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理论知识的前设与后验
在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属于研究的基点，文学研究是否合理需要文学理论来加以说明和认证。各种关于文学的认知和阐释，由文学理论来提供合法性的框架。那么，文学理论这种功能的实现并不是无条件的。文学理论作用方面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要在时间坐标上达成前瞻与后顾。所谓前瞻，是指对今后一段时期理论的发展有所影响，更重要的是参与到影响今后一段时期的文学活动。所谓后顾，就是对已经发生了的文学事实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前瞻与后顾，具体落实到文学理论的工作中，要求理论有自身的前设，理论的基点、目标等方面的设定。理论的后验，即理论的观点要在以后的文学现象中得到验证。这样一个前、后两端的要求跨越了时间的间距，形成了时间跨度的差距之后，对于理论自身也就有了复杂的关系，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讨。
一、文学理论的时间坐标问题
在文学研究的学科中，文学史涉及时间问题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如果说文学理论涉及时间就会耐人寻味了。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于，文学理论不是关注文学的时间现象，而是寻求文学的普遍性的规律，实际上还追求能够超越时间的、具有永恒性的文学的性质。再者，文学理论的内在的品质是抽象地把握对象，这是一种共时性的思维，那么，在这种共时性的前提下也不是关注时间因素，因此似乎也与时间无缘。
但是，这种共时性只是相对的，作为人类的精神体现的文学，它本身是有时间性的。对某一时期作为人的理想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时期也可能并不是理想的，甚至可能恰好还是力图去克服的。譬如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兴起的、改天换地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行动，是当时那个时代振奋人心的理想的实现过程，可是今天在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意识下，至少会对这样的行为有所质疑和批判。这样一种转变不能简单地以为就是后来者对于前代的纠错，如果这样的话，后代总会有对前代的变化，那么人类史就只能被描绘为一个错误不断地叠加的历史。这种看法和作为另外一个极端的、总是把前代看成是自己今天的榜样的认识，都是缺乏历史感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身对于世界的看法，这种看法从纯粹科学的角度也许是不断的发展乃至进化，可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看法在当时时代有无积极意义才是评价的标准。不同时代之间的认识的差异，可以采取一种结构的、共时的框架来加以参照，它们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
这样的话，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的一种结构的、共时的把握框架，它不是注重时间性的过程；可是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出，实际上它也是涉及时间性的。文学理论的言说有一个时效问题。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作品的六个要素，其中包括人物和情节，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比人物重要，正是因为情节才使得人物命运、性格等具有感人的魅力。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也提出了叙事作品中人物和情节的重要性，但黑格尔认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情节是塑造人物的手段。两位重量级的思想家对此有不同意见，其实在他们各自时代都是合适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情节的表达很大程度上依靠口述文学，只有结合到情节，人物才可能被记住，而且古希腊还处于神话的时代，这种神话时代的叙事本身富于传奇色彩，其中的主人公因为秉有异能而必然具有鲜明特征。在黑格尔的时代，则是黑格尔自己所说的，现代社会是依靠宪政而不是个人管理的，这样的制度变革使得个人的作用只能在宪政的框架里面发挥，因此是制度而非个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个人就可能会成为体制之下的“螺丝钉”，即使身为统帅也可能就是这样。再加上现代的文学更加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主人公也不是神话传奇中呼风唤雨的英雄，如果不在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方面下工夫，可能文学作品的读者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黑格尔的观点针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也是适用的。这样来看的话，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各自的理论表述不同，我们并非从中辨别是非，他们两人的理论都在各自的文学背景下发挥影响。由这种对比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理论研究上时间因素如何重要了。
在这时间角度的看待中，其实也和整个社会本身对于时间的分割有关。杰姆逊曾经说，工业生产的过程是工作中经历痛苦，然后得到报酬，“这样，人的时间便被分割开了，在某段时间里有工作，没有任何满足，而在另一段时间里你将得到满足”。[36]这样一种状况基于对时间的把握。把某段时间作出牺牲以满足另外一个时间段的需求，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并不是单纯的牺牲，而是依靠所谓的“回报”期待的预期和落实。在工业革命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这种关系稳定下来。譬如涉及劳动报酬支付的相关法律，雇佣者不能采取不支付报酬的方式以获得劳动者的服务（义务劳动除外），商业活动的买卖双方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来达成贸易，双方在合同履行中有政府的法律作为支撑，这样就使得未来时间段的支付能够参与到此刻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大宗货物实行的期货交易，也是把时间进行处理的实例。时间作为一个矢量，它不能被控制速度，也不能被回溯，可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达成对时间的整体把握。在这里，经济的全面渗透就使得时间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原先看来是超越时间因素的东西也在时间坐标中安放了位置。