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

——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8年1月，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从此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担任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主持大会的日常工作。会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并多次发言。27日，周恩来就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形势及党的任务发言，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形势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可能，从而强调“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在6月30日向大会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提出今后党的组织任务是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发展自己的党组织、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要求地方党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经大会选举，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7月19日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和军事工作。7月17日至9月1日，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节录）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审讯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