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1965年8月31日周恩来会见一位朋友时的谈话

1958年7月，台湾当局以美英制造的中东紧张局势为由发布特别戒严令，并在美国支持下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美国第七舰队也处于战备状态。为痛击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支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试探美国意图，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正在上海的周恩来中断视察，回北京协助毛泽东指挥。毛泽东后来说：炮击金门的“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毛泽东及时而准确地把握国际动态，并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使中国在同美国的这场较量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8月23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下令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忙于外事活动的周恩来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北戴河之间，参与决策。炮击持续将近两周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所谓“防御”范围，但又在备忘录中透露：国民党可以自己同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就证实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周恩来认为：这时期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日本、菲律宾等都不会支持美国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也不想诉诸战争来解决台、澎、金、马问题，既不能助蒋“反攻大陆”，也不可能“协防金马”。为回应杜勒斯的声明，周恩来于9月6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国不仅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侵犯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并倡仪同美国谈判以缓和直至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基于美国人怕打仗的判断，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边打边谈”方针，在继续炮击金门的同时促成中美大使级谈判恢复。（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声明促成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由于美国在第73次会谈中故意降低会谈级别而中断。谈判开始前，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曾与回国汇报工作的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谈判中方代表王炳南详谈了几次，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谈判恢复后，中方一度处于被动。周恩来要求中方代表在下一步谈判中，“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针对美方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的建议，“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反建议”。这个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打破了美国企图通过谈判混淆中美之间国际矛盾和国共之间内政矛盾界限的阴谋，扭转了一度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赞扬说：“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

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决定加大炮击力度甚至实施轰炸和陆空炮联合攻击。周恩来及时给予纠正，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毛泽东对这一“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的方针表示赞同，并指示“照此办理”。

在中国“边打边谈”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台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表达了以放弃金、马等沿海岛屿而换取长期霸占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意图。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鉴于美蒋矛盾的尖锐化，中共中央改变先收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的两步走方针为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针。周恩来分析认为：美国想趁机制造“两个中国”，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中共中央采取“一揽子解决”方针的目的是不让美国冻结台湾海峡，“金、马在蒋介石手里，我们可以牵制住它，蒋介石就拿这个拖住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

为进一步扩大美蒋矛盾并争取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反对美国，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6日1时起，停止炮击7天，允许蒋军在无美军护航条件下自由运输供应品。同一天，《解放军报》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毛泽东起草的震动世界的文告《告台湾同胞书》：“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终究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

从这以后，炮击金门改变为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而且只打沙滩，不打民房和工事，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3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这样，台湾海峡的危机逐渐平息，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平静。

“一纲四目”与祖国统一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在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但明确强调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个方针在中共八大上得到肯定。3月16日，周恩来会见一位即将赴台访问的英国人马坤，请他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台湾。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通过和谈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此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了争取以蒋氏父子和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的工作。他和毛泽东提出了国共和谈的具体设想和办法：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将来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但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集团之间在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上找到了共同点，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随着美蒋矛盾的加深，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后，毛泽东向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一位撰稿人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保存军队，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1960年5月，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张治中在给陈诚的信中对此解释说：一纲即“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即蒋介石。——编者注）与兄（即陈诚。——编者注）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等人写信给蒋经国和陈诚，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方针和政策，并抓住机会做寓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工作。周恩来还通过章士钊、邵力子、费彝民等友人以及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等向台湾当局传话，促进相互了解。周恩来听说蒋介石非常挂念家乡奉化的情况，就请有关人士将题有“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还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并要求照顾好在大陆居住的蒋介石和陈诚等人的亲属。

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十分艰难。但周恩来从来没有灰心过。他曾表示：我们希望在我们这辈子看到中国的完全统一，不过，我们并不想包办革命的事业，可以留给后一辈去完成的。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对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常常说：“急是无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