譬如人的认识的活动是对于真理的探寻，认识的成功在于认识者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可是考虑一下物理学上的磁力线，怎么可能看到？但是，把碎铁屑撒在纸上再以磁力干扰，就可以看见碎铁屑出现规则性的分布，这种线状分布是磁力线的证明。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认识不是依靠感官直接来“看到”，而是要通过某种迹象来把握。再进一步的话，所谓“看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仪器检测而非感官亲历的事情，在高科技实验室可能制造出新的物质元素，可是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这样短暂的存在时间决定了任何生物感官都无法做出反应，那么，通过该物质所留下的痕迹之类来做的判断，虽然不能被感官所把握，但是它的存在可以在学科的方法中加以证明。这里认识行为的“看到”是一个时间过程的产物，在时间的累积中某种检测的合法化得到了支持，它比之于真正肉眼的“看到”在学科上更有说服力。这样一种变化在今天看来顺理成章，可是变化之前则意想不到的，甚至也可以说，如果最初就说明会发生这一转变的话，则变化过程就会缺乏合法性的支撑。
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个变化的事实。美国学者奥康纳认为:“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37]这样变化过程的描述涉及复杂的问题，也可能并没有得到学界公认，但是，关于整个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可以作为一个附注来理解。在20世纪以前的人文学科，强调知识体系的认识功能，认为事物是复杂的，但是如果有了一个合适的知识架构，就可以对事物作出中肯的认识，突出知识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在“语言转向”之后，很大程度上不是知识框架给予认识支撑，而是这种框架给予认识的言说一种合理化的包装。也就是说，认识行为由一种实在的认知的方面被挪移到了一种话语的层面。认识不是一种和对象的关系，而是它和话语系统中的其他元素的关系。通俗一点说，所谓认识是一种可以说得通的表述。在这样一种转换中，认识本身的变化也会对于既有的和未来的各种理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二、“前”与“后”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
文学理论处于时间之流，它并不着意去追踪文学现象的时间流程，但是文学现象变化的结果也会反映到文学理论的视野，使得文学理论在看待文学时具有一种变化的眼光。
在这一时间的框架中，文学理论不只是消极地面对文学的变化，记录下前后的差异，当然也更不能完全漠视变化，或者简单地认为以前的状况不成熟，现在才正常；或者以过去的状况为正宗，把后来的变化斥之为一种堕落，这是一种和理论认识无关的态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方式。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当研究对象处在变化过程的时候，研究本身不能从一个固定的时间视点来对对象做出评断，这样的话，文学理论需要有一种时间意识。但是文学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批评史等部门去处理；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它自身需要做的是，在共时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同时又不至于把这种理解绝对化，甚至以为它是可以超越时间的、普遍性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理论不过是文学理论家对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的一种理论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除了理论家自身思想的限制之外，还在于它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状况所给定的条件。就理论思考此刻在场的情况而言，它可以是静态的分析，而就这种思考的历史所给定的条件而言，它处于时间过程之中。
文学理论在面对文学时，这种文学本身则不管是否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它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当我们把一部一部的文学作品排列出来作为研究对象时，这些作品有着一种前后影响和评价的关系。前代的伟大作品会作为一个标尺引导后来者的创作，而后代的创作成就又会作为重新看待前代作品价值的一个基本砝码。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唐诗宋词所营造的诗歌意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李杜的影响，李杜的美学观念成为了跨越时代的艺术实践的准绳；而又应该看到，后来者创作的成就也可以成为加强李杜诗歌历史地位的一个注脚。
在这前、后两端都不是“透明的”，前代文学是后人评价了的前代文学，很可能已不是前代人自己眼中的文学了；后代阅读与创作也不是完全站在后人的当下现实状况，而是受到前代文学所营构的审美文化格局、审美心理范式基础的影响，两者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这种历史的两端中，前代文学作为给定的条件，它提供文学研究系列的现实；后代的文学阅读与创作是对前代文学的反映、评价，它提供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叙述的框架。艾略特曾就文学演变过程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指出:“现存的不朽之作形成了一个理想物序，新的艺术作品（名符其实的新作）在进入这一物序时改变了这一秩序。在新的艺术作品出现之前，现存秩序是完整的；这一秩序要在新作进入之后保持下去，整个的现存秩序必须被改变，哪怕是很小的改变。因此，每一部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要得到重新调整；这是旧与新之间的和谐。任何赞同这种秩序、欧洲式和英国文学观念的人都不会认为下述观点是荒谬的:过去必须被现在改变，正如现在要受过去引导一样。”[38]艾略特在此所述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内部秩序的观点，系统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一旦把系统的格式设置之后，它就可以按照程序进行运作。而且在这一事件的时间序列中，前后之间就体现为相关的影响-评价关系。
文学理论主要从共时的结构框架来看待文学，它虽然在言说上并不强调文学现象的历时关系，但是它的言说要有效用，就还得结合文学现象的历史语境来考虑，这样才能够有针对性地阐释对象。这种历史语境包括理解和发掘作品所描写的事件的历史位置，也包括要了解作者写作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还包括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读者依据什么历史观念来看待作品的描写，从而对作品产生理解。在结合到了作品方面之后，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对文学批评的相关历史状况进行梳理，因为批评并不是计算机程序一般的工作，批评需要批评家的参与，而批评家作为人，也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且他个人的情绪、爱好等会渗透到批评中。批评其实是一种“再创作”，同一作品在不同批评家的阐释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其道理就是因为如此。
