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973年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错误地指责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制定者、推行者，继而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1969年，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完全错误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排斥在新选举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同年秋，中央将邓小平及其家人下放到江西南昌附近，边劳动、边休息，未安排其他工作。在此前后，林彪、江青等人几次鼓噪进一步打击迫害邓小平，均被毛泽东制止。

邓小平下放江西之际，周恩来曾亲自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要求对邓小平及其家人应妥善安置，给予照顾。之后，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邓小平的情况。1970年庐山会议前夕，周恩来记挂着正下放在江西的邓小平，称邓小平为“我的同行”。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待遇有了明显改善。1972年1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上，周恩来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为解放更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广造舆论。在此前后，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再做些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接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后，周恩来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并指示将毛的批示印发。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973年，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有关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并将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党中央于同年3月10日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决定”还提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能够为邓小平平反，“决定”中仍错误地认为邓小平从全国解放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他进行的揭发批判也是“正确的，必要的”，表现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历史局限性。但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和过问，特别是周恩来一次次不懈努力，终于冲破江青一伙的阻挠，使“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号走资派”得以复出工作，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论点和做法的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领导干部，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党中央作出决定不久，邓小平即从江西返回北京。1973年3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见面并谈话。之后，中央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大问题，可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同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2月下旬，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至此，邓小平全面参与党、政、军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进而极大地加强了“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左”倾错误、反对“四人帮”反革命破坏势力的党内健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