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一种介于事实陈述和现象评价之间的研究。所谓事实陈述是指，文学研究的确需要对文学事实提出问题，它需要遵守研究领域经常强调的客观性原则；所谓价值评判，文学研究并不是对一切文学现象都感兴趣，它需要做一些筛选，往往只是对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发言，在价值范围内的选择则必然有主观性的介入。关于文学研究的这种矛盾性，人们并没有异议，可以说只要涉及文学研究工作，那么从学理层次和经验层次都可以认可这种状况的存在。

这里引申出来的问题在于，作为事实陈述与价值评判，它都只能是一种后于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有了相应的文学现象之后，文学研究再去审视文学的相关现象。可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又在于，在文学史上，有时是某种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了文学的自觉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时间角度上它可以成为一种先在的存在。那么，这里的状况就可以在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意义上给出解释，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必须生产才有消费；可是生产行为又是以消费作为目的的，在生产过程之前消费已经作为预定的目标存在了；或者可以说，在现实的消费行为之前，消费已经作为一个观念存在于生产的目的之中，必须有现实的生产行为，这种观念才有意义，从消费能否最终实现这个角度来看，生产才是关键环节。从此角度看，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现象层面的领域，主要是一种逻辑的关系而非时间的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也就会反过来映射到时间维度，即时间上的后发性会得到凸显。即使文学研究先于文学创作的现象方面，也因为要有文学创作的呼应才具有意义，于是文学创作的状况成为了文学研究是否具有言说有效性的标尺。假如有时理论的、研究的言说在先的话，也还需要后来的创作来追认之后才能够发挥效力。文学研究这种相对文学本身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研究性质的一种规定性。

一、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事实的特性

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象是各种文学现象，这样一种关系决定了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只能作为文学的各种事实材料之后的一种认识行为。

文学研究的这样一种性质造成了它在时间方面的落后，即一般都是文学领域的事实发生之后，文学研究才去作出解释；如果文学的事实层面没有发生变化，文学研究要想继续展开工作的话，就往往只能对于早先已经作出的研究进行一些修补工作。于是文学研究也就由时间方面的落后一步，演变为性质方面似乎低了一档。这样的看法其实在某些作家那里是存在的，即那些作家把文学研究者看成文学创作活动领域的寄生者，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假如文学研究的超前意识预测到了文学的某种发展趋势，后来的文学确实发生了预计的变化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文学现象起到了“批准”的作用，这种“批准”才使得文学研究具有了合法性。

福柯在《物的秩序》中提出:“自荷马、但丁以来，西方世界就存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的语言样式，但‘文学’这个词是新出现的，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语言被分离出来了，这种语言特有的存在样式就是‘文学的’……文学与观念性话语的区别越来越大，并将自己封闭在彻底不及物的状态中。”^[1]在这一段话中，前半段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极为明显的滞后性，和现实的需求保持一段距离的所谓文学已经存在，可是当时的理论家还是以一种对待现实事物的方式而不是作为大写的文学的方式来看待文学；另一方面，当文学研究出现之后，就可能对于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一种力量角度的重新定位，把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编排。通过这样的编排，早先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才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或者说才得到正视。

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事实的领域，并不是简单地见子打子，文学在现象层面显示了什么才去说什么，而是扫描文学现象、发现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吉登斯曾经说明物质力量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对于思想领域的影响力，譬如作为地理学表征的地球仪，“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2]地球仪这样一个器件，它的制作追求客观化原则，并没有什么人文诉求或意识形态的表达。可是，从人的世界观变化的语境来看，曾经只是臆测世界为球形的观念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且世界为球形的观念成为了人们看待世界的一个基本坐标。实际上，古代人们都是以自己所在的位置来看待世界各地，中国古代就认为自己处在中心，然后以蛮夷狄戎来称呼周边地区的人，这种位置区分也是一种文化等级秩序的编排；同样欧洲古代也是如此，欧洲所说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是以这些不同地区和欧洲的位置远近关系来划分，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文化等差的看待。所谓近东已经就有不太开化的意思，而中东则有和文明相敌对的意思，而远东简直就是神秘的不可理喻的。地球仪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的背景下，与文化的定位相抵牾。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描述也有类似的情况。

