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知识论问题是文学研究学科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也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从文学的知识本体入手，其知识论的问题牵涉到世界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发生与确证，也就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研究，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成为中国文学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原因是:其一，文艺学知识的知识论模式转型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向西方洞开国门如饥似渴吸取异域思想资源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知识论探索一方面回归到西方两千多年的文论传统，另一方面紧随西学潮流而亦步亦趋。其知识论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文化论的线索。其二，人们要求文学理论针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发挥充分的干预能力与阐释功能。加上当代社会文化转型造成的冲击，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文艺学的本质、文艺学的边界，都成了不得不重新加以考量的问题。因此，寻找新的知识畛域、挖掘新的价值资源，成了一个令文学理论研究者焦虑、困惑的问题。

一、学术综述

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中西学界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从中西思想史中获得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中学包括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程朱理学、佛禅直觉感悟、乾嘉学派考据学，等等。西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儿的大陆理性主义，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孔德的实证论，波普尔的归纳逻辑批判，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等等。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对上述理论资源进行了系统的了解和辨析，同时也充分吸收既有成果展开了深入论证。因此，上述具体观点不再一一赘述。

近些年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研究的知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下面通过简要评述展开本书与这些观点的对话。反本质主义是近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的焦点问题。余虹与陶东风二人对此进行了争鸣。余虹的文章《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试图区别文学特征论与文学本质论，进而在文学理论的历史性与学理性的关联上重新阐述文学的本质问题。^[1]陶东风的文章《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事实经验和价值规范》针对余虹的上述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既然文学本质论涉及的是价值问题，需要满足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的要求，它可以没有事实性依据。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就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2]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是文学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的思维方式。冯黎明分析了二者对立的知识学根源。他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理论路径。本质主义以决定论和一元论解释文学现象，而历史主义则以语境论和建构论解释文学现象。文学学术领域的这一理论路径的分歧的知识学根源有二:一是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二是知识学科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分野。这些分歧体现了现代性的知识学诉求。^[3]

冯黎明的研究并不仅仅止于对上述分歧追本溯源的解释，他关于文学理论知识依据问题的研究还有诸多建树。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他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的基本属性出发，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反思性、语境化和前学科性。^[4]第二，他从现代性视角出发探讨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他认为，从知识学的范畴来看，现代性在其展开之初就隐含了一种走入两难处境的趋势。这种困境具体体现为:知识立场层面的实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知识生产层面的语境定义与形式定义的对立、知识分类层面的学科化与跨学科化的对立。^[5]第三，他认为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与学科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学科自主性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现代性将人类社会切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场域，同样也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划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学科”。所以，随着现代性方案的展开，文学研究作为一场学科化工程，也开始了它探寻学科身份、确立思想资源、制订理论依据、划定知识边界的工作。独立自主的文学研究像人类解放的主体论一样吸引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但文学性的前学科特质与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并不契合，因此文学研究成了一个学科互涉的空间。^[6]学科的互涉与自主性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冯黎明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性瓦解的原因。作为一门体制化的学科知识，文学研究并未形成自身独有的知识依据和阐释技术。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从各种外学科借取知识依据，从而实施自己的学科知识创新工程。文化研究的登台，使得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多学科知识互涉的道路，学科间性的知识视野初现端倪。^[7]第四，文学研究知识与体制化的关系问题。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文学研究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中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冯黎明具体列举了20世纪典型的学科建制、学术转型以及学术体制，即1904年的癸卯学制、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课程设置、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体性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体制化，这是导致中国的文学研究发展成为一种体制化学科知识的几次重大事件。^[8]

本书在写作中也涉及上述问题，并且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二、主要思路

从文学理论的体系架构和基本问题的提问方式上，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知识论特征，它的范畴、分析推理原则等无不打上了知识论的印记。任何文学理论都预先设定了学科范畴的内涵以及分析推理的原则。

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知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可以区分文学理论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异同；可以理解某种文学理论思想背后的语法规则；可以为文学理论方法论的提出提供思考的前提；可以警惕知识政治的控制；可以反思对某种理论知识的盲目信仰。对于不同的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而要区分不同的文学理论的根本分野的话，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还原并追索不同的知识背景、知识资源、知识谱系、知识权力、学科建制等问题。因为不同的知识系统会影响到建构问题的视角、抽取概念的方式、价值关怀的取向、逻辑推理的形式，甚至据以言说的语言等诸多因素。