这种历史的眼光还应该从“历史中”擢升到“历史地”，在历史发展总体运动的框架之中来认识历史现象。所谓“历史中”只是将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同一个特定历史纪年联系起来，而“历史地”则要贯串一种鸟瞰式的眼光看到历史的沧桑巨变。它需要立足于现在，同时又要体察“当时”，理解当时状况与当代视点之间的差异及其底蕴。说到底，人们所说的历史只能是当代所能认识到的历史，而人们所立足的当代又是历史线索的一个局部时段，受到过去所影响的当代，过去与现在、当时与当代必须贯通起来。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耳德（H．Butterfield）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中提出，“……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像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像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39]巴特菲耳德这样一种表述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具体观点的问题，它表达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如何来看待历史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倾向。一种把过去理想化，所谓今不如昔，需要重新回复到历史的面貌，古籍、古训被擢升到经典的高度，这种思想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一种是进化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循着一个不断进步的轨迹前行，即使在某一阶段非常坎坷，即使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文明和文化遭到了重大挫折，那也是前进过程的迂回，或者是为了取得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可是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思想，都把历史的各个阶段看成了一种绝对化的线性过程。巴特菲耳德表达的思想是，历史都是历史进程中当事人所造就的，这种结果体现了他们对于历史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在不同时代注定会有不同的看待，每一种看待都不过是不同认识方式中的一种而已。真正从研究的层次来看待历史，可能应该采取一种平面化的态度，也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观，都需要既从当事人角度来加以理解，也需要在今天的观念中重新估价，还需要在历史的整体过程中分析其利弊。
当理论的思考从“历史中”擢升到“历史地”，并且具有了一种相对全面的视野之后，这里的历史就不只是“变化”的意思了。它是一种在整体框架之下的思考。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包容各种不同视角并且加以整合的平台。
三、预设与验证:理论的两种价值
文学理论并不直接面对文学的变化事实，因为有文学史处理这样的问题。文学理论所要面对的只是处于变化中的文学。文学在这里是以静态的姿态来被把握，只是因为文学在事实上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文学理论需要考虑到变化的影响，这相当于摄影对动态物体的拍摄，拍摄者只是关注物体的某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要考虑到物体运动对于成像的影响。
当文学理论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学时，这种变化在理论的表述上一般并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文学的特征、文学的性质等基本层面在文学理论中不是以一种时间限定的框架来作出认定。而具体的文学则可能以新的变化的姿态对于已有的理论总结提出挑战，使得理论的普适性遭遇质疑。
譬如小说文体在多年来的传统中形成了以情节和人物塑造为中心的观念，它在情节方面要求跌宕起伏，同时又要有逻辑上的可信度，即所谓的出乎意料之外，合于情理之中，这样一种规定对于作者和读者就相当于一种契约关系，作者需要这样写才可能被看成好的作品；读者也需要这样来阅读，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阅读者。当这种规定性成为了文学的一种“格式化”之后，它的确会加强写作和阅读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一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文学活动领域的、写作阅读一体化的文学“共同体”，使得文学领域有了双向互动的、内部联系得到强化的一种机制。这样其实也就对文学造成了惰性，似乎文学只能如此体现、如此表达，可是文学表现的可能性其实是语词的排列组合关系。由于语词的丰富性，这种排列组合关系本身体现为一个天文数字，而且语言还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因此在理论上这样的不重复地表达是完全可能的。以为文学表达是既有表达的规律性的总结，这其实是不完全归纳，在逻辑意义上只能有参考价值，而不具备肯定性结论的价值。这里体现的一个悖论是，文学理论要有权威性的说服力，就需要对于既有的、尽可能多的文学现象做出理论阐释，可是这种阐释无论如何都只能在已经出现了的文学现象的范围之内才有可能，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则是，当这种阐释越是有权威性的情况下，越是对既有的现象可以做出周全的涵盖，也就可能越会对新出现的、超越了理论概括的新现象产生抵触。或者说它不能说明新现象的实质性的方面，而它作为理论需要对现象加以说明，于是就会把新现象纳入到旧的框架中，遮蔽了新现象应该体现出来的新的东西。理论的权威性在这时成为了理论的惰性，越是权威就越可能脱离事实本身。
因此，对于理论在能够比较好地说明既有现象的要求之外，还要能够对于新的现象的说明，这是一个必然性的选择。但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都是难题。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虽然广泛，但都是一些“重复的事实”，实验数据的可重复性是自然科学成果的一个必备要求；而人文社会学科则研究的是“变化的事实”，不可能在大范围得到重复验证。假如历史上某次大饥馑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可是也可能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饥馑只是让人看到饿殍遍野，社会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所以相对于自然条件的规律性来说，社会方面的变化虽然也需要条件制约，但是往往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几乎没有哪一种社会形势必然达成某种效果。这样一种具有随机性的状况，既是对于文学理论普遍有效性涵盖的挑战，也是对文学理论要想预见新的文学现象，要对新发生的文学现象加以针对性言说的挑战。