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事实的一个领域，它不是对文学作出单纯的描述和评价。在这一环节中，文学研究设定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在文学事实之后出现的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同样的文学现象可以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譬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有一种文人的同情弱者的情怀，因此，当遭遇到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史地位之辩时，曹植无疑占有一种道德优势，而且事实上大多数文人也把更高的评价给予了曹植。但是如果从创新的意义看，对于后来的文学史有着重大变革的引导意义，包括文学文体的革新方面，那么曹丕创作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文人七言诗，而这种诗歌语言方面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力。这样一种影响应该说会远远超过具体的某几首诗歌所产生的影响力。由影响力的指标来看，那么以前无疑忽视了曹丕的创新因素，即使他并未超过曹植的文学史价值，也应该加上一些权重。在这里，文学研究后于文学本身，并不是说它只是文学活动领域的寄生性存在，其实文学研究的这种认识行为才使得本身属于人的精神体现的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文学的整体面貌，这种活动都是文学的“生产”。如果单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那么文学的创作属于文学的生产，文学研究则多少有着文学“消费”的性质。在消费问题上，一些重要的学者所表达的思想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迪。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关于‘丰盛’的现象学，它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开的小车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味觉的物质印象和信息来定义。消费必须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的组织系统当中。消费是使当前所有的物品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结一起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3]如果文学研究作为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消费”，那么这种“消费”就不仅是对已经出现了的文学现象的理性审视，而且也是一种价值构建，在这种构建中，也必然包括感性的元素；另外，作为构建，它不是简单地对于现象说三道四，而是要从整个文学现象中发现问题，而这种问题如果不经提出的话，人们根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值得发问的，它可能根本就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可能被作为一个常识而被接受。而只有当这一问题从文学研究角度被提出并加以探讨之后，才进入到学科领域，进而才可能影响实际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二、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事实的追踪

当然，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实际活动领域的一种认识性活动，文学事实层面的状况还有着前提方面的规定性影响。文学这种发生学意义的前提条件本身也具有认识方面的重要价值。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传统历史籍册并不记载人们吃什么，喝什么”^[4]，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典籍中都是如此，因为历史学著作的撰写者普遍认为历史典籍应该记录重要的事情，尤其是需要记录那些扭转了历史趋向的大事，而吃喝方面则太为普通，它是每天人们都经历的事情，不能作为扭转历史的依据。可是年鉴学派认为，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历史是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譬如，我们知道当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大军横扫了欧亚大陆，这样一个军事征服行动的成功，诱使历史学家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领军者的计谋和军队的战术方面。可是我们知道当时蒙古部落在文化方面极度落后，几乎它所征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都远高于它，那么这样一种军事力量的行动，如果说有太多计谋之类其实是比较牵强的。这里往往会被忽略，其原因其实和当事人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这个事例说明，人们认为，文明社会的军事行动需要谋略作为取胜的筹码。而蛮族入侵时，文明社会的谋略至少缺乏关于对手的针对性，于是就以为对手有什么了不起的谋略，可见，预先设定的看待事物的框架成为了发现事实的遮蔽物。

文学研究起源于对已有文学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既包含了比较单纯的求知的成分，同时也包含了对相对个人化的文学感受进行文化秩序安排的动机。19世纪鲍姆嘉通在《美学》中认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已经建立了思维领域的理性秩序之后，为超越了理性秩序的感性领域寻觅一个确保理性的支配力的桥梁。鲍姆嘉通这样一番表白属于从社会整体目标的立场进行的表述，而20世纪的布尔迪厄则从利益集团角度来提出看法，他说:“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物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5]从鲍姆嘉通到布尔迪厄，都说明文学研究不是单纯地认识文学，而是在认识行为中贯穿主体的意图。

