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粮食库存挖空了，因此各方面紧张。解决的办法，还是抓生产，把生产队包产搞好，否则肯定失信。

——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由于“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粮食产量的虚报和浮夸以及高征购政策，加上1959年以来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1960年夏天，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基本保障，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并连锁性地影响到城市。周恩来忧心如焚，1960年下半年“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指挥了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周恩来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亲自计算每项数字，还详细询问各地库存量、销售量、调出量、存放地点等。在调粮时，周恩来总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任务，说服地方负责人顾全大局，从不强迫命令。有一次，在视察江西时，省委负责人请周恩来吃饭。当刘俊秀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1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3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周恩来兴奋地与他连干了3杯酒。

为掌握真实情况进行合理调拨，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想法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按期记载了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这张表比较长，又被称为“哈达表”。周恩来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动态，部署粮食调拨，检查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况。

1960年底，粮食收支逆差不断扩大，省与省的调拨已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和陈云果断地向中共中央建议进口粮食，以稳定全局。考虑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封锁大陆的因素，周恩来在缅甸访问时要随行的雷任民直接去香港，确定能否解决购粮、运输和外汇等问题。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次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增加进口粮食500万吨。这个数额一直延续到1965年，占京、津、沪、辽等省市用粮总数的70%—80%，既减少了产粮区的外调粮，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又补充了国家库存。

为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事无巨细，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

尽管粮食紧张、经济困难，但周恩来并未忽视原则问题，尤其注意严肃党纪。1960年10月，在调运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青海省在要求中央调进粮食时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十分生气，严厉批评说：“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他当场指示“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会后，周恩来指定有关人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对此身体力行，以身作则。1961年初，淮安县委给周恩来和邓颖超送来一些家乡的土产。周恩来要秘书回信表示感谢，同时转告说：“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周恩来的秘书还把中央的有关通知寄去，请他们“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杨少桥、赵发生回忆周恩来指挥粮食调拨

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同志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