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八互”原则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1913年至1920年，她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才15岁，是个小妹妹，大家都叫她“小超”。

后来，周恩来去了欧洲，但他与邓颖超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和邓颖超的恋爱关系也是在这个时期内确定的。邓颖超后来回忆：“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周恩来回国后，由于忙于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到天津与邓颖超见面。在党的四大上，周恩来遇到了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并互通了各自的恋爱情况。会后，周恩来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了信。1982年7月，邓颖超在撰文回忆高君宇时曾写道：“那是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这时，她已经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而且于1925年初又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同她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虽然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

8月8日，他们在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结婚，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婚后，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负责妇女运动。

在广州的生活，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留下难忘的印象。将近30年后的1954年，当周恩来又一次去广州时，邓颖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广州），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周恩来谈恋爱婚姻

1956年，周恩来曾在和侄女谈话中提到了与邓颖超的相爱：

在旅欧初期，我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编者注）。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