文学研究对于文学事实进行追踪的过程，除了有时间意义上后于文学这一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认定文学事实的问题。就是说，文学的事实其实包含了若干方面，譬如一首诗，它有作者的指认、创作背景的确定、出版和发行的情况、围绕该诗作的批评意见、它对其他诗人的影响，等等，除了这些一般文学研究都会注意到的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譬如，诗人发表这一首诗的稿酬如何？这一首诗所用词语在当时文化语境的出现频率怎样？这一首诗的作者自评和他人评价之间的反差状况。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加以探讨的。稿酬问题在文学社会学中就是一个重要议题，它涉及作者在表达中的主体意识的参与程度。法国学者埃斯卡尔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就谈及英国作者约翰逊博士在写作中由于寻求写作计划的资助人而结怨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影响到作者观察生活的态度和倾向。

文学事实作为研究的对象早已存在，而要把这些事实作为研究的对象，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发现的过程，而是要依靠某种发现的框架才得以显现。詹姆逊^[6]说:“文学批评不是直接面对本文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看待为不断被阅读的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去理解它，或者--如果本文是刚出现的话--通过由承袭下来的阐释传统所发展出来的阅读习惯和类别。”^[7]这里所谓的传统就是一个框架，有这个传统和没有它会对于文学有不同的看待。这个传统可以根据前人已经形成的学科途径来寻觅，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另辟蹊径，还可以通过新学科的进展情况，把新的成果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研讨中。詹姆逊自己在表达上文意思的书即《政治无意识》中，就提及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对印第安原始部落生活进行观察的实例。斯特劳斯当年在巴西丛林考察中观察到一个叫做“卡杜浮”的印第安群落。这一群落有自身的文化习俗。他们的生活模式是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的男主外女主内，部落男性出去采集、狩猎，早出晚归；而妇女们则在家里进行烹饪等家庭琐务。这样一种家庭分工类型中，是男性的工作业绩决定了家庭物质生活的贫富程度，也因此男性处在了家庭的主人地位，具有更高的家庭事务的裁决权力。可是作为原始部落的社会，它还保留了原始时期母系社会的痕迹，于是就使得情况有些复杂。部落男性在外出一天回家时需要向女主人报告，女主人则要求男性洗浴之后才得以进门。女性具有对男性进入家门的审核权力，男性必须得到认可才能进入；而男性在表面被动的同时，却得到了洗浴的享受，在劳作一天之后这种洗浴往往可以更好地恢复精力。悖论就在这里:女性得到名义上的主宰地位，男性得到了实惠。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母系社会的女性地位和男权社会的男性权力得到了调和。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并不难，难的是把这样一个事实和两种社会形式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于文学研究也是同样道理。文学事实已经存在，而且事实种类繁多，需要选取其中一些作为研究的有意义的材料，那么这种选取工作就需要有高超的眼光来加以判别。

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对于欧洲的骑士和与之比较类似的侠客进行了对比。“前者有宗教的约束，后者无任何宗教信仰”，“骑士分等级，有出身；侠客不分等级，有侠精神就是侠客”。^[8]中国的武侠文学和源自西方的骑士文学都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对其看待也都是从他们本身入手的。近代以来欧洲文化传播到了东方并且大规模地影响东方文化，于是学者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审视，以及与西方文化的相应成分之间进行对比就成为了普遍化的工作。在刘若愚这一对比中，其实所说的差异在两者对比中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种差异要在对比之后才能显现，而对比这样一个认识本身有赖于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强烈影响，所以比较容易看到中国和西方的对比，而很少看到中国和中东的伊斯兰文化的对比，更很难看到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中显示出来的差异是具体的事实，就如同中国与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具有差异一样，而具体的事实是否作为研究者认识的关注点，是需要甄别的。只有当这种甄别显示出意义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尝试进行，才会把相关的事实作为审视的对象。

三、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规律的追寻

文学研究追踪文学事实很重要，它是文学研究的“硬件”，没有这些事实作为支撑，文学研究的任何观点和见解都不足为据。但是也应该看到，对文学事实的追踪其实只是手段，文学研究所要追寻的是，透过事实材料达到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种对普遍性的诉求不是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学科目标，实际上一个学科要作为学科的理由就是寻求所研究对象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的把握建立在对大量事实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20世纪20年代俄国批评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对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逐一分析，总结出31种功能。每个民间故事总是包含这31种功能中的某一些。普洛普在这31种功能之外，归纳出这些功能的7个行动范围和与此相应的7种角色:反角、施主、帮助者、公主（被寻找的人）和她的父亲、发送人、英雄（主人公）、假英雄（假主人公）。有时同一个故事也还可以有不同版本，例如，中国奶奶给孙子讲述的“熊外婆的故事”有另外一个大同小异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故事情节相差无几，可是反面主人公分别为熊和狼两种动物。狼外婆和熊外婆在故事中可以互换，它们都充当故事的反面角色。在这样一种文学事实面前，那么研究就不能只是事实本身，而是要在对事实加以关注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究事实所体现的规律性。