文学研究是指研究者运用一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法，按照一定的研究程序，通过考察作家、作品、读者以及相应的文学世界，从而探索文学本质规律的一种认知活动。从学术史线索来看，为什么要探讨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它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文学研究可以研究什么？文学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文学研究的知识论探索予以回答。

本书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研究之所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式、学理依据、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也就是从知识论角度讨论“文学研究”的本体问题。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关注文学研究的对象、研究者个人的趣味，然而，文学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科学活动，其人文性和科学性如何成立？因此，我们需要将文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科学活动进行专业主义的理性反思。我们从知识论依据对文学研究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可以为文学研究观念的创新、学科的巩固、领域的拓展以及自身主体性的建构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西方哲学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智慧，而追求智慧离不开知识论叩问。沿着知识论对于人类认识范围、认识限制的理解，西方哲学为追求智慧铺设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知识论研究也因此成为哲学这门学问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大分支是形上学与伦理学）。以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类比，如果说知识论是西方哲学智慧最直接而精彩的体现的话，那么，文学研究的知识论探索也是一项最能体现文学研究人文性、科学性智慧的事业。

本书认为知识论（epistemology 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问题是关于世界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发生与证实，亦即“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研究。知识论与我们常说的认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严格来说它们是有区别的。知识论着重于自然科学知识之上的人的自然观以及认知方式的研究，而认识论则侧重人的一般认知方式的研究；知识论不仅注重知识的来源以及发生过程的研究，还注重知识的静态，如知识的性质、知识发生模式等的研究，而一般认识论主要是关于认识发生过程的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论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阶段。顾名思义，知识论（epistemology）是关于知识（knowledge）的理论。苏格拉底在同怀疑论者的争辩中首次提出了“知识”的问题，即关于事物普遍定义的问题。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将知识论问题转换为对于必然不变的对象--理念的认知问题。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提出了关于对知识的看法，他认为，知识是经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true beliefs）。这一界定包括三个含义:第一，何谓“证实了的”（justified）。即知识的真伪必须有待于充分的证据来支撑。接下来延伸的问题是，何种证据为真、何种证据为假呢？何种情况或程度或标准之下某一证据才是完全充分的证据？因而，关于“证实了的”这一问题是评判知识的诸项条件中最为复杂的。第二，何谓“真的”（true）。这一“真的”是指事实客观的真相，而不是主观判断的真实问题。通常的标准是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即关于外在世界某个事件的发生或者某种状态的叙述，要与这个所发生的事件或所呈现的状态相吻合或者符合，那么，这一叙述作为一种知识才是真的。第三，何谓“信念”（belief）。某一种认识是否作为知识而成立，与人的信念相关，也就是说，知识包含了信念。但是信念却不一定是知识。信念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某一事实要成为知识，必须首先成为一种信念。而有时候人们相信某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的存在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知识呢？它需要经过证实才能成为知识。要使这一事实成为“我”的知识的第一步就是“我”要相信它，使它成为“我”的信念。但是，人们却也经常相信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所以，这样的信念当然也不是知识。可见，知识只是信念中的一种，即信念必须是真的，并经过证实，才成为知识。同时，我们所相信的如果不是真的就不是知识。总之，信念上所认为的真必须能够与信念的对象一致或者符合，也就是说，信念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符合。

第二个阶段是笛卡儿-康德阶段。笛卡儿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外部世界、内在自我以及超验上帝的知识学基础。他的分析方法被称为基础主义模式。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两类，前者的证实依靠感觉经验，而后者则不依赖感觉经验，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纯粹理性”。康德之前的莱布尼茨和休谟也对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进行了分类。但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重点考察。康德提出了一种批判的知识论，他提出了“知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命题。

西方知识论的第三阶段是奎因的自然主义知识论。奎因认为，“对科学知识自身来说，没有独特的、普遍的、必要的基础。知识只是帮助我们解释经验和预测未来经验的试验性的、暂时性的假设。不能否认，正如我们为了得到对世界的经验（通过感觉经验）必须对世界的外部实在做出假定，并且因此而得到理论性解释的证据一样，在科学方面是没有外部世界的。然而这种实在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探究的有限过程中认识这一点”^[9]。

