入，它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科学本身的出身来看，科学就是反对权威的，它的怀疑精神成为它不断突破传统认识的有力武器。在中国，科学本身成为权威。而从中国接触到科学的语境来看，它是和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力一起出现的，科学与富国强兵、重振国威的诉求联系到了一起。近代以来被唤起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和科学的引进不能分开，科学本身只是需要面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我们接受科学的大语境中，则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在中国的这种设定，可以给我们理解文学提供启示，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到五四文学的呐喊，文学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先声和助推器。回顾一下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文学的自觉”，这是从先秦以来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转到文学的自足；而再看现代的变化，我们不能说这是文学本身的规律，而是根据社会需要，人们对文学做出的设定进行了调整。应该意识到，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由我们的期待所设定的对象，我们的设定不同，会使文学在外延和内涵上有很大区别；我们所看待的角度的差异，也会使文学有不同的面貌。

二、文学研究对象的游移性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目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对文学的关注成为文学研究的共同点。可是在这一目标共同点的表象之下，则是文学研究的差异。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西方文化之中的“literature”是晚近二百年来才具有“文学”的涵义。^[4]其实，这种认识的有效范围不只是西方，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来看古代留存下来的各种文献，《史记》、《左传》、《国语》等是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混杂，难以分清文学与历史各自的具体比例。再看《文心雕龙》关于文体的划分，其中超过半数的文体按我们今天的标准应该划入应用文，这和我们所理解的、作为审美创造的文学有相当距离。而刘勰所处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不同于此前的功能性的认识，以为文学一定要有什么社会作用，而是认为它满足了审美需要的话，就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样一种看法不一定是对文学的提升，但是它对文学的独特性，即可以区别于其他文字表达的特点有了一个说明。“文学自觉的时代”所理解的文学，和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的差异还有很多，譬如文学语言的形式，当时的文学主要以骈体表达，在对称的形式中，达成对事物两面性的描述，往往形成一种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抽象和具体等多方位的把握。而后来唐代古文运动所倡导的表达，就坚决地抛弃了这样一种审美观念，强调的是语言和思想、语言和情感的结合，对语言本身的形式美感相对不那么强调。骈体文的修辞表达在被基本否定的总体状况下，仅在个别的方面，如律诗的中间部分的“对仗”加以保留。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文学观念的轨迹的变化，由先秦到六朝，文学形式的重要性逐步被人们认识和重视，而到此后，文学形式就只是表达文学的某种观念的意义上才得到彰显。如果前面一段的变化被称为文学的自觉，那么后面一段的变化则又是向着被改变了的过去的回归，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觉”的反拨。文学研究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游移不定的。这种变化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文学创作与阅读中自觉地进行变革，在17世纪的古典主义企图进行文学传统的保卫战失败之后，文学的大胆革新完全成为了主流，这种趋势在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文学艺术领域中革新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专业批评家群体可以有效地追踪的程度。当人们开始熟悉一种新的文学表现时，这种文学已经可能在创作中属于被更新的文学所抛弃的传统。第二个层次，文学研究角度的变化。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东西，这样也使对象面貌不同；或者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在变化了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作用不同。这一层次属于相对主观的方面，它和前面第一层次分别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诠释了文学的变化。第三个层次，和文学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变化，它使得文学的创作或者人们看待文学时采用的手段发生变化。麦克卢汉指出:“几千年前，游徙不定的采集食物的人，接受了定居的、相对静止不动的工作任务。他开始走专门化的道路。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是这个专门化过程的两个主要阶段。在分离知识和行动的作用中，文字和印刷术是极为专门化的媒介，虽说有时看上去有这样的趋势:‘笔胜于剑’。然而，借助电力和自动化，分割过程的技术突然与人际对话融为一体了。人们突然成为游徙不定的知识采集者，这一游徙性前所未有，人的博学多识也亘古未有，从割裂的专门化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电力媒介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使我们顷刻之间与人类的一切经验互相联系。”^[5]技术变革使得通过技术来传播的信息和人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之后，作家们和批评家们一度认为，唐诗那种言简意赅、精悍篇幅引发广泛想象力的文学方式已经风光不再，这种认识和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直接影响的事实有关。西方文学体现的美学类型就与唐诗的意境类型截然不同，所以这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认知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在手机的短信功能被人们运用之后，手机短信按照字数收费的规则，就使它不宜长篇大论，于是手机短信成为了需要重新重视字数精练的文体。而手机随身携带的事实，以及朋友之间随时联系的需求，就又使得以诙谐、暗示、讽谕见长的手机短信成为一种当代的“唐诗宋词”。它在短小的篇幅中，所表达的内容可以让人开怀大笑或者发人深省。在朋友相聚时，人们最近看到了什么短信也成为交流的话题之一。文学研究对象的游移，就在于它在一段时间呈现为某种性质或某种趋势，而在另外一段时间则呈现为另外的性质或趋势，可能敏感的批评家或作者会预测到变化的态势，但是这种变化完全地被人预测是不可能的。在这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中，思考这种变化的人本身也被卷入了变化之中。思考者不是站在一个可以旁观的立场静观其变，而是观看变化的过程时，他的立足点本身也都在不断地位移。美国研究传媒的学者迈克尔·海姆说:“计算机面前，报纸编辑与记者的关系就像是师傅和徒弟似的。以前记者先写上一段，然后拿给编辑看，编辑圈改之后就会与记者讨论，由记者负责进一步修改。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编辑得到电子文本后直接进行修改，完事后给记者一个复本。记者用不着学习如何重写，而编辑却成了越来越好的作家，记者成了数据录入员。”^[6]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变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一个方面，以前的报刊编辑就相当于记者撰文的把关人，而今天的报刊编辑则成为记者所写文章的最后修订者。这种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文学领域。在莎士比亚时代，剧本是戏剧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剧本是剧作者所撰写，所以剧作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戏剧的核心。人们记得莎士比亚创作了《哈姆雷特》、《奥赛罗》等经典剧作，至于担任该剧主要人物角色的演员，可能在当时有一点名气，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且新一代的观众可能根本就不会理会以前的大牌演员是谁这样的问题。而进入到了影视时代之后，影视作品可以大规模复制，覆盖到广袤的空间，而且拷贝可以长时间保存、播放。当初的演员已经不再妨碍作品的播放，甚至今天的技术还可以使影像受损的拷贝得到修复。这样，演员的重要性就大为增强了。在电影领域，有一部分观众比较注意谁是影片导演，另一部分观众比较注意演员阵容，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编剧。在这种变化中，文学研究需要认识到这些人的关注点的迁移，其实这些变化不只是如何看的问题，而是由于重视程度不一，创作过程中的投入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本身就使得文学史的景观也发生改变。

