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东方红》是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我们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业。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年7月12日，出访回国的周恩来在上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便酝酿组织一台大歌舞，以庆祝建国15周年。

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谈及创作这台歌舞的初衷：“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7月24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大歌舞的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现和组织领导等提出具体意见。在审阅和修改报告之后，周恩来于7月30日约见有关负责人商定立即上马大歌舞，并定名为《东方红》。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报告，亲自拟定了一个以周扬为组长的13人领导小组，并批示：“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如届时还搞不好，或彩排时有大缺点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

对《东方红》的创作指导思想，周恩来主张：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

根据周恩来的策划和创意，《东方红》以歌舞形式艺术而真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史，谈感受，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常常对他们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在审查时，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增加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认为应该突出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最后只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在《东方红》的创作中，周恩来不仅是一位领导者和指导者，更是一位创作者。从确立作品主题到把握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细节处理到道具、服装、灯光等舞台设计，从排除干扰大胆采用一些受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如《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到顶住压力起用一些遭错误批判的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如周巍峙、崔美善等人，他无不过问。每一次分场排演，周恩来都亲自审看，并完整地看了正式公演前8场预演中的5场。每场预演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在周恩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到场观看。此后，《东方红》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10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观看了演出。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这台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众多国际友人的广泛赞誉，成为中国文艺界的盛举。后来，《东方红》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成功地搬上银幕。

许多参与《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歌舞，“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陈毅常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