与西方哲学史的知识论相对照，成中英先生深入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知识哲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性质:（1）由于强烈的实在的感性及其基础深厚的实在论，中国哲学并不包含强烈的怀疑论倾向。即使偶尔出现对知识与语言的怀疑，它们也不是用来否定常识或共同感受的有效性，而是用来表达知识和智慧的更高形式。（2）同西方现代知识论不同，中国知识论从未脱离过实在论和实践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及有关中国知识论的三个主题:实体与功能的统一，经验与悟性的统一，以及理论与行为的统一。第一个统一实际上是作为实体的实在与作为功能的知识的统一。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知识论，而是说中国知识论只有循此脉络才能被理解、被说明并且被欣赏。正如中国知识论永远是实在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中国知识论称为“本体知识论”。（3）随着中国知识论同形而上学、本体论和伦理学的一起发展，中国哲学没有提出像康德和其他后康德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知识论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以分析的观点来批判地重新建构并阐释中国的境况是可能与饶有趣味的。同样，人们还能发现中国知识论或者说本体知识论是如何对传统的和当代的西方知识论做出批判性回应的。（4）在涉及所有关系的完整体系的意义上，中国的知识概念把知识从本质上看做整体的，而决不可能具有西方当代知识论的特征。这种整体性乃将诸多关系视为统一整体的体系，这种观念是形成于长期而又广泛的经验之基础上的。（5）中国哲学没有从本质上把知识概念仅仅局限于事物和事实，而是延伸到价值、美德和终极实在性。实际上，同知识有关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断定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终极实在性。（6）很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知识论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像康德的知识论那样被看做致力于确认当今的科学，也不能像奎因的知识论那样被看做当今科学的一种延伸。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已经发展了杰出的经验科学和技术，但是同西方的情况相比，它对中国知识哲学的冲击力并不强大。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来提出: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整个系统中，中国的知识哲学是比较次要的。（7）因为这些有关知识的中国观念的基本事实，尽管没有一成不变的认识的程序或方法论成为固定模式或上升到理论，然而检验对事物的经验性的知识（如在词典学中），以及在人性和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将信息归类（如在中医学中）的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方法确实存在。根据这六个要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家是怎么看知识的，这些看法又是怎样不仅在中国哲学，而且在中国哲学的语境关联中兴盛起来、产生作用的，以及它们怎样以一种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索的方式来影响科学和理性的发展。^[10]成中英对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内涵的阐明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实现当下理论话语与中国传统思想智慧的对接，以及西方知识论话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论话语的对话，也有利于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一定程度的民族性格。

针对本书的研究角度，综合如上所述中西古今的知识论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如下七个关于文学研究知识论的观点。

第一，文学研究知识的性质与特点，这是由文学理论知识的性质决定的。1．文学理论知识的客观性。文学理论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科学性知识的获得是通过科学理性的思维寻求“客观性”规律、呈现事物的本真状态和可能的面貌。文学理论知识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并非原初的世界，而是由科学观念、判断、推理构成和说明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因为具有一整套业经证实了的、用以建立学科体系的概念和推理方式，或者形成了定型的范式与“客观恒量”，因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系谱。2．文学理论知识的主观性。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形象、情感、主题等感性的美学问题。由于接受与认识的主体不同，对于文学理论观点的建构就会不同。审美主体间彼此在经历、修养、心态等的差异直接参与了美的对象的生成。艺术经验对象的生成是如此离不开主体的作用，以致在自然科学认识模式中的主客对峙在艺术经验活动中成为不可能。审美活动必须以肯定事物感性存在的真理性为前提。

第二，文学研究知识的价值属性。价值认识承认人类利益，以把握事物现象本质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为使命，它的认识标准还要加上特定主体利益尺度；价值认识结果可以是多元的，它依赖于科学认识，也影响着科学认识。文学理论知识价值确定的难度来自价值认识主体的倾向性、价值评价尺度的复杂性、价值认识客体的系统性。

第三，文学理论知识依据的内在逻辑:知识系谱。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论模式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从古希腊哲学至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本体论，追问的是事物的本源问题。其次是从德国古代哲学开始的认识论，确立了主客对峙的基本框架。再次，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导致了哲学知识论的语言学转向，从语言本身建构认识的意义、真理的内涵。最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文化论的转向。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论模式不能以西方模式来硬性框定，它是与中国学术史的变迁同时并进的。中国学术史内容繁富，主要有如下八个类别:五帝时代的神巫之学；夏、商、西周的史官之学；春秋战国的百家之学；西汉、东汉的儒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代的汉学。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知识有三次转型:第一次是清末民初，由中国古代的人文知识转到西学背景的知识；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转到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和确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多元化知识。

