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军队的前线统帅彭德怀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鼓励，他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空中力量支援。

在取得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小胜后，彭德怀用纯粹东方的谋略和兵法，对麦克阿瑟佯装示弱，将这位西方军事名将引入陷阱，然后以正面突击结合中国军队传统的侧翼迂回战法，在清川江畔、长津湖边大败联合国军和南韩军，一气向南猛攻了四百公里，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一地之外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希望彭德怀马上发起新的战役，但是，彭德怀和志愿军众将都不想马上打过“三八”线去。这些身在前线的将帅太明白中国军队是在怎样的物资条件和战场环境下打仗的了。通过亲身体验，他们对美军的现代化优势不抱任何幻想，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军队无与伦比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极其高昂的斗志、很高明的战略战术方法和不可比拟的指挥灵活性，都不能彻底弥补双方在物资力量上极其悬殊的差距。

天空在白天全部是美国空军的，哪怕一辆马车被敌机发现，马上就会有成群结队的敌机飞来轰炸扫射。入朝部队全部汽车只有1300台，仅仅一个月就给炸掉了1000台，平均每天就有30台车被美机炸上天。三十八军入朝配了100台车，入朝仅20天就只剩了6台可以跑。二十七军45台车，7天后损失39台……

美国的飞机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轰炸时间没日没夜，扫射的目标不分大小。为了寻找目标，有些凶悍的飞行员拼命降低飞行高度，撞山挂线时有发生，仅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就亲眼看到两次——一架美机示威性地钻过高压线，结果竟被挂掉了尾巴；又一架美机飞得太低，竟将大树撞成两截！在国内战场一切取之于敌，可蒋介石哪有这样的空中力量？在朝鲜战场此法根本行不通。一次战役结束，志司总部参加打扫战场缴了六十多台汽车，彭德怀正愁损车无法补充，闻讯高兴得不得了。

战士们将车开入一条山沟再堆上草捆隐蔽起来，洪学智还亲自督促检查，没想到一架美机超低空侦察，强劲的气流竟将伪装草捆全部掀掉，几十架敌机马上蜂拥而至，一阵狂轰滥炸就损失了三十多台车，气得彭德怀大发雷霆，要追究司令部的责任。能怪谁呢？国内战争不都这样伪装的吗？

二次战役更惨，一下缴了两千多台汽车，还全都是从美国本土汽车厂直接运来、只跑了一两百公里的新车。全军上下都为此欢呼不已，可刚刚动员俘虏开出来了二百辆，几百架敌机飞来将剩下的炸了个精光，心痛得躲在树林里的战士眼睛滴血却毫无办法。

一句话，美军拥有战场的绝对制空权，连志司总部都三天两头挨炸，堂堂志愿军总部竟保不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更不要说被全线压制的后勤补给线了。

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军队的后勤物资从鸭绿江前运几十公里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公路不敢走，铁路炸断了，只能靠原始的人力背送。不要说弹药，连战士吃的炒面、穿的棉衣都供不上，东线三个军除了一线的战斗员，上到军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往山上扛粮食。就这样，还有上千名钢铁战士没有牺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而是活活冻饿而死（后来计算，东线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最低生存需要的二分之一），许许多多的战士都是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向敌军冲锋。

在西线，四十二军一个班，上级发下一双棉鞋，战士们决定，谁站岗谁才有资格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丝毫无损，然后又被完好地移交给接防部队……

现在，志愿军主要的物资运送方式就是用人往前背，但这样原始的方法能支撑起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吗？

而反观美军，由于有强大的空军掩护，那真是进可攻，退可守，连身经百战的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在前线看到美军的火力和物资供应，都不禁感到一种极大的冲击和震撼。志愿军饿着肚子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雪地里赤脚追击，在冰冷如铁的堑壕里据守。对面美军阵地上，直升机飞来卸下弹药、食品、睡袋、药品，还要接走伤员，步兵则在雪地上铺条毯子趴在上面射击……志愿军战士靠挎在脖子上的一条长长的米袋子救命，而美军一个5公斤的铁盒打开，一个班饱饱地吃一顿，营养成分计算好了不说，里面还有香烟、火柴，甚至手纸……

面对敌军空中力量的巨大威力，志愿军将士焦急地仰望着硝烟密布的天空，空军，空军，我们自己的空军在哪里？苏联空军参战的力量注定是有限的，彭德怀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国内赶紧让自己的空军出动助战，甚至为此大发脾气，刘亚楼只得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向彭德怀汇报空军实际情况，同时大扩军大备战，疯狂训练。

后来空军的老人一谈起刘亚楼扩军，都是用三个字形容——“魔术师”！

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的步伐。绝大多数师、团的架子才搭起，飞行员刚调来，就开始了极为紧张的飞行训练。

