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天安门诗抄》

1976年1月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周恩来逝世。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这一天，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处下半旗志哀。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由于对前往告别的人员有严格的限制，许多人自发地赶去，只能站在医院墙外，表达自己的哀思。

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邓颖超和治丧委员会人员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的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在凛冽寒风中肃立致敬，送别周恩来。当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通过时，人们含悲饮泣，泪眼相送，整个长安街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

从12日起，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有秩序地陆续前往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沉痛悼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方面的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邓颖超送的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实习生等也送了花圈。吊唁仪式后，周恩来的骨灰转到人民大会堂，安放在台湾厅内。

吊唁期间，更多的首都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天安门广场成为人们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几天里，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花如海，人如潮，一派悲壮景象。除北京外，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西安、重庆、南昌、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也出现类似的群众性悼念场面。

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光辉伟大的一生。

周恩来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百般阻挠并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15日追悼大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肃立街头，向周恩来默默志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黄埔、湛江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呜咽、悲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响彻数千公里祖国沿海的上空。

3月下旬，南京市人民最先发起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活动，举国响应。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200多万人次。当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这次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并结束“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同年10月6日，周恩来逝世后只有9个月，党和人民便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决议”中郑重地写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是历史作出的公正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