人文学科面对对象的难以格式化不只是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它更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致。因此有这样的判断:“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40]说到底，这种预测的不可能就在于，主体在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在注视着研究的结果，当研究的一项结果对于人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时，就会左右当事人的选择。可以说，预测会影响到预测的结果，而预测的结果就因为预测行为而改变。这样一种状况使得人文领域的研究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当这种对象的非客观化作为事实呈现之后，每一次研究的结果都可能成为对事态的干扰，而这种干扰之后的情况就和早先没有作出的研究已经不同了。
这里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它应该对文学的基本状况进行说明，这种说明需要在验证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态势的预期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在验证方面，文学理论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系统设定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并不是要去发现或者说明客观存在的一个所谓“文学”的对象，实际上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文学概念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认定，譬如从完全非功利的游戏的角度和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的角度，这些不同角度对文学的认定在理论层面几乎没有对话的余地，可是在现实的文学中它们都有具体的实践和创作的实例。文学理论这种事先设定，然后在理论中对预先设定了的对象进行论证，其实逻辑上属于同义反复，对于知识没有增长；但是这可以在心理层面产生积极效用，即人面对一个对象时，需要能够对其性质加以言说，否则会陷入一种无从把握的恐慌状态，而文学的有关理论可以满足这种人的心理需求。再者，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的事实层面的讲述，则这种讲述如果没有“文学理论”这样的学科的话，那也就没有意义。而当有了这一学科之后，所讲述的内容是可以求证的，算是“知识”的范畴。这样的把握看起来很奇怪，其实这就相当于考证小说中人物的一些描写的基础，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可以引出汉代的文人着装样式问题。如果有研究者对此发表严肃的研究成果，可能包含了很大的知识量和知识难度，在性质上应该划归学术范畴。可是引起这一话题的则是虚构的小说的人物，并不能说作为小说人物的诸葛亮也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在这里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之间没有对应关系，虽然小说人物可能以某一历史人物作为原型，但是在这里小说的虚构性质是一个限定。从知识层面来研讨，我们只能撇开单纯的事实而必须从程序入手。文学的（譬如小说）可虚构性这种性质，我们不能以历史的事实比照方式去看待它，相当于一份法律意义上公证了的合同和一句个人的然诺之间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和当事人的公信力、道德素养等无关。当文学理论在验证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时，它在预测方面更是无能为力。因此，它的作用在学科意义上并不明确，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久远的历史，就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
这种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科秩序和人的心理需求。人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时会感到不安全，这就需要建构一个知识系统来把握世界，通常来看这种知识是针对对象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在逻辑线索上，先有了知识之后再采纳行动方案；可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人先有了一定的态度，再从这种态度出发来研究具体的文学。知识不是行为的依据而是行为的合法化的辩护。再从心理角度说，不同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对于同一文学现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这种争论本身也没有一种仲裁机制来判定对错，所以不同的说法就成为接触文学的人可以采纳的各种候选意识，也成为他们选择不同的文学时一个可能的理由。这种理由是人的行为具有理性的证明，因此只有采纳了某一种关于文学的研究结论之后，读者的选择才在整个行为的理由上显得有条理。这样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作用的认识并不是贬低了该学科的社会意义。其实人的活动并不需要在每一领域都充分有用，譬如游戏，它在直接的生存意义上几乎没有用处，可是游戏毕竟是人的天性的一个方面。对于缺少游戏的个人来说，人生是枯燥的。对于缺少游戏的群体的人生来说的话，从底线角度看，他们没有宣泄渠道，社会的郁结难以消除；从最高的角度看，则缺少了培养创造力、想象力的有效方式。在这里，文学理论学科的确有认识作用，但它的作用主要不在于针对对象提出了认识，而在于切合主体的需要。人面对“诗无达诂”的情况时，很容易有所感受但又很难得出什么见解的文学时，文学理论可以为人的判断提供依据。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理论的见解重要的不是针对所指，而是它自身是一个能指，这一能指可以产生个人阅读的认同、文学创作群体的仿效，乃至整个文学和文化秩序的建构。
四、文学理论的当下与未来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需要在学科的认识价值方面得到体现，而这种体现在前述论说思考中看来存在一些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科性所致，而是因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文学，文学的特殊性造成了文学理论的某种学科方面的特殊性。
