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这时已输光了在大陆的老本，一点有战斗力的残余基本逃到台湾，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开始穷凶极恶地用空军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猛烈轰炸和扫射，特别是对广州、福州、杭州和南京等沿海大城市进行轰炸，尤其是上海。上海占了旧中国经济半壁江山，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经济地位有增无减，当时全国经济形势是上海稳则全国稳，上海乱则全国乱，所以蒋介石对上海轰炸最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一连轰炸上海26次，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的大机群，疯狂轰炸扫射上海，一次就炸死炸伤解放军战士和老百姓1400多人，毁坏民房2000多间，上海发电量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在空袭中严重受损。大上海顿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好不容易取得的经济稳定成果，瞬间化为乌有。上海大轰炸的破坏性影响涉及全国，整个中国本来就破败不堪的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已。

当时国民党空军共有240架不同型号的战机，包括110架美国制造的P51野马战斗机、48架P47雷电式战斗机、21架四发动机的B24解放者轰炸机、28架双发动机的B25轰炸机、16架美国制造的双发动机的“蚊”式轰炸机、16架B25型和P38型侦察机。

而当时人民空军已经形成战斗力的力量实在少得可怜，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几十架国民党军老飞机可以升空作战，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只能将就着保卫北京。

1950年是刘亚楼忙得焦头烂额的一年，根据刘亚楼第一次访苏达成的协议，苏联提供给中国空军的434架飞机中，教练机有270架，运输机有4架，共274架，占总数的63.13%，而战斗机和轰炸机，总共只有160架，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在即将开始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与台湾的战役中，战斗飞机严重不足，所以刘亚楼于1950年1月再次访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的计划，再次拟订了从苏联购入拉9战斗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108架，合计586架飞机的草案。

国民党2月轰炸上海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苏联访问，刘少奇将上海损失情况电告毛泽东，请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14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有义务为反对来自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侵略而采取联合行动，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侵犯，另一方应当尽其全力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

回望历史，后世常为毛泽东惊人的宏大国际战略布局惊叹，这其中很大一个手笔，就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内部不稳，土匪乱兵敌特如毛，社会治安恶劣到极点，通货膨胀高到可怕，外有台湾败军疯狂破坏，国际反华反共势力极端仇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同盟条约让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站到了中国背后，极大地巩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态势。同时这个条约还让中国得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力援助的实惠，这其中的实惠之一，就是苏联政府履行条约，开始直接派遣强大的空军部队帮助中国人民守卫领空。

1950年2月，一个苏联混合航空兵集团开始向中国移动，主要担负保护上海的任务，接着在当年8月，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同年10月到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前来，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一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中国空军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

第一批保卫上海的苏联空军部队，直接由苏联空军中将巴季茨基指挥，下辖由师长亚库申上校领导的一〇六歼击航空兵师、由师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指挥的第五十二高射炮兵师指挥部人员、由团长李森科上校指挥的探照灯团、由米哈伊洛夫少校指挥的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这个强大的苏联防空集群，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上空，编织出一道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空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〇六歼击航空兵师和下辖的二十九近卫歼击航空兵团，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军区防空力量直辖的卫戍部队，这是苏联最精锐的空军部队，斯大林派保卫首都的近卫部队来保卫上海，足见这位苏联领袖当时对华态度的真诚。

苏联空军入华后，很快有力地打击了蒋军入窜轰炸机，卓有成效地保卫了华东和华中的安全。

五十二高炮师师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回忆说：“关于我的任务，命令中是这样描述的：任命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五十二高炮师师长，并将该师并入负责上海高炮防空事务的防空集群。

“我们这个防空集群的任务是，火速向中国军事指挥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首当其冲的为上海和江苏，以阻止国民党空军的猖狂空袭。这个防空集群汇入了各类部队，既有歼击机、防空火炮和探明灯，也有无线电技术装备和后勤部队。当然，此次出国作战的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派出的指挥员也都是莫斯科防空军区最优秀的军官。”

苏军防空集群的指挥员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朱德、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他们在中国军队总司令面前表现出了必胜的信念：“从使馆出来后，我们就径直去拜见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我们被告之，由于蒋介石及美国制订了疯狂的入侵计划，苏军在中国的行动将复杂而艰巨。巴季茨基将军向朱德介绍了苏联防空集群的任务，并向他通报了苏军的编制实力和武器装备情况。在结束发言时，巴季茨基胸有成竹地表示：‘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的空防将万无一失。’”

