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议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5年，火箭专家钱学森能够冲破各种阻力从美国归来，是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周密部署分不开的。

1950年8月，钱学森启程回国时，遭到美国当局的扣留。

听到钱学森回国受阻的消息后，周恩来非常关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嘱咐王炳南，在协商一批旅美华人回国问题时，务必向美方提出钱学森回国的问题。但是接触了十多次后，美国代表约翰逊以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还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归国的真凭实据为由，予以拒绝。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特务的监视，用一张小香烟纸写了一封家书，寄给在比利时的亲戚，并夹带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回国。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做出了部署，他通知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中国按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希望美国也会有相应的表示！”为此，连美国记者都禁不住慨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会谈时，王炳南向美方代表递交了在美华人的侨民名单，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起初，美方狡辩说钱学森不愿回国。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信，予以反驳，美方无言以对。美方不得不解除对钱学森的禁令，允许他离开美国。

9月17日，钱学森偕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10月28日，到达北京。

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不仅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还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回国未及一月的钱学森，便接受了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重任。

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在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等陪同下，会见钱学森，并委托他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第二天，钱学森即拟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该《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上，兼及设计和研究。

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意见，21日，他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意见书》，对个别标点、字句作了修改，并在标题下署上“钱学森”三个字。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规划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钱学森任委员。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10月8日，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院长。为打破同苏联谈判的障碍，1957年8月，周恩来又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文革”中，周恩来还对钱学森实行了特殊的保护。

在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周恩来的关怀鼓励下，钱学森为发展我国的高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

钱学森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次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他曾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和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历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1949年下半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所”的负责人，领导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他已被公认为是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参与研制美国的第一枚导弹，并获得美国陆军上校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抱着赤子之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决定回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50年7月，钱学森以探亲的名义向美国当局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由于他的身份特殊，美国政府拒绝让导弹专家回到共产党执政的红色中国。有人甚至说：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随后钱学森受到拘留，继而受到监视，时间长达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