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后的第五天，10月6日，中央军委就批准了空军再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一口气同时开办6所航校，这真是大手笔。10月7日，圆满完成访苏任务的刘亚楼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由于当时交通条件落后，一直到10月16日，刘亚楼才回到北京，带着用自己津贴在红场买的三公斤苏联名产黑鱼子酱，刘亚楼接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召见。

满怀开国大典空中阅兵圆满成功的喜悦，刘亚楼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好消息。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告诉刘亚楼：“中央认为，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予优先保证，马上拨出。空军领导班子的命令即将下达。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很快就能集中，你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刘亚楼兴奋难抑：“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铺开摊子，敲起锣鼓大干起来了！”

刘亚楼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叫住了他，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

毛泽东此语，建军先建校，实在是一个大军事家的经验之谈。

毛泽东看着刘亚楼：“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这是给刘亚楼尚方宝剑了。

这个时候，老航校非凡的存在价值坦露无疑，刘亚楼接到同时创立6所航校的命令，身负如此重担却胸有成竹，就是因为他知道，老航校已经为未来的空军发展积蓄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

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回来的当晚，刘亚楼就亲自设计了一张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北京所有处以上飞行员、政工干部，填写后交给他，以掌握现有干部的基本情况。通宵未眠后，第二天刘亚楼就开始找航空局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东北老航校的在京干部谈话，进行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有他独特的“刘氏风格”，他的“三最一假如”提问，成为中国空军的美谈，被老一代称为“刘司令的三关半”。

“刘司令的三关半”是指他刘亚楼在了解考核干部的工作经历和今后工作的分配愿望后，总是要问：“你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你在实际工作中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你最不会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不会做？”

这就是刘司令的三道关。半关是指，刘亚楼在得到所有的回答后总要加一句：“假如你来提工作分配意见，你担任什么最合适？”

这“三最一假如”的提问，在当年常使被问者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思索良久，而刘亚楼总是不愠不火，静待回答。

三十多年后，许多被刘亚楼找去谈话考核的干部，对刘亚楼的考核方法都钦服到极点，有些老人回忆说：“自参加革命以来，经常碰到考核了解干部的谈话，不外乎介绍优缺点。可刘亚楼同志考核了解干部的方法，却有他鲜明的特点。我们后来走上师、军领导岗位，也仿效了刘亚楼同志考察干部的这些好方法，效果均很好。他的提问内容，能了解干部的主要特长和所具有的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才干，能掌握干部的最大弱点，也能从民意测验中明白干部的适应职务。同时，还可以从中考察出被询问者的思想水平、分析能力、工作标准等。刘亚楼同志善于用人所长，及其优异的组织能力、领导水平，从中见一斑。”

中国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部下那里的巨大威信就是这样在忘我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经过紧张考核，刘亚楼对6所航校的主官和干部配置已胸有成竹，与常乾坤、王弼商议后，对航校校长的人选，无一例外，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第一航校校长是内战中率先起义的刘善本，其他基本都是老红军干部，第二航校校长刘风，第三航校校长是陈熙，第四航校校长吕黎平，第五航校校长是方子翼，第六航校校长安志敏，他是开国大典飞在最后压阵的飞行员，第七航校校长魏坚。由于当时空军多是技术干部，各航校的政治委员缺少合适人选，于是刘亚楼用上了毛泽东允诺调人可以找他的尚方宝剑，亲自起草报告，向中央军委请求从各野战军中选调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任航校政委。

毛泽东亲自批阅了这份要人报告，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还指示各野战军立刻提交3倍数字的名单交军委确定。

为了配备6名航校政委，毛泽东不但亲自指示，而且命令在全军范围内挑选最适当的3倍人选，再从中精选三分之一，这种选配干部的方式，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各野战军接毛泽东电示后，立刻提出了19名最优秀的师政委人选供空军挑选，中央军委替空军选了7名：二野二十八师政委姚克佑任一航校政委，四野一一五师政委李世安任二航校政委，三野一〇一师政委王学武任三航校政委，一野三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庄任四航校政委，三野六十三师政委王绍渊任五航校政委，四野一四一师政委张百春任六航校政委，二野五十四师政委罗野岗任七航校政委。

毛泽东一生笃信军队的战斗力由政治决定，当年三湾改编，毛泽东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从此奠定了工农红军铁的战斗力，他如此重视空军7个航校政委的人选，就是希望从飞行员的训练开始起，就奠定空军优良的政治基础，这是他一生治军的非凡经验。

各航校所需的其他干部来源也纷繁多样，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野战军中选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其中90%以上的人员都是从野战军部队中选调的，这让中国空军从成立起，就继承了身经百战的中国陆军的战斗精神和无畏气质。

这时，苏联派往中国帮助筹建航校的第一批航空专家23人已经到达北京，刘亚楼立刻组织有苏联专家参加的两个联合勘察小组，乘飞机前往考察济南、太原、石家庄、保定、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机场，以选出合适的航校校址。

