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纪要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间，他再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并亲自领导部署了这一时期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1971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1971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等错误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同年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要抓产品质量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此外，周恩来还亲自抓出口产品质量，严厉批评有关部门不敢抓、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1971年12月，在深入批判林彪、陈伯达等人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就在这个指示发布前后，周恩来曾在许多场合阐述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强调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保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就在一些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对仍被监管的老干部们伸出援手，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并尽可能地解决好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8月初，周恩来强调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对此，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方面入手，具体帮助干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一年下半年里，周恩来先后提出要拔除钉子和障碍，把已近荒废的基础理论研究抓起来，把过去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恢复起来。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修改的社论，强调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全面落实干部、知识分子等政策，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之后，根据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组着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其矛头直指极左思潮的最突出表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极端言行。

由于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和做法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竭力干扰和破坏，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批评极左思潮、指出应当批判林彪“修正主义”和“极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继续进行。根据他的意见，在企业管理方面，仍以纠正生产制度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整顿重点，并坚持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的观点。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则具体提出先易后难、抓紧落实的意见，使更多老干部得以“解放”并参加工作。

到1973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自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更使周恩来陷于力不从心的困难境地。这年3月，“四人帮”的重要成员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1972年批判极左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毛远新也以同样的语言污蔑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斗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党和人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艰难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