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

1919年5月中旬，周恩来回到天津时，五四运动已经爆发。6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把运动坚持下去并进一步唤起民众，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受邀主办了这个刊物。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该报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其中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最多时每期发行两万多份。《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版了100多期，到1920年初终刊。《会报》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对组织、联络京津等地广大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推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月26日，北京、天津的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在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28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队伍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又遭逮捕。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名等人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0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代表。

营救被逮捕学生代表的斗争取得胜利后，9月2日，周恩来从北京乘火车返回天津。在归途中，他和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商议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回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筹建新的团体。9月16日，觉悟社成立，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宣言》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觉悟社最早的会员共20名。觉悟社会员为了活动方便，以指图的方式为自己确立代号。周恩来抓到五号，谐音为“伍豪”，这成了他后来常用的代号。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的第5天，五四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到该社演讲。此外，他们还邀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10月下旬起的两个多月，是觉悟社活动的高峰时期。当时，北京《晨报》载文称觉悟社为“天津小明星”，并说：“该社产生了3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开学，周恩来进入大学部学习。开学后，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周恩来和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920年1月20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这是觉悟社一项十分重要、影响巨大的工作。当时，上海的《新人》杂志评价《觉悟》杂志：“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等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4人竟被拘捕。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和狱中学习。周恩来在狱中撰写了《警厅拘留记》。7月，被捕的学生代表终于获释。

在此后的斗争中，周恩来感到：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为此，1920年8月，周恩来偕同觉悟社社员11人到达北京。8月16日，觉悟社在陶然亭召开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4个团体的代表共20多人，商讨今后救国运动方向问题。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陶然亭聚会使周恩来受到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洲求学做积极准备。

周恩来回忆五四运动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