三、文学研究对象的功能性

作为文学研究的知识对象，文学本身在发生变化，人们看待文学的方式和角度在不断变换，所看到的现象对于研究观点的意义也有很大不同。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文学变化对文学研究的认识层面的影响，这是应该的；但是还有重要的意义在于，变化本身具有功能性，当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之后，变化的观念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对此前现象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会使我们调整以前对此类问题的看法。原先的研究对象的秩序就有所调整，通过调整又把当今的文学放置到了一个新的背景或者平台，又在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和认识。

这里也多少显示出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不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强的技术性质，它本身就依赖于技术，如光线的运行速度每秒将近30万公里，这需要有相应的仪器来检测，在技术上不提供这种支持时，光速根本就不会作为问题而被提出；当光速被很精确地检测出来之后，它又成为了进一步提出并分析问题的基础。通过光速的把握，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星体的位置，甚至由此提出了宇宙的诞生时间等重大问题。相对说来，人文学科与这样的技术支撑没有直接关系。艾耶尔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7]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家、中国先秦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问题，如果局限在作为社会问题来思考的范围，那么今天的解说就不能说已经超越古代哲人的思考。“古老问题”在今天并没有解决，往往只是今天有新的提问的方式，关注新的问题。“古老问题”的退隐有时是以这种问题没有办法回答来搁置，譬如世界的本质，世界本身是一个无穷的、多方面的集合体，每一方面的新发现都可能对已有回答作出修改，因此在新的认识没有终结之前，任何回答都只能是暂时的。所谓世界的本质的命题包含了通过对此的把握，能够推演出世界的基本变化的规律，可是这种要求建立在对世界的全方位认识的基础上，那么由于“全方位”的遥遥无期，这种假定本身就没有操作意义。文学研究中文学在发生变化，研究文学的视角、方法在变化，对于文学的提问方式和方面也在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对文学新的思考和看法就会对文学的下一步的认知，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实际的效果，这里效果是功能性的。

