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这个使命我认为是很荣幸的。苏联政府历来对于中国人民所作的各种友谊的表示，是根据列宁斯大林拥护和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一贯政策。现在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时发表的演说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苏联之旅。他的这次出行，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要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并不顺利，不但谈判陷入僵局，而且国际舆论又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

为了打破僵局，经征得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电召周恩来赴苏。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目的是协助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协定等事宜。2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22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会谈。斯大林表示：经过仔细考虑，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不适用，因为那个条约是在对日作战时订立的。由于对日作战的结束，情况已发生变化，那个条约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必须另订新约。随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负责协商起草各项文件事宜。

从1950年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经过广泛和深入的商谈，双方就若干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后亲自执笔起草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由苏方起草了《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对这3个文件草案，双方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上的更动也不多。

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

2月14日上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斯大林打破惯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招待会。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又出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晚6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他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当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叶季壮、赛福鼎五人组成代表团，继续就中苏贸易、新疆经济合作、民用航空、军事合作、专家合同等问题进行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对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条约要经得起考验和后人检查”

当年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回忆：

他（指周恩来。—编者注）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