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次制订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订得很恰当。1952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1953年、1954年、1955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2—1953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

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6人小组加强领导。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作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责成政务院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

一个月后，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计划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8月20日，9月3日、19日，代表团三次同斯大林举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一五”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为：（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明确承诺将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并表示愿意对中国五年建设所需要的地质勘探、设备供应、设计图纸、专家派遣、技术干部培训、信贷等方面给予帮助。

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9月22日，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由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回国后，周恩来还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工作。

1953年3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并作了详细记录。回国后，他将李富春等人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等4个文件整理后，分送有关领导人征求意见。

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4月30日，他致电李富春，授权他签订《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8个文件。

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简称“156项”）。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在陈云、李富春等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1954年2月12日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的具体领导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家计委继续进行“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在1954年9月向中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954年1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在广州用20多天的时间审核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同时，中央通知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955年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编制完成。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这一计划草案的决议。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批示各地遵照执行。

这样，“一五”计划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边建、边改、边学”，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