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会议上的工作总结

1941年春到1943年夏，周恩来留在战时首都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向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趋于稳定，但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一点没有放松。周恩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地下党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实现了转变。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开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不断扩大工作阵地，以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努力在国民党统治区打开一个崭新的工作局面。

文化战线上，周恩来和南方局选择那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忽视而又有着很大群众影响的文艺运动，特别是演剧运动作为突破口，促成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大量创作和演出配合现实斗争的历史剧和现代剧。周恩来还十分关怀重庆音乐界、美术界、进步出版界的活动以及学术研究工作的方向和学风。

民主党派的统战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酝酿成立的过程中，曾多次同周恩来商议。成立后，周恩来经常同他们一起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共商国是。5月，周恩来又推动与促进了中华民族大众同盟的成立。

争取地方实力派也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重要贡献。对于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刘文辉、潘文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以及广西桂系的地方势力上层人物如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周恩来做了不少工作。他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待当权的国民党，同冯玉祥、于右任、张治中、贺耀祖、朱学范、李德全等保持密切的交往。他还同宗教界领袖吴耀宗、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有过多次接触。

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周恩来对20世纪4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有着明晰的判断和远见。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对《新华日报》的封锁压迫，他亲自写了许多旗帜鲜明、有说服力又富有战斗精神的代论，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周恩来还组织报馆编辑和南方局各组负责人，按分工定期写文章，使《新华日报》在雾都重庆大放光彩。

在这段时期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他在重庆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全盘工作，反驳国民党对十八集团军不配合抗日的诬蔑，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谈判。

1943年6月，周恩来等人离开重庆，7月16日到达延安。周恩来在重庆给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信任。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