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弘征

中华古典文学浩如烟海,源远流长。但观现存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其中的《周颂》就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更不用说安阳出土的卜辞古歌以及相传是神农的《蜡辞》、黄帝时的《弹歌》、唐尧时的《击壤歌》……了。诚如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赞叹的,当欧洲人的祖先还在黑森林中时,中国便有了无数杰出的文学作品。这是一座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无比璀璨辉煌的宝库,从我们的祖祖辈辈直到今天的小学生,无不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随着建国后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其涵盖面之广和印行量之巨,远远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

然而,由于古代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千差万别,文言和白话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其中的许多典故和僻字奥词,就是从前专读古书的人,也不是一读便能通晓。从普及的角度,详细加注释便成为一种必需。流风所及,及至对于比较浅显的诗文,一篇之末,也往往密密麻麻,超过了正文多倍,基本上取代了查辞典的功能。对于理解古诗文能力较低的人来说,每读一个词就要去翻附在后边的注释,必然会冲淡了阅读时的快感,阅读本身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符号,欣赏作品和查辞典总是不一样的心情;而支离的索解又未必能准确地理解全篇(那种直接从辞典上抄下来的注文尤其如此),亦难进入审美的佳境;至于在注释中如果就易避难,就更加使读者茫然了。

从年青时代起便对此颇多感触。在此后逾二十年的编辑生涯里,更不免常常思索这些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曾应约为几种书作评注,有时连自己也为那许多注码的对号入座弄晕了头,愈加想起在古刻本中那种“正义”“索隐”之类的随文夹注,等于有一位同好结伴而行,实是方便读者;姑不论如《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其学术和欣赏价值都不下于陈寿的正文。为什么这种经古代著名作家、出版家悉心创造的作法我们今日会弃之不用,一定要仿照外国书本来是注引文出处的模式,全置于篇末注码一大排呢?还有,如金圣叹、毛宗岗批《水浒》、《三国演义》,沈德潜选《唐诗别裁》那样的夹批、眉批、旁批,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耐人寻味,也有助于解析和欣赏正文。我们今天在为古诗文作评注时,可否亦将这些作法结合起来重新运用?与此同时,也考虑到我们今天的读者要广涉多个学科,不可能人人常读古书,更不是毕生只读古书的时代了,对诗文中的事典出处和辞语、成句的演化渊源……尽可能地广征博引,扩大读者的视野,也同时间接地领略了许多典籍与名篇。然而,征引古籍,每每文字冗长,非随文夹注所能容纳,故篇末注的形式仍亦保留。窃以为读者在已大致意解了正文之后,再来进一步探讨其中所涉及的典故逸闻、地理沿革、遣词造句是如何吸取前人的创造等等,自然另有一番兴味,这和每解一个词就要去翻后面的注释滋味是不同的。

此外,从帮助读者欣赏的角度出发,近十几年来,“赏析”“鉴赏”之类已成为一种时风,我自己在198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名篇赏析》可能为始作俑者。现在,各色各样的《鉴赏辞典》亦摆满了书店的柜台。其中,好的固然不少,但比较平庸之作亦多,怪不得认真的读者要摇头了。问题不在这种类似导游的作法是否适宜,而在能否道出哪些是最佳景点及其特色。应该重在对具体作品审美感受的阐释,也就是真的有所感悟,值得和读者交流,而不是那种动辄千言的泛泛之谈或是将活生生的作品当成标本,按相同的程序去解剖一番。应该注意导引读者在不断接受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创造,产生一种对自我欣赏的欣赏。

总之,这是一套面向大众的文言古典文学读本,不敢说能体现何等样的水平,但确是评注者们竭力尽心之作。一切从为读者着想出发是我们的愿望,敬请给予检验与批评。

1996年秋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