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1976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1936年12月12日，激于民族义愤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周恩来前去帮助张学良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来到西安。此刻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捎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于如何处置蒋，看法不一致。

周恩来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深入的商谈，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与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双方达成的改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停止“剿共”等六项协议，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

在此过程中，周恩来还注意加强做各界人士的思想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押后，为避免东北军的分裂，不遗余力地做东北军将领工作，保证了抗日团结的局面。此后，周恩来还在各种场合呼吁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将军。

周恩来一直置身于西安事变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

周恩来同志正在办公室同代表团的同志们研究工作，孙铭九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进门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指张学良——编者注）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恩来同志惊愕地说：“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恩来同志非常着急地说：“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孙铭九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连忙带着孙铭九乘车赶赴机场。当周恩来同志的汽车驶进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同志以后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1946年国共再次和谈，周恩来对此还是耿耿于怀：一天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全场肃静。礼毕后，周恩来在继续发言前长叹一声，以动人的感情说出下面的一段话：“在刚才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

1961年12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便宴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异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泪了。他举起酒杯向众人说道：“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