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新中国建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速地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胜利面前，有的人开始头脑发热，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因而不切实际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业17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1956年1月上旬，在《农业17条》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原定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这一切都使正在编制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受到严重干扰。

周恩来和陈云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等开会研究解决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他指出：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指出：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可能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国家计委依此修订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就是后来所说的“2月促‘退’会议”。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能从根本上防止急躁冒进问题。

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出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尖锐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当时，国务院正在起草将要提交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这个月内，周恩来同李富春、李先念再次就解决定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交换意见，并指导起草预算报告。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继续压缩1956年国家预算指标。会议作出了国家预算一律削减5%的决定。

6月15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接受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

这段时间，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而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