卢卡契曾经说过:“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9]他的观点的意义在于，以前的许多思想家把思想领域看成高居于生活之上的世界，他们的存在就是引导生活走向正轨；而卢卡契则认为事实正好相反，不是那些思想高于生活，而是生活才是那些思想的基础。日常生活看起来是琐屑的，可是正是这些琐屑的东西才激发人的思维，以及真正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的缘发点。在这种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关注中，所提出的问题才有可能是真正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东西。

从日常生活角度看，文学的事实和生活本身息息相关。文学事实可以说就是生活事实的一部分，而且生活本身发生的变化也会在文学中有所显现。阿格妮丝·赫勒提出:“……相对说来，不久前书写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还根本不起作用。只有极少数人懂得如何书写和阅读，他们把自己的技巧用于法律、科学和艺术中，而不是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书写语言才成为日常生活的要素。今天的情形是，阅读和书写能力是人类文化环境中生存力的根本前提条件。书写取代了‘口头表达’，成为保存和传递从说明书到食谱的整个宽广领域的社会经济积累的最好方式。”^[10]这里关于书写和阅读角度提出的问题，显然不同于在古代时期只是专注于文学创作的特点，只是考虑文学作品自身的属性这样一些方面。关于文学书写和阅读的关系可以看成是现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它引发了人们对文学中诸如文学的假定、认同、规范、权力关系等若干问题的相应思考。在原来早已存在的事实中找寻出需要进行思考的方面，这就是文学研究在事实基础上对规律性探讨的重要工作。也就是说，对规律的探讨不是简单地把早先罗列出的事实加以整理就可以，而是需要重新思考事实，还要根据需要去发掘以前可能漠视了的事实。

阿尔都塞曾经说，在研究工作中“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把它描绘为问题总框架的转换”。^[11]这里其实是对问题域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聚焦的过程。

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20世纪新批评为了突出文学自身的价值，以免对文学的思考被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遮蔽，就大力提倡关注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倡导对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文学文本的细读，认为在这种逐句逐字地细细品味中才能把握文学的真谛。可是，文学并不是物质的事实，当把所阅读的文本作为文学来加以把握时，这种把握所依持的文化规定性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对这种文化依持加以思考的文学研究，其实是一种半截子的研究。威德逊表示:“经典文本被置于与文学传统不同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成为历史上的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它不再是文学。”^[12]他不只是认为，不去关注文学的文化因素就不能真正正视文学，而且他干脆认为没有触及文学的背后成因和文化支撑的文学研究，其实已经不是对文学的研究。我们比较认同这样的认识。瞎猫捉到死耗子的事例，作为一个小概率事件，它根本不具备我们考察猫如何捉老鼠的方法、技巧等环节的资格。过去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而将来也不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事实的存在它是有意义的，可是这种存在不能作为规律，尤其不能作为论证人去掌握规律的事实。

四、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秩序的追认

文学研究追踪文学的事实，追寻文学事实所体现的文学的规律，这样就由对现象的研究进入到了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探讨，但是，仅此而已的话，也就还是对文学基于客观层面的思考。文学研究所要做的不仅是这样的工作，而且它在前面两个层次的工作之后，要达成一个更深层面的目标，即建构文学的秩序。

我们可以梳理其中的逻辑线索:在文学事实层面，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文学现象的后面，在时间层次上追踪的行为多少在逻辑优先性方面是较低的；在对文学规律的追寻层面，文学研究有了学科意义上的架构，不仅针对现象发表意见，而且可以对现象、各种事实加以甄别选取，理论和学科要把事实作为材料来进行研究考察，进而可以提出自己观点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再到文学秩序建构的层面，则早先的文学事实只是作为材料，而对于材料进行编排、阐释、评价的是作为主体一方的研究者，在此，学科对于作为对象的文学事实已经有了一种驾驭、控制的全面的优先性。