文学理论的基本状况千差万别，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体认。而它最基本的性质特点如前文所述，它实际上有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说，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在目前还没有建立一种学科的范式，在都属于文学理论的研究者群体中，他们的职业或专业的划分算是同行，可是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学术的共同体。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有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足以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可是在具体观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文学科的争论各方并没有统一的对话基础。这种情况和自然科学迥然有别。在自然科学譬如物理学领域，当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就物理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各自表达了不同的思想，可是他们在争论中采取的论证手段本身是争论的各方可以共同认可的，他们有着波普尔所说的“学术的共同体”；反观人文学科则往往并非如此，不同学派之间采用的切入问题的方法殊异，有时根本就不承认对方所使用的方法本身。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治学的立场: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因为从这些字句上可以引出许多有关时代生活的问题:究竟汉朝的奴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究竟“利屣”是不是女子缠脚的起源，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41]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胡适把帝王朝代的兴替与“蹑利屣”，即一种目前并不清楚的、究竟是一种穿鞋的样式还是缠足的方式的记载放到一个层面来看。如果从传统的历史治学角度看，完全是胡扯。可是自从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问世，历史观就有了一个转向。年鉴学派认为，过去的历史观往往把主要精力倾注在英雄人物的业绩上，由英雄们的所思所言所为来寻绎历史的轨迹。这样一个思路也固然可以理解，因为大的历史事件才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而且大事件基本上也是英雄才具有决策作用和关键性影响力。可是历史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它是循着一些复杂的因果关系循序渐进的。我们假设，古代某一位农民发明了耕地的轭的技术，于是就可以把牲口作为农业的重要劳动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也就等同于提高了国家的后勤保障能力。当我们着眼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时，自然会把焦点集中到两国的最高政治和军事的决策层，可是我们明白了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之后，那么关注焦点会移位到发明牲口农耕的技术，这是理所应当的。这里不是国家的领袖阶层人物活动的领域，也不是军事行为，但是它可能是影响到战争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另外一些发明，如马镫的装备中国南北朝时期才有，它使得武士由原先只能坐在战车里面改变为可以骑乘在马背上，这种方式的改变提高了机动性能，使得冷兵器时代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形式是骑兵，而这样的一个历史演进因素也不是什么领袖级别的人物所推进的。
胡适所提及的“蹑利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如果是缠足的方式，就可以由此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的基本状况。如果只是一种穿鞋的样式，则也未必就不值一谈，因为这种穿鞋样式是整体的服装文化的一环，这种服装文化的静态展示和动态变迁，都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多种信息。当年“胡服骑射”也就是赵国进行的一次服装改革，而这种改革就相当于运动员着运动装参加比赛的意义，使得服装不至于成为运动过程的羁绊，甚至可能的话还有助于运动。如果说传统的史学观看重教练员或者运动员对于体育成绩的作用，而“蹑利屣”这样一种梳理历史线索的观点则看重运动装备和科学的训练方式对于成绩提升的影响。在今天体育训练和比赛已经高度科学化的背景下，我们已经知道了后者的重要性，那么历史考察也就应该有胡适所说的那种历史感。问题在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学科可以在某些大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可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层次上，则从来没有，而且在今天也没有看到丝毫共同的方法论基础。相当于同样谈几何问题，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球面几何、多维空间几何之间在定理方面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互换。只能在一个共同的平台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这种平台本身由于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参与，目前还不能有效地建构出来。
除了人文学科本身的价值观和知识立场，使得学术研究的中立和客观性可能被干扰之外，另外还有显得诡异的性质是，它的有些明显失误的认识其实可能是恰好需要的东西。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布洛赫曾经举过一例:
许多史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有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在比利时，不少房子前面有许多泥瓦匠搭过脚手架的小孔，若不是长期以来被游击队搞得惶惶不安，德国兵在1914年也绝对不会把这些泥瓦匠的杰作认作狙击手的枪眼……（人们）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42]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队在比利时遭遇到狙击时的反应。比利时的游击队常常从民居的射击孔向德军发动攻击。德军迅速把情况向统帅部汇报，统帅部会同专家得出的意见是，早在和平时期比利时就在进行全民战备，以至于乡间的几乎任何一处建筑都可以找到现成的射击孔。其实这是德军的误解，这些发射子弹的可怕的射击孔并不是以战备作为目的，而是建筑房屋搭建脚手架之后遗留的，其他地方建筑的这些小孔一般都会被填补，可是比利时乡间的建筑工匠们却往往会保留其中一部分以备将来房屋翻修再派上用途。德军的这一错误的判断不合乎事实，可是对于德军官兵们，这一误判则会使他们在经过各个建筑物时更加小心，并且在作战时会增添一份自己作战的正义感，即自己在打击早就对自己磨刀霍霍的敌人。这种误解的效果对于德军作战其实具有完全正面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说歪打正着是形容行为的预期之外的良好结果的话，那么，这是非常典型的歪打正着。
