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全国铁路造反联络站要尽快成立联络委员会，保证交通畅通，这不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1967年1月2日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各个单位在京代表时的谈话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很快从学校扩展到社会，从北京席卷全国。由于全国学校师生大串连，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首先被打乱，致使大批原材料及各种物资运不出、进不来，许多生产企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几乎难以维持。面对严峻形势，周恩来力排林彪、江青等人的干扰，全力抓住铁路运输这一关键环节不放松。在大串连高潮阶段，周恩来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联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地，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同年秋冬，来京串连的各地师生已逾150万人，大大超过现有铁路运输的承受能力，对此，有关部门已经感到无能为力。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又及时作出布置：可以搞上、中、下3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多接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过问下，这一年秋、冬季红卫兵大串连高峰期间，全国铁路交通系统的秩序得以勉强维持，没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不致发生大的混乱。

同年11月10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不顾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确保铁路交通正常秩序的三令五申，纠集数千人冲入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准备赴京“控告”拒绝承认其造反组织的中共上海市委。当列车停留安亭车站后，王洪文等率众闹事，一些人卧轨拦车，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上海站内36列火车不能开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滞留在沿线各站，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交通和生产，制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系统第一起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管有多少条“理由”，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因为铁路运输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国家的信誉。11月28日，经周恩来修改和审定的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拟来京“请愿”的成都工人代表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爆发后，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地武斗迭起，派仗不息。极端混乱的局势使得铁道运输生产更是连连受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维系各地铁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而竭尽全力，再三呼吁。这年3月14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的电报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狠抓措施，狠抓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生产业务工作。同年5月底，因各地两派武斗和派性纠纷，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4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火车69列。5月31日，周恩来亲笔致信中央文革小组，送上各地铁路中断情况电讯8份，指出：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经约有关部门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天下大乱”、“全国内战”的局势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各地造反派仍继续滞留车辆，阻断交通，使得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都无法正常运行。7月初，周恩来在接见河南某群众组织代表时沉重地宣布：现在，全国除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此后不久，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也多次阻塞、中断）。他告诫说，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问题，由于交通中断，整个生产、生活都受这个影响！11月下旬，当周恩来获悉某铁路枢纽站因打派仗滞留了3600多节车皮，而该地区造反派还在反映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时，他愤怒地说道：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现在是要火车畅通的问题！他还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在“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更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1968年，周恩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提到：一年来，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在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不休嘛！他说：由于铁路运输上的关系，动力上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生产。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有很多指标不是上升的趋势，原来设想今年生产会逐步好转，结果相反。

周恩来为维系铁路交通运输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这些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对铁路交通全面破坏的局面，但它确使某些造反派组织的极端行动有所收敛，进而使一些地区的生产危机得以缓解。

“我就是睡觉太少了”

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

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还在病休中，但一听说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还要直接指示，我就立即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做各方面的工作，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的人做工作。次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局内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紧接着说：“我现在已在铁路局了，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当时离天亮只有两个小时，虽然万分紧迫，但第二天还是通车了。我在电话里问候周总理的时候，他还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谁知这次通话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能直接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