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开始规模搞得小一些，由小到大。在设计和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1950年12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刘亚楼等人开会时的总结

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迅速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1950年12月，周恩来连续两次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相关人员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问题。会议确定发展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指导方针是“从小到大，先修理后制造”；同时，决定由何长工、沈鸿、段子俊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启程赴苏。周恩来非常关注谈判的进程，每当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请示。3月10日，中苏双方代表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

为了保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航空工业的创建，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指出：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上的任务，是以全力保证中国空军及航空学校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航空工业在目前阶段必须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的原则，在航空工业发展到能集中力量制造飞机时，再把制造和修理分开；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筹划下，5月15日，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组建，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配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

8月21日，周恩来批准了李富春、聂荣臻关于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李富春“令何长工与苏联专家速依此将今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算提送财委审核”。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段子俊等开会，研究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周恩来在作总结时，要求空军方面对计划生产的各类飞机的比例进行一次审查，看是否符合军委规定的比例关系；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和开办一所航空大学；提出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人员、资金等。

1952年7月31日，周恩来召集航空工业建设会议，检查航空工业发展规划的执行情况，进一步部署航空工业建设问题。他在发言时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要继续按照去年底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于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同意向苏联索取技术资料和明年向苏联订货、增聘专家并延聘现有的专家。今后，每年都应分配给航空工业一些大学生，再抽调一些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我们要把这些工作抓紧、抓细、抓好。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研究航空工业重大问题的几次会议，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揭开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序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目前，我国航空工业已形成了一个军民结合，科研、生产、教育结合，专业门类齐全，规模宏大的高科技产业，在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航空工业，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搞起来的”

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回忆：

1950年下半年，我同周总理商量建设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问题。我建议由毛主席写信给斯大林谈新中国搞航空工业问题，要求苏联帮助我国航空企业的设计、施工，以及航空技术人员的训练。

周总理把我的这个意见向毛主席反映了，把毛主席说通了。毛主席说，何长工这一炮还放得好啊，应该早一点抓。这样，我才当上了代表团团长，去苏联谈判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中国基础工业这么薄弱，去搞尖端，真是想入非非。

1951年初，我们到苏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率一班人马同我们谈判。谈判谈了18天，最后达成了协议草案。协议草案拟成后的第二天就要签字了，签字之前，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告诉了将要谈成的我国航空工业的规模，我还讲了有两台7千吨水压机，工作人员总共需要近3万人。总理说，长工，我们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小点，第二步再扩大一点。一下子不要搞那么大。他说，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是要算账的，我们的外汇不多，一下子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照顾不了啦。你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的意见是减少三分之一。

我国航空工业，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