1950年10月至11月间，继组建第一批部队——第四混成旅之后，空军组织和扩建了第二批航空兵部队，共3个旅。

10月5日，空军歼击第三旅旅部和所属的第七、八、九团，以原步兵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部及所属第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

10月28日，由空军第四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四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这时，周恩来指示将空军部队的编制由每旅三团改为二团制，故歼击第四旅组建时下辖两个团。

仅仅两天后，空军第二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委。

31日毛泽东就批准空军的旅改师，就这样眨眼之间，刘亚楼将空军由1个旅变成了4个师，但真正的戏法这才开始，刘亚楼仿佛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从一顶空空如也的帽子里，掏出了一大堆小鹰。

除原已组建的空军部队外，从1950年11月下旬到1953年3月，刘亚楼又分四批组建了24个航空兵师、56个航空兵团。

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组建强击机第五师，歼击机第六、第七、第九师，轰炸第八师。

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组建了轰炸第十师、强击第十一师、运输第十三师，歼击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组建歼击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师，轰炸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师。强击第二十二师，侦察机独立第一、第二团。

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组建歼击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强击第二十八师，运输机独立第三团，轰炸机独立第四团。同时，又开始将每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

此外，在1953年底和1954年初，组建了歼击第二十九师，装备侦察机的独立第五团。

从1951年10月至1954年初，中国空军边打边建，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

全部的飞机来源是：

苏联空军巴基斯基部的119架飞机装备了空军第1批组建部队（混四旅）。

苏联空军别洛夫师122架米格15、16架教练通讯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部队。

1950年10月、12月，苏联空军担负中国防空的13个航空兵师全部装备，装备了中国空军的第三、第四批组建部队。

中国空军的第五、第六、第七批航空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和中国空军内部调整、替换解决的。

今天规模稳居世界第三的中国空军，就是由刘亚楼如此打下的基础。

刘亚楼的戏法能成功也因为毛泽东和中央的全力支持。

当时为解决空军的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信件32次之多，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还亲自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部队如此急剧扩军，空军将士的忙碌可想而知，奉命组建第三驱逐旅（代号“大西洋部队”）的方子翼晚年就回忆，他组建三旅时，刘亚楼告诉他：“你这个旅长，什么都没有，旅团机构干部、飞行员、机械员、飞机、机场、营房全都没有，当前就是一朵光杆牡丹。因为机构尚未确定来源，空地勤人员尚未毕业，机场和营房目前住着苏联部队，飞机在苏联部队手中，所以你还要打一阵子‘光棍’。很可能比去年冬季开办航校还要艰苦。”

刘亚楼一番话真是听得方子翼大眼瞪小眼，后来方子翼说，他每天上午去于洪屯机场进行改装型米格15的飞行，下午到辽阳或鞍山机场督促交涉修理设备、整理跑道，要不就去交涉飞行部队的驻地问题，的确比筹办航校和空十一团时还要辛苦。

在大扩军的同时，刘亚楼招来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刘震，刘震也曾是四野一员虎将，二十年戎马倥偬，从小赤卫队员、红军班长，一直打到兵团副司令。彭老总和高岗亲自点将让他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一听也是大吃一惊：“搞陆军建设和作战指挥我还有点办法，搞空军的作战指挥我毫无经验，还是让我回中南空军工作，待日后空军进入抗美援朝战场，我可以随时去学习。”

后来在中国空军里与聂凤智并称“北刘南聂”的刘震上将，和聂凤智听到要去搞空军时的反应一模一样，都不想干，都知道隔行如隔山。

刘亚楼赶紧给刘震吃定心丸：“人民空军是刚刚从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技术军种，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去干，困难肯定是会有的，但也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国家向苏联请了一批顾问，帮助我们训练机关和部队，苏联还派了一些空军部队配合我们作战，他们建军时间早，又有作战经验，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这是一条捷径。”

刘亚楼接下来一句话，就让刘震无法推托了：“我们同在四野工作过，我了解你会打仗。这次调动是彭老总和高岗点的将，是毛主席批准的。”

话说到这种程度，刘震只有表示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先试试看，不行再调人。

刘震既然点头同意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那就好办了，刘亚楼就谈起机构组建问题：“你去东北后，要尽快抓紧时间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我们帮助你一道来进行。本来，建立这样一级战役领导兵团的机构，最好是抽调整套的比较成熟的建制机构来担任，但空军尚处组建时期，军区空军以上的领导机构还不全，不具备由一个单位组成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条件，只能‘凑班子’，我们拟写以军委空军领导机关抽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为主，再从其他军区空军抽调部分人员来共同组成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和工作人员为辅，至于后勤、工程部门主要由东北军区空军后勤和工程两个部门兼管。”

