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15年3月5日夜11点20分，对我来说，这只不过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望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历经10个月后我的新稿终于完成了初稿，疲惫的心顿感一阵欣慰，点点泪光模糊了我的视线，汗水再次换来了成果。当然，其中的苦与乐，只有自己知道。

回味自己四十余年的人生，无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还是在记忆的碎片中，我作为又一代守陵人，对康熙大帝的景陵情有独钟，怀有深厚的感情。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在景陵附近玩耍，那是童年的纯真笑容；下雨了还可以躲在雷电损毁的大碑楼下避雨，那是静静的纯真思考；放学时与同学骑着自行车行走在景陵的神路上，那是同学间的纯真情感。家乡古老的建筑、青翠的山川无时无刻都涤荡着我内心纯真的世界。在我的同学中，有很多就住在景陵妃园寝附近的村子，他们的家附近过去有景陵的内务府——东沟村及宝华峪陵寝内务府——南大村。参加工作后，作为清东陵的警卫人员看守过景陵和景陵妃园寝，那是我作为守陵人应该担当的责任。

早在2009年，我就写过一本介绍康熙帝景陵的书稿——《悬念康熙陵》，并于2010年顺利出版，该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好评，我却对那个书稿一直不满意。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知识积累不足，研究深度不够，一些深层次的课题没有考虑到，更没有提出来，原始档案的使用量也小。这些都与读者的更高要求相违背。为了勉励自己研究层次达到新的高度，也为了广大清陵爱好者对康熙陵有更多的探索和了解，我有了重写康熙陵书稿的念头，由于一些内在和外在原因，几年来这个想法一直挂在心里，直到2014年7月份，我才按照新思路、新框架把重写康熙陵的想法付之于实际行动。

翻看过去的书稿，在几年来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基础之上，融入了我更多的思考，在新书稿写作过程中我格外注重收集相关的档案和史料，但付诸实践行动的工作量超乎想象。由于景陵建造时间比较早，关于当时建陵和墓主人丧葬礼仪的谕旨和档案等存世的少之又少，除了我写的那本专门研究景陵的书籍之外，其他可供参考的文章，则是凤毛麟角。当年我写《悬念康熙陵》稿子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这些难题，由于当时我采取了绕开和回避的办法，并没有去触碰这些内容。而现在，虽然考察上的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一些解决，查阅档案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然而有些实质性的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并且有些问题即使能得到初步解决，也是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要想作为书稿的某一章节的内容，就会感到缺少其他史料的补充和完善，真是令我感到了史料的稀少和珍贵。如康熙帝景陵的风水说帖、勘选人员名单、兴建和完工时间等；另外，一些史料上记载的彼此矛盾，如墓主人称呼上的不一样，清宫档案记载称康熙帝有的贵人为“卜贵人”“忻贵人”“路常在”，可守陵人工作手册上则记载为“布贵人”“新贵人”“禄常在”；不同的史料，其记载上也有出入，到底是“袁常在”还是“袁贵人”，是“妙常在”还是“妙答应”等；还有，一些墓主人不仅没有找到档案的生前介绍记载，而且就是一些入葬时间记载也是或缺少或差错，甚至还有一些低级妃嫔根本不清楚姓名和封号，更不清楚死后葬在了哪里。就算是葬入景陵地宫的比较主要的人物——敬敏皇贵妃，生前的介绍与死后的入葬和改葬，现有发现档案和可用之处对于写新稿子而言，也只是蜻蜓点水微不足道。因此，对于这些内容的书写，也只好先采取分析方法和推测技巧来完成。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生活是工作的积累，作为守陵人的后代，我注定今生会在研究帝王陵寝的道路上奋斗不止。因此深知，遇到问题和困难不能回避，也不要回避，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要将其列举出来，或者对其进行分析和推断，这是我这次重写康熙陵的目的和方法，也是我将此稿子定名为“康熙帝陵历史之谜”的原因之一，定此书名还有原因之二，那就是为了说明这个稿子与之前那个书稿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有，我之所以费心费力这么做，其原因是，我认为只有发现问题才知道有研究的价值和可能，同时也能引起人们对古墓研究的关注和热情，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得以传承和延续下去。这是我作为一名清史研究者对文保事业推进的延续，同时也是为了在陵寝研究中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人活着就要有一股精神，并且要留一份精神在这世上，尽管也许一时不被人认可，也要为此目标而努力。因此在我的心里，这个《康熙帝陵历史之谜》也已作为我的清陵历史之谜系列中的一本，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生命里。

多年来，常常在生活中遇到诸多困难和不愉快，只有在忘我工作时，在充满汗水的写作中才能找到研究的乐趣。每当面对自己书稿的完成及出版，都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刻，虽然这种快乐只有自己一个人能体会到，但我依旧坚持着拥有这份开心。即使心中的泪与脸上的笑，独自品味和观赏，但我在内心里告诉自己：“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孤单的却不寂寞的高傲孤儿。”

本书的完成，不仅参考了很多前辈学者的研究著作和论述，还得到了很多值得敬仰与尊重的专家和学者的帮助与支持，在知识上，他们无私地提供了史料和图片上的帮助；在精神上，他们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此，我真诚感谢北京的著名学者岳南先生、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以及挚友王志阁先生、李宏杰先生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和读者朋友，谢谢你们！

由于我才疏学浅，书中那些不成熟的观点，以及文笔上的词不达意和谬误，还望史学前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能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促进我国文保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思正书屋　一粒小尘土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