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时的谈话纪要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安排工作。1971年秋，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有关检查情况的报告，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认识，提出严肃的批评，要求切实加以改正。

1972年1月初，陈毅病故。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出席了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情况经过报刊、广播公开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种“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这对广大老干部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一种慰藉。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周恩来抓住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这件事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干部解除了囚禁，或得到及时救治和妥善安置。1972年4月，经他亲自审改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以后，全国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产生了广泛影响，进而有力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开展。

同年7月31日，陈云、王震等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应邀出席了建军45周年招待会。此后，许多干部从“五七干校”返回原单位，重新分配了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12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次检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殴打虐待行为。

1973年春天，周恩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经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解放”他们的工作相当繁重。关于落实军队干部政策，虽然方向十分明确，但是工作开展起来却相当困难，阻力特别大。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更因为头绪繁多、责任重大而一时无从下手。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再次迎难而上。他责成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个仍在审查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名单，并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第一步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对打倒对象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然后由总政治部作出新的审查结论，并取得被打倒人原单位大体一致的意见。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过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会上，各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时间也相当漫长。周恩来在会上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点上一两句。常常是他的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尽管如此，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没有几个是顺利的。例如，陈再道和钟汉华分别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和军区第二政委，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已蒙冤6年之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总政治部对二位将军的案子经过甄别后，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江青等人给陈、钟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拿不出事实根据。最终，经过讨论决定，陈、钟二位将军得到“解放”：陈再道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汉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在当时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

在周恩来多方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军队系统有175名将军被解除囚禁，得到“解放”，并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