刘震马上提了一个条件：“我是外行，所以我需要那些懂业务、个人素质好的优秀空军干部。”

刘亚楼笑了，别的没有，人还是有的：“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把空军机关一些主要部门的领导干部，比如作战处长岳天培、通信处长杜力、指挥处长沈甸之、领航处长陆锦荣等这些熟悉业务的同志调配给你。还有，我们打算让常乾坤副司令去兼任志愿军空军的副司令。”

听说常乾坤也要来，刘震高兴得一击掌：“司令员考虑得周到，有这么多空军干部来帮我，特别是常乾坤副司令，他是搞航空的行家，又是我党最早学航空的老同志，他来兼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我心里踏实多了。”

刘亚楼点点头：“常乾坤的第一步任务，是去朝鲜修建机场，为空军入朝作战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你先着手把志愿军空军的领导机关建立起来。”

后来，整个战争期间，常乾坤在朝鲜修机场的任务始终无法完成，当时朝鲜前线动员了数十万军民日夜抢修17个机场，但强大的美国空军立刻昼夜轰炸，阻止机场修建，不许米格机前推作战。后来前方报告，第一批修建的6个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在修建过程中被美空军轰炸72次，投弹6826颗，其中落入跑道滑行道附近的炸弹占33%，共伤亡军人37人，民工178人。因为机场面积太大，防空火力无论如何也掩护不过来，始终没有一处机场能竣工使用，彭德怀只好叹息着下令停工，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这事让中国军队得到了一个严重的教训——规划战区工程时要量力而行。

刘震这一年才35岁，明确了任务后，立即飞赴沈阳，着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筹建，同时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指挥现代化空军作战。到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安东正式成立，当时的正式名称叫“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

在朝鲜空战中，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因为朝鲜空军较弱，在中国空军大规模参战前，主要由苏军中将罗波夫在安东指挥朝鲜空军。有的领导人考虑到志愿军空军缺乏空战指挥的经验，设想让苏方统一指挥，毛泽东和刘亚楼都不同意这样做，坚持独立自主，成立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这就是中国空军史上著名的“空联司”，刘震正式被任命为空联司司令员，常乾坤为副司令员，沈启贤为参谋长，李世安为政治部副主任。

空联司驻扎在安东四道沟，指挥所设置在一个山沟的大坑道里，虽然不气派，但宽敞坚固，十分隐蔽。

此后，四道沟就成了志愿军空军的大脑和神经中枢，朝鲜大空战中，中国空军的无数道命令都从这儿发出，这里密集林立的天线，和日夜不停的“滴答”电键声，决定着近千个日夜里，志愿军空军哪天升空作战，出动多少架飞机，哪个师出动，如何出动，什么时间出动。而刘震上将就在这里，以战场作为练兵场，从最初配合苏联友军指挥小机群战斗，到指挥大机群独立作战，再到组织歼击机、轰炸机协同作战，从粉碎美国远东空军的“屠夫行动”，“撕裂计划”，到大规模的反“空中绞杀战”，刘震终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炼成了中国空军的一代名将。他不但配合苏联友军打出了蜚声世界的“米格走廊”，还总结中国飞行员的实战经验，和刘亚楼等人一起切磋，研究出了中国人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空战理论——“一域多层四四制”，为中国空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中国空军史上永远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刘亚楼这时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在工作，前方彭老总天天在催促空军出动，志愿军需要空军的支援，要求空军速派飞机参战，抢夺制空权，实在由不得老总不急。美国远东空军在一份报告中如此炫耀轰炸机部队的战绩：“至11月28日为止，他们已经给予下列优先予以攻击的交通和补给中心以严重创伤，炸毁了满浦镇的95%、江界的75%、会宁的90%、南市的90%、楚山的85%、朔州的75%、熙川的75%、古仁洞的90%、新义州的60%和义州的20%”。

这些地名全是中朝边境城镇，都是交通枢纽和后勤要地，美军的这些数字意味着远东空军几乎掐断了志愿军数十万前线将士的后勤大动脉，由不得彭德怀不发火。

压力既来自上面，也来自下面，前方陆军老大哥大捷连连，这让还未参战的空军将士求战心切，决心书、请战书，乃至血书从各部队一摞摞上交。

连毛泽东也在催促，为了空军能否参战的问题，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把刘亚楼召到中南海，毛泽东说话一向是有鼓动性的：“志愿军地面部队，主要靠步兵作战，只有为数不多的炮兵，坦克兵参战恐怕还是将来的事。因此我们与拥有陆海空互相配合的美国军队作战，制空权必然操控在美军手中，这对将来志愿军的战斗行动极为不利。鼓老总最担心的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从金日成的电报看，他们很吃了美国空军的亏。”

