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1991年4月末5月初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的回忆

红军长征胜利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在红军东征以后，留在后方任中央局书记。为团结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加强了对当时正在“围剿”陕北苏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向中共中央提出可以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带来大好时机。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高福源的斡旋下，1936年2月至3月，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两次谈判，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而奔走，并希望同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在延安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

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谈判。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中，同张学良进行了会谈。会谈从晚八时开始，到次日黎明才结束。

周恩来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也要靠蒋，故处在苦闷中。他说：对国民党要人中，他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蒋抗日。同时，也承认蒋的左右有很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内心很矛盾。如果蒋真降日，他就辞职而另干。他认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恩来同张学良达成一致意见，并取得了具体的谈判成果，如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等。

肤施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肤施会谈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眼中的张学良和张学良眼中的周恩来

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1961年7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及朱洛筠时，追述了1936年4月初次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说：我从那次接触中，感到汉卿是一个痛快汉子，敢于作自我批评。那次，汉卿还给我们部队送了三万银元和二十万法币。

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专访，在边看边听1936年4月秘密访问延安同周恩来会谈的画面和解说时说：“周恩来对我有评价，我也差不多同样评价周恩来。就是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彻。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谈话反应很快，你不用什么啰嗦，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于事情看得很清。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张学良在和唐德刚谈到肤施会谈时说：“我跟你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