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工交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初，中央批转了根据林彪“建议”作出的有关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之后，全国很快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都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连续下降，建设面临停滞。对此，周恩来一再对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其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周恩来还是抽空听取了有关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干扰、冲击情况的汇报，要求领导干部要勇于负责，抓好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这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召开了工业交通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5个部，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7市和各大区的有关负责人。座谈会由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指导，谷牧、余秋里具体负责。

11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明白地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条款，与周恩来所表明的观点唱反调。同日，陈伯达把文件稿交给谷牧，要求一周内提出意见。14日，谷牧在周恩来召开的国务院各口碰头会上提出此事，周恩来同意召开工交座谈会讨论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座谈会期间，与会者对工交战线建国以来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空前混乱现象，主张应分期分批搞运动，反对全面铺开；强调应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群众组织和开展串联，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制定一个适合工交企业特点的规定。这就在实际上支持了周恩来一贯的观点，否定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文件稿。根据座谈会讨论意见，在陶铸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15条”）。11月22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交座谈会情况，毛泽东表示：工矿企业还是分期分批搞运动；工人只能业余时间闹革命，8小时不能侵犯；应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的群众组织，等等。此外，毛泽东认为“15条”还需要修改，再征求意见。

座谈会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到会讲话。11月19日，他来到谷牧主持的会上同与会者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勇于负责，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抱怨。1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所判明的情况，继续要求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干部要因势利导，负起领导的责任。

12月4日、6日，在林彪主持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激烈批判工交座谈会的发言及所形成的文件修改稿，提出：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还宣称：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革命，如果这些都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他们的发言，实际是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证明，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想通”，“想通”是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对“汇报提纲”，他明确表示，这是“我让他们写的”，其中，当然是反映一些客观上的思想动态。他还提出，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地抓好生产。

12月6日，林彪给工交座谈会下了“结论”：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林彪的“结论”，压制了周恩来、陶铸代表的正确意见，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荒谬主张，进而全盘否定了这次工交座谈会。

工交座谈会斗争失利之后，在中央文革的大肆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进入工交、财贸、科研等生产业务部门，大批产业工人、技术干部和科研人员纷纷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停产停工闹革命”成为“合法”行动。

“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

当时担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回忆：

11月21日下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说了我们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