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1月，以上海“一月革命”发端的“夺权”浪潮席卷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些军队首脑机关也受到冲击。面对“天下大乱”的严重局势，许多老同志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他们挺身而出，开始在不同场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1月19日、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同志就军队要不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注）的问题，同江青、陈伯达、叶群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盛怒之下，叶剑英将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为后来老同志们开展更大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2月7日起，周恩来开始召集、主持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即由部分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参加的讨论党政业务问题的会议。碰头会一开始，老同志们就主动出击，继续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进行猛烈抨击。2月11日、16日，斗争达到高潮，时称“大闹怀仁堂”。老同志们主要围绕3个重大原则问题同中央文革成员据理力争：

（一）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问题，涉及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谭震林痛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二）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谭震林则指着张春桥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陈毅、徐向前也揭露康生、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旗号诬陷干部的手法。

（三）要不要稳定军队。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多次责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革命，能不要军队吗？”为坚持真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老同志们大义凛然，坚定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召集和主持的几次怀仁堂碰头会，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政、乱军行径坚决斗争的重要“战场”。在这期间，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处境，没有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作面对面的交锋，但他始终是和老同志们站在一边的。就在怀仁堂会议前后，周恩来利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的场合，从不同角度直接阐明对“三个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以特有斗争方式策应怀仁堂会场上的几位老同志。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他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而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2月16日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向江青汇报，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并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同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被迫检讨。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则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并被长期排斥于中央高层决策会议之外。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也在批判“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受到责难，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总后台”，不得不多次检讨，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一次大较量、大搏斗，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