经过双方初步协商，粗略的上海防空计划就在会谈中敲定。

到北京的第二天，苏军指挥员就飞往南京，这里是即将进行的攻台作战的大本营，一派繁忙的备战景象。斯皮里多诺夫上校回忆说：“次日我们动身飞往石头城南京。此地集结着规模庞大的解放军作战集群，华东军区司令部和后勤机关也都设于此处。当时粟裕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奔他那里。在与我们的谈话中，身经百战的粟裕果真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其对形势的判断清晰精准而又有说服力，他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军队的现状，其人员编制及战斗力，以及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援助。以既不夸张也不保守的态度，描述了手下部队的战斗力训练情况，并向我们介绍了解放沿海小岛的战果，还暗示正准备发起渡海战役，解放台湾。”

斯皮里多诺夫上校谈起中苏双方联合防空计划时说：“按照双方共同制订的计划，上海的空防事务由两国共同承担。中国军队派出的兵力有：三个中口径高炮团，各团均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PVAZO3火控仪和测距仪，一个小口径高炮团，配备苏制37毫米火炮。它们全都被部署在火力阵地上。

“苏联政府采取迅速果断措施，为中国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向那里火速派遣了先进完好的作战飞机和雷达设备。苏联方面派出的兵力如下：两个歼击机团、一个混成轰炸机团；地面部队有第五十二高炮师、一个防空探照灯团和一个空军无线电技术营，他们将分乘两列火车开赴战区，一列由莫斯科开出，而另一列则由大连启程。

“2月25日，第一趟专列驶入上海，随军抵达的是空军地勤营。陈毅司令员亲自带领一大批中国军人来到车站，并带去了1500辆汽车。马卡罗夫上校的歼击机团有45架拉11，他们随后从大连机场起飞，飞越渤海湾，经青岛抵达徐州，在短暂停留后到达上海。在谢苗诺夫上校的指挥下，沿上述大连至上海的路线。与此同时，帕什科夫上校的精锐飞行团也从莫斯科经铁路抵达徐州。”

在1950年，苏联空军刚刚配备喷气机，帕什科夫团是苏联首个将米格15投入实战的部队。

中苏两国空军密切配合，就此拉开了华东地区防空作战的精彩序幕。4月的一个早晨，一架国民党B25轰炸机入窜至徐州机场附近，忽然发现有一些没有螺旋桨的后掠翼古怪飞机冲过来，心知不妙，连忙调头以最大速度逃窜。但这种老式轰炸机怎么跑得过高亚音的米格15喷气机？苏军飞行员一直穷追到黄海边上，硬是将其击落在连云港地区，四名国民党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第二天，一架前来徐州机场打探情况的B25再入虎口，苏军飞行员出手就将其打得烟火四射，这架飞机先是带着满身烈焰冲向停在机场边沿外的米格15机群，飞行员清醒过来后，调转机头在机场边缘强行着陆，三名机组人员跳机逃生，两三分钟后，轰炸机就爆炸了。

连战皆捷，中苏联合防空部队顿时士气大振，越战越勇，甚至展开夜间作战，在探照灯部队配合下，连续击落了3架国民党轰炸机。

这样，从1950年3月8日至8月1日，苏军一〇六歼击航空兵师共出动了230架次，其中有11架次是在夜间出击，共进行了7次战斗，击落了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损失，圆满地完成了保卫上海和附近地区安全的任务。在此期间，没有一枚炸弹落在防御区，所有侵入防护目标上空的国民党飞机全部被击落。

被打得丧魂落魄的国民党飞机再也不敢窜入苏军防空区飞行，连对上海的夜间偷袭也被迫全部停止，鉴于此，中苏双方一致认为，1950年7月以后，国民党空军的猖獗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高炮部队的力量发展很快，足以对付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侦察和骚扰。于是，从1950年8月1日起，苏联援华对空防御集团的上海编队解散。

斯皮里多诺夫上校回忆起从中国返程，中苏两国真挚的友情时仍很激动：“中国同志全面接手防空阵地后，我们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我们临行前，中国同志极其诚挚热烈地前来送行。在举行的群众欢迎会上，我们被授予特制的‘保卫上海’奖章。感觉任务已光荣圆满地完成，我们心满意足地启程了。当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传来阵阵欢呼：‘友谊万岁！友谊万岁！我们是兄弟！’”