以往，人的认识都只是对事物做一种不改变事物原貌的关注，如黑格尔就说视觉是纯粹认识性的，“对象没有遭破坏，保持着它的完整面貌”[43]。可是解剖学建立之后，解剖学的认识通过打开原先隐秘的躯体器官，进入到躯体内部去发现真理，于是原来的认识作为静观方式的唯一性至少就受到了颠覆。真理的获得可以通过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来完成，也就是说，原先与认识相对的实践现在也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往的认识论的变革是通过认识领域的工作达成的，而在诸如解剖学的演进中，则是通过操作的过程推动了认识的变革。更关键的意义在于，这种变革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也进一步可以推进认识。譬如，在解剖学的发现中，可以发现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器官的作用，正是通过解剖才知道了动物有机体的血液循环、呼吸循环等生理机制，可是解剖的过程意味着，预设的各个器官的作用等待发现这一研究主题。问题就又在于，器官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于是器官的作用是把器官各自的机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这种想法，这就有从机械论观点看待有机体的嫌疑。一个革命性的推进，其本身又引出一些相关的新的思考，这种变化就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过程。
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主要涉及文学的知识问题，这种知识不只是文学的ABC，而是针对文学提出见解时，这种见解的知识依据和知识可能，它在各个具体研究的阐释上提供话语的合法化、合理性的空间。在这种理论的言说中，分析起来其实是几种因素的杂糅。首先，它是同义反复性质的，在逻辑层次上这种同义反复属于缺乏信息的表达，也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废话”，但是在体系建构的原理层次其实不能避免这种重复，譬如“2”的定义是两个“1”，在运算中“1＋1＝2”，这其实不是运算而是通过算式的方式重复了定义。如果在二进位制体系中，“1＋1＝10”才是合理的。在文学理论的言说中，包含了若干这种同义反复的成分，譬如文学语言的美学价值，其实事先假定了具有美感的语言表达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当然文学语言就应该有美学价值，而这里美感的认定则是文学理论所规定的标准。在同义反复的表达中，单纯的逻辑角度看来缺乏信息，可是在话语角度看，通过这种“假定-证实”的方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一套秩序。其次，文学理论话语通过对文学现象的理论描述，就可以在鲍姆嘉通所说的感性领域中嵌入理性的架构，这样才可以把整个知识领域贯通到思维和感官把握的全过程。再次，文学理论是各种其他理论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通过结合文学创作与阅读的活动而得以延伸，就正如数学、物理学的若干学科知识延伸到自然科学的若干领域，这样的延伸把知识联结为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本身不是针对对象如何发挥效力，而是体现出知识话语的逻辑优先权。通过这样的方式，面对经验世界时，知识的优先解释权力才能被研究者所掌握。
海登·怀特曾经说过他对历史叙述的理解:“‘历史’不仅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44]在这一表达中并不是怀疑历史讲述者尽量追寻历史的真实过程，而是在于，历史讲述的着眼点是人为的，同一事实在不同的着眼点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因此历史追寻真实的过程也是不断放大研究者的主观的着眼点的过程，越是对客观细节的追寻，就越可能体现主观的问题设置这样一个侧面。海登·怀特认为文艺研究的言说与历史学的言说有着相似性，它的对象不是先已存在，而是在叙述过程中才生成的，他指出:
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45]
在这里可以看到文学理论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不只是面对事实，而且在面对文学事实的同时，它也维系着话语主体的某种利益。这样看来的话，文学理论的前设与后验就不单纯针对事实，也针对研究主体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理论的言述不仅仅要求在对象方面获得验证，而且要求它的自身具有言述上的有效。
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指出:“当初，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有人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目前的后现代主义者又再次宣布。很多人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弱化社会科学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作法。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简直就是荒谬绝伦。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国家仅仅字面上就具有一种战斗作用；各种不同色彩的路德新教在美国依然保持生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相反地倒是应该说意识形态正在引人注目地重新恢复活力。”[46]关于意识形态的学术研讨自拿破仑时代以后就没有休止，也不能企望在今天乃至较近的一段时期就能够统一认识。问题在于，如果说当初苏美两大阵营的冷战都祭起共产主义或者自由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旗帜的话，那么冷战之后确实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冲突作为世界冲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在这时来说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安全导火索的中心地位已不复存在有一定道理。可是在美国“9·11”事件爆发之后，除了官方定义的恐怖主义之外，也含有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已经成为公理的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权利、公认的国际关系法准则，等等，这些价值观念和中东地区的某一教义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了不同文化、宗教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冲突。在日内瓦公约已经把战俘也作为人道主义保护范围的背景下，“9·11”则不加区别地攻击他国人员，这是在意识形态范围之内，同时又超出了范围底线的一种冲突。理论的问题在这种不断的调整中转换视野。前设和后验已经不是对所述对象的看待，而是理论自身的“瞻前顾后”。在这种前后的瞻顾中，理论才能有自身的话语驱动力量。