文学研究对于文学秩序的建构，在对象方面通过对文学事实的发掘、阐释、评价等工作来体现，而在对人的方面则由著书立说和课堂讲授、培养学科的接班人的方式得以实现。这种建构的作用也就同样有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于文学事实有一个加以言说的框架；另一方面，则掌握了文学话语权力的人对他人的文学观有总体架构的掌控。

杰姆逊1985年在中国的文学演讲对比了中西之间对文学的理解差异。中国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力求真实地再现现实的文学，而杰姆逊认为这其实带有误解性质。他说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是一个用来和一个旧的故事相对立的新故事”，“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的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像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一开始人们（主人公）总是要读书的，我们应该弄清楚他们读的是什么。在《嘉丽妹妹》中，嘉丽读的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嘉丽正是取消了这一老的范式。现实主义作品总是有这个目的，要证明你关于现实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样理解，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把握住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力量所在”。^[13]在对比中，可以看到，我们教科书所说的源于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其实不是西方观念的文学现实主义，它是一种经苏联阐释的、披上了一层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对于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司汤达《红与黑》到巴尔扎克《幻灭》的描写中，主人公带着一个美好的个人理想进入社会的竞争，而在经历了重重曲折之后，主人公走到了他命中只能到达的失败。对于这样一个叙事模式，按照以前苏联和中国主流的阐释，就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等方面；而按照欧洲文化圈自身的看法，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它是借助于客观化的笔调，揭示生活中的某些观念的虚假。从这同样都是对一个确定的对象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文学秩序的不同整合。

在文学研究对文学秩序的整合中，这种整合过程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它其实也是被整合的过程。近代以来的学科化建设就伴随着对知识的条块切割。“发生在我们人类文明上的最为关键的事情是，我们的文明正逐渐变为各个专家的文明。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被越来越多的锁进他自己的一小块区域，并且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区域。现在，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同时解释一个古代的铭文和一个现代科学的公式。文化和人类的共同财富，已经成为各个专家要掠夺的东西。”^[14]就是说，在古希腊时代，一个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就代表了一个时代，其他学者要想觅得一份话语空间，往往就得屈居在他们的言说之下，相当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圣人曰”或“子曰”的庇荫之下。而在学科化之后，每个专门领域有自己新的表达，于是学科化在对知识进行专门细化的理由之下，各学科都纷纷建立一套自身的体系。各学科的研究者可以撇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进行新的言说，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则有些蹊跷。艾耶尔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5]在一致性程度方面，这是学科建设中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它不是针对前人的一致性，而是不同学者乃至学派之间的一致性，在一致性所构筑的平台下才便于建立学术交流的空间。另外，“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则是人文学科领域创新的标志。这样的状况其实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进展状况，因为自然科学通过解决一些问题和证伪一些问题，就把原先的古老问题移除出了问题域，而且它会随着研究或实践的变化而提出新的问题，问题域的不断游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人文学科在面对问题时主要对以前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与自然科学的变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在被整合的过程中又来整合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因此这种整合其实就是整体的社会文化整合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卡西尔说:“一个画家或诗人对一处地形的描述与一个地理学家或一个地质学家所作的描述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6]这里除了画家、诗人有情感方面的表现之外，关键在于人文视角和科学视角的不同。地形图看来就是对地形的描绘，可是在这种描绘中也可能包含着对地形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远离欧洲的部分可能以野兽的图标命名，这种对探险者的警示，明显有着对地形的价值判断；在清朝中国官方掌握的、由西洋技术测绘的世界地图中，把日本列岛的面积比例和中国作了变形，日本的本州岛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江浙两省之和，可是从地图的比例看差不多是两广之和，在这种对日本土地面积扩大的表达中，也体现了当时官方对日本国的重视，以及在外交角度对日本的尊重。这一尊重的意味在地图中没有直接流露，如果作为艺术的绘画的话，则往往会直接表现情感。

文学研究把纷繁的文学现象整合成秩序，从时间角度看是对已有的对象作出追认，而从逻辑角度看，其实是对现象层面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