就这样，在当时苏联政府相当真诚的帮助下，新生的中国空军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爆炸式地膨胀发展，1950年一年之内，空军刚成立的7所航校竟连续三次扩大训练规模。在战争废墟上仅用个把月建起来的航校，刚开学就连续三次扩大训练规模，困难可想而知，但这些困难照样被以刘亚楼为首的中国空军第一代开天人全部克服了。

尤其是航校第二次扩大训练规模，对中国空军以后大规模组建战斗部队，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中国空军发现了自己一个巨大的疏漏，此前由于缺乏经验，各个航校从陆军中招收的飞行学员都是连排干部，没有招收营、团干部，所以如果大批组建航空兵部队，将无人充当中级飞行指挥人员。为此，空军中央军委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弥补，刘亚楼甚至在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时，抓住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建议：再次扩大航校学习飞行学员规模。毛泽东更加果断，立刻在会上指示各大军区负责人如数选调。随后，各大军区和空军本身迅速选出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93名。这批干部中76人学飞歼击机，17人学飞轰炸机。这批陆军转行过来的部队中层领导骨干学习十分刻苦，于1950年6月至8月开训，次年3月至8月即全部毕业。这批干部学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对他们的选拔和培养却是中国空军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组织措施，为中国空军随即展开的爆炸式扩军准备了中级骨干指挥员。

航校连续三次扩大训练规模，为组建大批航空部队创造了第一个条件。但是，有了指挥员，还需要指挥领导机构，刘亚楼知道源泉在哪里，再次向中央军委报告，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来组建。结果中央军委从1950年至1951年，先后从陆军调给了空军成建制的师部12个、团部49个，有了从陆军搬过来的这些家当，空军一下子就发了家。

而组建航空兵所需的飞机装备，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苏联购买，当时中国连一架最简陋的滑翔机都造不出。1950年2月，刘亚楼在莫斯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苏联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后来，改为接收在上海等地及东北地区协助防空的苏军部队撤走时作价卖给中国的飞机。

这时，中国空军建立第一支真正的航空兵部队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个子不高的刘亚楼，却有一个思维极其活跃的大脑，常常鼓捣出极富鼓动性的办法和极具煽动力的言辞，他赋予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就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4月中旬的一天，刘亚楼将第二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从长春召到北京，李世安坐下后，刘亚楼盯着他说：“军委决定调你到华东地区组建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当政治委员。”

接着刘亚楼告诉李世安，“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为空军第四混成旅。”

李世安不解：“数一个数字，编一个序列，都是从1开始，组建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怎么不叫第一旅呢？”

刘亚楼很严肃：“我已考虑很久了，还是叫第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骄傲自满。我们要仿效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我还想，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番号留给在今后的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

一直做政治工作的李世安听得两眼放光，司令员的这手激将法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啊！刘亚楼还进一步解释说：“这个部队的装备由拉11螺旋桨歼击机、图2轰炸机、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伊尔10强击机四个机种混合而成，因此，就叫混成旅。”

在全军上下的殷切期盼中，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于1950年6月1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第四旅的班子配得极硬，三野名将、渡长江战上海的原二十七军军长、现任华东空军司令员的聂凤智亲自兼任第四旅旅长，李世安任旅政委，陆军过来的干部统统高职低配，周长胜、刘善本任副旅长，旅部机关由三野三十军九十师师部设编而成，旅辖第十、第十一歼击机团、第十二轰炸团和第十三强机团,以及四个供应大队。新疆航空队的老红军，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6所航校速成班毕业的空勤人员大部分都分配给了第四混成旅，毫不夸张地说，四旅集中了当时全空军的精华。

组建四旅的目的很明确，粉碎国民党窜袭扰，保卫大上海和东南沿海经济区，配合陆军攻打台湾。但是，四旅建立不到1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三八”线枪炮大作，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1日，朝鲜战争爆发仅仅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调集了大量空军部队进驻远东，同时又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昭告全世界：因为朝鲜爆发内战，所以美国要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杜鲁门对全世界说：“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中国领土。

就这样，刚刚成军的中国空军将士们骤然发现，他们的对手，一夜之间，竟然从蒋介石那点残兵败将，变成了拥有三万架飞机、近五十万人员的美国空军！

那么，对于新生的中国空军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大对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