【注释】
[1]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p．299－300．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4]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5]［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6]［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7]［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8]［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
[9]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反思》，载《北京文学》2004年第10期。
[10]［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页。
[11]［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12]［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13]赵京华:《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载《读书》2002年第6期。
[1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2页。
[15]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18]中国古代小说也有“补史”的言说，而且在一些史著中也有小说叙事的因子；从“补史”的角度看小说，则有比较重大的文化价值，但是这样一个看待角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文学观念的主流。
[19]［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0]［美］伊姆雷·拉卜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21]［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22]滕守尧:《文学社会学描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23]李清照:《夏日绝句》。
[24]［美］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在中国的演讲）》，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25]［美］菲利普·J．戴维斯等编:《没门》，田立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26]［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27]［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28]王逢振:《什么是“discourse”（话语）》，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
[29]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4页。
[30]胡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3页。
[31]转引自［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32]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载《创造周报》1923年第1期。
[3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丁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9页。
[34]［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张杰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35]［美］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3～544页。
[36]［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37]［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38]转引自［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39]H．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Fellow of Peterhouse，Cambridge，London:G．Bell and Sons，1931．pp．16－17．
[40]［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41]胡适:《〈上海小志〉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序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42]［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页。
[43]［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44]［美］海登·怀特:《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见［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45]［美］海登·怀特:《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见［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46]［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张世鹏译，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