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196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已经逐步步入正轨，国家将开始执行被推迟的“三五”计划。周恩来虽然依旧忙碌，但是他的心情是轻松的。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经济建设的问题上。北方8省的抗旱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邢台地震救灾工作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开展的。

然而此时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却仍然放在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甚至认为党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决意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清除“变质”的危险。

早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当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在党内越来越明显时，不少迹象已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印象，但他没有料到会由此引发一场长达10年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其中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无端的政治批判。虽然学术界普遍反对，但它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试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免导致一场政治运动。然而不久，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被与1959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1966年2月，周恩来等在京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问题的汇报，并同意彭真关于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等意见。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也使他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然而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些场合仍然对彭真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提议将外交、国防等重要工作交彭真负责。

1966年5月，文化革命5人小组被撤销，并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集中揭发批判彭真等人的“问题”。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政军的各个系统，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就要夺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真正用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连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他们都认为此时“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不久，《人民日报》刊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予以肯定和赞扬。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开展起来。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周恩来连续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统一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还亲自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调查研究，表示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然而派工作组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党中央于7月29日撤销了工作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的是谁。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其中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若干政策。在会上，毛泽东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支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对于68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了面前！此时，他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论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政府里），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第二点，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总之，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