我们可以从当今文化传播的图像化趋势来做例析。图像化社会的图像泛滥是一种历史逆转。在文字产生之前，图像应该是表意过程的主要方式，象形文字可以说是图像表达留下的痕迹。随着文字的广泛运用，图像表达逐渐成为文字的补充。文字表达强调意义，文字直接和“意义”挂钩，它是当然的主角，图像成为附庸。“在文字时代，通过文字定位图像还有着某种理性的理由，图像被定位还体现了某种思想；而在摄像镜头统治的图像的景深和角度中，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进行着统治，这种根源于技术的统治是非人化的，体现出一种当代文化中的非人力量。当人身处这样的图像中时，观看角度、景深这样一些在自然的景象中需要人选择的方面，就成为一种经过别人选择之后，观看者只能作为一个现实来看待的东西。观看者所能够做的就是看与不看的选择，至于如何观看则是已经作为一种预设的程序。”^[8]在图像化的表达中，图像本身成为了一种在表达作者意识之外，还可能表达另外的意义的东西，影视明星的魅力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大牌明星，最初是作为影视作品中某一角色的扮演者，通过作品展示吸引观众，观众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作品之余，也投射到扮演者身上，于是演员就获得了所扮演的形象的某些光环。演员表演本来只是针对剧情，而在接受的效果中，演员和所扮角色融为一体，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不只是媒介大量使用图像，而且生活中某些对象被图像化地把握了。其实在西方世界民主选举中获胜的政客，往往在个人形象、气质方面有一定的长处就是鲜明例证。当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击败卡特，里根的翩翩风度难道不是一个获胜的因素？奥巴马击败老迈的麦凯恩，两人形象的高低显然也是胜败因素之一。图像化这样一种趋势成为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也是文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而这样一个变化反过来就会对创作与批评产生实质性影响。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对象本身如何呈现出来，而是视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定。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呈现的面貌可能差异极大。当文学在文学研究中被询问，通过对询问做出反应才呈现出来的过程，它的出现就具有了某些功能的性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有驰名世界文坛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的深刻思想和魅力获得了普遍认可，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则相对显得意蕴欠深，这部电影没有能够搭上著名小说的顺风车。不全因为电影制片人、演员等功力不足，而是昆德拉小说本来就没有提供多少可以视觉化改造的空间，其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以电影媒介来表现是一个难题。更关键的在于，评论者围绕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学评论，所注重的文字表现、思想主题方面的说法，面对该作品的电影版时显得不着边际，从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对电影的冷落。这一个案说明，文学文本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中国作家高晓声写出了揭示农村生活的小说《“漏斗”户主》，小说发表之后没有获得作者所期待的反响程度，于是他继续创作了故事主人公陈奂生在农村改革之后的故事《陈奂生上城》。这部新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并且小说说到了前一部作品所讲述的“漏斗”户主现在在农村新形势下如何生活。后一部小说成为一种关注点，并且唤起读者对前一部作品的注意。因为当时文学批评的积极跟进，高晓声后来陆续写出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出国》、《陈奂生入党》等系列小说。被研究的对象，当它在这种研究的语境中呈现之后，附加到文本的意义，就与文本一起参与到意义和价值的建构过程中。结构主义诗学家乔纳森·卡勒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应该承认，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语言，特别在今天，它是一套印刷成书的写成的文本。”^[9]在这一文本体系中，包括了作为物质存在的词语的组合，也包括各个不同时期批评家和普通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同时还包括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文学秩序。文学研究所针对作品的各种言说，也一并成为了后来者对于此前文学的理解的基础。我们研究文学，不是一步步地逼近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通过研究看到了文学的多方面的面貌，而新的面貌的出现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以后创作新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