他斩钉截铁地说，“空军必须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

巨大的压力面前，刘亚楼真正显示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名将本色。对毛泽东，刘亚楼表明了敢打必胜的坚决信念：“请主席下达命令，空军一定早日参战！”

对彭老总，刘亚楼提笔写信，讲明空军的现状，请求彭老总再给他一点点时间练练兵，哪怕就一点点也好。

对部队，刘亚楼下到基层稳定情绪，为了准备作战，他还派方子翼去苏军前线指挥所，实地学习如何指挥空战。1950年11月7日晚，刚任空四师师长的方子翼接到紧急电话，刘亚楼要他带上指挥班子中的精干人员，于8日清晨6时赶到沈阳报到，但没有通知任何具体细节。

就在接到电话前的几小时，方子翼刚刚送前来视察空四师辽阳驻地的刘亚楼回沈阳。接到电话后，方子翼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刘司令员要让自己去组建新的部队。虽然累得不行了，可有命令就要服从，方子翼赶快让指挥所所长王云挑选了精干的作战参谋、通信参谋、领航员、标图员各一名，并让大家带上两部电话机和一部报话机。一行人于8日2时乘吉普车出发，天不亮就赶到了沈阳市。

方子翼一见到刘司令员立刻就直截了当地问：“您又要把我调到哪里？去干什么？”

刘亚楼愣了一下，随后面露笑容地说：“不是要把你调到哪里，去干什么，而是叫你去学指挥飞机作战。”

这一阵子方子翼的调动的确太频繁了。

刘亚楼接着说：“朝鲜战争很紧张，美军出动大量飞机，不仅对志愿军部队进行狂轰滥炸，而且对平壤、新安州、新义州、老义州等城镇以及交通干线、交通枢纽进行大规模轰炸。现在对安东鸭绿江桥也进行了试探性轰炸。苏联方面对这个情况很重视，其远东空军司令员克拉索夫斯基昨日已经飞抵沈阳，今天要到安东去现场观察、研究形势，我要陪同前往。另外，苏联派驻我东北地区的空军部队已经升格扩大，以一五一师为基础，升格为六十四军，别洛夫升任军长，晋为少将……目前，别洛夫在安东开设了一个前方指挥所，那里可以实地观察情况、指挥空战。我和别洛夫说好了，让你到他的前敌指挥所去学习指挥空战。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学习机会，明白吗？”

刘亚楼一口气说了很多新情况，而且说得非常详细，方子翼对司令员给了自己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连忙说：“明白、明白！”

9日清晨，方子翼陪同刘亚楼来到浪头镇苏空军六十四军前敌指挥所。一行刚刚进入房内，还没寒暄完，指挥所所长就向克拉索夫斯基报告说：雷达发现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上空都有低速度的机群北上。别洛夫命令驻鞍山、辽阳的空军部队各准备12架战机到安东地区迎敌。

大约9时左右，从鸭绿江口飞来一大群敌人的飞机，属于螺旋桨式的单发俯冲轰炸机，个头不大，远望上去就像一团蜜蜂。它们到达约1500米的高度，双机一组径直向江桥俯冲下来。敌机一接近江桥，采取先发射火箭后投弹的方式，投弹后立刻掉头超低空向黄海飞走。可惜，迎击的米格15没能及时赶到，高射炮的射击也没有奏效，让它们都逃掉了。

这一群敌机飞走后，3000米的高度上，从新义州方向又飞来一群B29，拖着长长的黑烟，分为5个四机菱形编队，大摇大摆地朝江桥飞来，投弹后也向黄海逃去。在场的我中苏人员都注意到，在B29编队的上方还有许多小型喷气机负责掩护。当敌人的B29轰炸江桥时，米格15终于赶到。

在整个敌机轰炸的过程中，中苏两方部署在新义州边界、安东市及江桥周围的高射炮像春节的鞭炮一样响个不停，天空中飞机引擎的轰鸣、机关炮的怒吼以及炸弹爆炸的巨响连成一片，让人觉得什么都快听不见了。

这次空战的规模很大，交战双方共投入各种飞机一百多架。在战斗中方子翼注意到，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动作非常灵活——确定目标就俯冲，投完弹就逃走；而敌人的B29则是平稳进入、平稳投弹后平稳退出。虽然苏军战斗机在美军轰炸机周围盘旋，景象颇为壮观，但结果却是没有见到一架敌机被当场击落。而江桥紧靠新义州的一节桥梁却被敌人破坏了。

整个空战期间，别洛夫拿着话筒在室外目视指挥。30分钟后战斗结束，方子翼有些余兴未尽的感觉。下午，刘亚楼叮嘱了方子翼几句后，和克拉索夫斯基返回沈阳去了。这次“参观”使方子翼触动很大，马上带领自己的指挥机构在别洛夫的指挥所开始了认真的调研、学习生活，准备带空四师部队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