第四，文学知识的类型。文学知识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和对象解释说明的关系，是不是合乎事实；第二种是与知识系统自洽的关系，比如我们的中医知识，以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言之有理，这和知识系统有关系。

第五，文学知识依据的外在规约:知识权力。1．知识权力与文化领导权。按照福柯的权力-知识思路，我们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问题时不只是关注理论的表层符号在说什么，还必须深入探寻人们依据什么，非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也就是力图去发现支配、控制传统理论思维者思维、创制和行为的话语结构。而这话语结构的制约者是某种特定的文化领导权。2．知识权力与研究范式。学术界的方法论至上主义者认为，只要有能力发现深层次的真问题，并且使用了适当的分析工具，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就只剩下论证的精致化了。但越接近与文化相关的人文学科领域，方法论至上主义的有效性就越呈现递减趋势。知识权力与研究范式的关系的研究是对方法论至上主义的纠偏。3．知识权力与话语方式研究文学理论要考察观点本身的方法与立场，还要回到该理论的知识系统考察其背后的思想的语法，即话语方式。我们认为文学知识依据的评判其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涉及认识主体价值评判的倾向性、价值评判尺度的复杂性以及价值认识对象的系统性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看，知识具有同一性的特征。一种文化系统，必定会有某种独特、恒久的精神气质贯穿其中。从基因的角度看，知识则包括语言、认知、习惯、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它是在特定群体内数代遗传的具体行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有一套系统的编码规则，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推理机制。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可以为文学理论的知识依据研究提供合适的视角。他认为，知识为权力运作提供了某种明确的思维框架，权力依据它给出的理论和逻辑去思考、推理和判断，进而形成价值准则。这就是所谓的知识政治。这种知识还在潜意识层面强制性地建立了某种自明性，把某种权力运作看成是毋庸置疑的理所当然。这时，人们其实对知识具有某种盲目的信仰，他不仅已失去了对其进行审视与批评的能力，而且在根本上被扼制了这种欲望。福柯认为，这种理所当然性，甚至成为现代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根源。我们去考察文学理论知识依据的主体身份也就是知识立场的问题，比研究问题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还要重要。不同的知识立场决定不同的问题意识，它牵涉到主体自身的兴趣、关怀、素养、信仰。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研究者所认同的价值立场，这就更超出了研究方法的范围而进入了知识立场的范畴。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形成并非不言自明的，它受到传播方式也就是知识媒介的影响。

第六，文学研究知识依据的主体身份:知识立场。1．主体的政治立场。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去考察中西文学理论，都能发现主体的理论观点铭刻了一定的政治烙印，这是每一种学说无法逃脱的宿命。2．主体的美学立场。文学理论归根结底是从感性的角度关注人的精神与灵魂，因此美学上的自律性是许多文学理论的精神诉求。3．主体的人本立场。文学理论知识的人本立场以人为中心，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以人道价值为旨归，维护人的主体地位，保持感性与理性的平衡，避免理性社会人的异化。

第七，文学研究知识建构的研究机制:学科建制。1．知识建构与学科建设。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受制于知识生产的体制，从学术分工与文化教育来看，它的知识话语的形成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学科建设密切相关。2．知识建构与学科评价。在现代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中，学科评价制约着知识建构的内容和形式，潜藏着社会各种不同意识形态诉求。3．知识建构与教材编写。在教育体制中，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直接掌控着知识传达的内容、范围与合法性，参与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建构。

三、主要内容

本书对文学研究知识论依据的研究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九个方面:第一章分析文学研究的性质；第二章分析文学知识的性质问题；第三章分析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及其意义；第四章分析文学研究的规则与层面；第五章探讨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第六章探讨文学研究的价值问题；第七章探讨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未来意识；第八章探讨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与视点；第九章分析中国文论研究的语境与出路。最后在结语部分对文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即现代性和西方性、民族性和开放性以及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关系。

【注释】

[1]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还可以参看余虹:《文学知识学（余虹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事实经验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冯黎明:《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知识学根源》，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4]冯黎明:《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5]冯黎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6]冯黎明:《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

[7]冯黎明:《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性与知识学依据问题》，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8]冯黎明:《文学研究:走向体制化的学科知识》，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9]［美］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0]［美］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