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晴，银装素裹，红日高照，毛泽东踏着皑皑瑞雪，事先未打招呼，只带了胡乔木、叶子龙两个大秘书，突然来到空军司令部视察。

喜出望外的刘亚楼急急上前迎接，陪毛泽东一起视察了未做任何事前准备的空军司令部，毛泽东视察后非常满意，他看到空军军容严整，秩序井然，精神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各部门都在厉行节约，空司机关内部行文，信封封面正面反面写过了，又将内面翻过来再写一遍，办公电话一律不准私用，空司的会议室极其简陋，地面木地板的很多地方漆皮都脱落了。毛泽东看着这一切，微笑着告诉刘亚楼：“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刘亚楼知道国家为了建设空军付出了何等代价，建设空军需要巨额经费，所需的各种经费中央尽全力满足，刘少奇主席甚至指示：“目前海、空军建设，以对台湾及其他海岛作战为目标，故目前海、空军建设经费除正常经费外，应在战费内开支。”

这样，国家把空军急用经费列入最紧急的战争经费，从根本上保证了空军所需经费的来源。刘亚楼知道，仅仅在1950年，当年空军就使用经费3691亿元（旧币），不包括正常经费在内，空军的经费就占到了当年国家预算的5.39%，和整个国防经费的13.18%，国家为建设空军真是下了血本。

看到空军的朝气蓬勃，这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在做了不少由衷的褒奖后，毛泽东和刘亚楼谈起朝鲜停战谈判可能达成协议的迹象，嘱咐道：“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

这就是伟人的眼光和气魄，也是毛泽东这次视察空司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新生的中国空军多拉些部队上前线，赶紧抓住最后一点难得的时机进行实战锻炼。

毛泽东最后又再次嘱咐道：“抓紧时机再进行实战锻炼，已经参战的各师再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

这是毛泽东最关键的指示。

刘亚楼认真听着、记着、琢磨着，毛泽东对打赢朝鲜战争的巨大毅心和决心，以及对空军的厚爱，极大地鼓舞了刘亚楼和空军将士。

第二天，2月15日，刘亚楼即向军委送呈批准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当日即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照此执行。”

接着，刘亚楼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决定轮番出动10个歼击航空兵师19个歼击机团到朝鲜前线作战。

中国空军积极求战，美国远东空军也丝毫没有放松对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的攻击和轰炸，虽然这时美国军队已经承认了“绞杀战的失败”。

美国空军记道：

事实很明显，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10个月的全面空战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事实上，共军显然正在由于东方的人力足以能够战胜西方的技术而沾沾自喜。北京电台后来曾经欣喜地宣传道，联合国军总共动员了2000多架军用飞机，但仍旧无法切断通往小小北朝鲜的补给线。

尽管联合国军进行了大量的空中活动（单是美国远东空军的飞行员就遂行了87552架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的任务，切断铁路17000处以上，摧毁汽车34221辆、机车276台和铁路车辆3820节），共军还是能够为他们在前线的军队进行补给，并在前方地域建立后勤补给品堆集所……

1951年7月，共军地面军队的火炮和迫击炮仅发射8000发左右的炮弹；但在1952年5月，他们对联合国军的阵地发射了大约10.2万发炮弹。毫无疑问，共军地面部队的各个师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补给品。1952年5月21日，李奇微将军对提出质问的参议员说：“我认为第八集团军正面的敌军具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发动攻势的潜力。”此时，许多高级军官都机灵地开始贬低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的成绩。海军陆战队司令莱缪尔·C·薛佛德上将在华盛顿公开声称，人们已经承认“绞杀战”是失败了，尽管实施了“绞杀战”，共军的地面军队的力量仍旧稳步地得到补充。第七舰队司令J.J．克拉克中将说：“空中封锁交通线的计划是失败了，它并没有封锁住敌人的交通线，共军把补给品运了上去。从他们打的那种仗的需要来看，他们不但保证了前线军队的补给，而且还有足够的剩余，因此到战争结束时他们甚至还有力量再发动一次攻势。”

但尽管承认了“绞杀战”的失败，美国军队仍然极其深刻地认识到，“绞杀战”毕竟极大程度地扼制了中朝军队运输线的活力，所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尽管承认自己的失败——“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往北朝鲜。”但是，李奇微强调说：“如果中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模，那么敌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攻势。”

所以，“绞杀战”失败后，美国空军又搞起了“饱和轰炸”、“游猎行动”，乃至轰炸朝鲜水坝和城市等大规模行动，这必然与积极求战的中国空军在天空发生更猛烈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