当时中国视北方的苏联为大后方，是革命的老大哥，绝对可靠的同志加兄长，所以刘亚楼提出的航校选址要求是：航校的位置要靠近中国北方，受敌机轰炸的威胁小，还要紧靠大城市，各项物资保障能力强，原有的基础设施比较好，能节省办校经费，气象条件要好，保证有较多的可飞天气。校址勘察根据这几个原则，分别提了六个校址点：

第一轰炸机航校在哈尔滨

第二轰炸机航校在长春

第一歼击机航校在济南

第二歼击机航校在沈阳

第三歼击机航校在济南

第四歼击机航校在北京

六个校址上报后，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这时，鉴于东北老航校还有林弥一郎等一批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和飞机、器材，中央军委又批准在原老航校的创建地牡丹江再建一所航校，专门培训运输机的空勤和地勤人员，这就是第七航校。后来林弥一郎等日本友人归国后，专门成立了“航七会”纪念难忘的中国岁月。

很快，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至第七航空学校。

这时，中国空军的建设日新月异，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首先是四野十四兵团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兵团机关2515人，于8月19日乘专列从武汉抵达北京，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署合署办公，中国空军的领率机关基本成型。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四野十三兵团政委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三位威名赫赫的中国陆军名将同时出掌中国空军。

1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为组建空军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兼训练部部长，原空军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同时，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日。

6所航校创立的过程是6个人类挑战极限的奋斗故事。

1949年10月30日下午。北京军委航空局会议室，刘亚楼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航校干部会。

刘亚楼在会上，首先决定将东北老航校原有人马改编为两个轰炸机航校和四个歼击机航校。老航校呼啦一下就裂变出6个航校，原有人马成为各航校建校骨干，一大部人员划归第一航校，校部与南苑机械大队部分人员划归二航校；二大队大部人员划归三航校；一大队二中队划归四航校；部分校部人员划归五航校;南苑机械大队人员划归六航校。

将人马分配完毕，刘亚楼盯着一片寂静的部下们：“空军的特点之一，是建军必先建校。没有航校就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拉不起空军部队。因此，一切为了办好航校，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干部配备、兵员调遣、经费开支、器材购置、物资保障等等，都要优先满足航校建设！”

会议开到此时，已是明月高悬，星光灿烂。

刘亚楼站起身，环视众人：“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空军培养战斗飞行员，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你们受命开办航校，1天1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批准6所航校校址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只有一个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的12月1日，你们这6所航校要同时全部开学。”

在场所有与会干部全都震惊了，下午才刚刚讨论怎么分干部，晚上刘司令就要求一个月内开学了，这可是逼着刚会睁眼睛的小鸡下蛋哪！

“是啊，”刘亚楼低沉地说，“一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但党中央、毛主席把建设空军的重任交给我们，困难即使像山一样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

刘亚楼挥着拳头：“我们是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每个航校负责干部的第一个考验，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你们每一个航校负责干部的考验！12月1日按规定开学的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到底是英雄，是狗熊，我们12月1日见分晓，散会！”

震惊中的干部们回过神来，开始为他们气魄非凡的司令员拼命鼓掌。

此刻疯狂鼓掌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个对手不是蒋介石，竟是拥有三万多架战机、近五十万人员，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空军。他们绝不会想到，一年后，他们的学生就要在朝鲜的天空和美国人战斗，而且只能在空战中学习空战。他们更不会想到，那些穿上空军军服不过一年的陆军战斗英雄，竟在朝鲜的天空打败了美国空军的王牌，并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将自己发展成空战实力位居世界第三的强大空中力量。

除了给部下鼓劲，刘亚楼也是非常重视为部下解决实际困难的。

在中国空军早期历史上地位非常独特的五航校校长方子翼回忆说，刘亚楼让他当校长，他说干不了，刘亚楼就打气：“我是个外行都能当空军司令，你一个内行当校长还不行吗？”方子翼这下也被激得说了一句：“服从命令，学着干吧。”

然后刘亚楼就问方子翼三个考核问题了。

“你是当校长还是当学生？苏联人的学生？”刘亚楼提问。

“当学生。”方子翼赶紧回答。

“你是当首长还是当勤务员？”

“当勤务员。”

“你是当官僚主义还是当事务主义？”

“两个都不太好，比较起来，就当事务主义吧。”

啪！刘亚楼一拍桌子，吓得方子翼一惊，还以为答错了，却听到刘亚楼赞赏道：“好！当事务主义，当勤务员，当学生，你说得对，先让苏联人当校长，你当副校长，等熟悉工作后，你当校长，他当顾问！”

接着他又交代任务，“今天是11月5日，从明天起，你就是第三驱逐（机）航校的校长，限你25日之内建起航校，12月1日开学！”

就算方子翼这样的虎将，听到单身一人要在25天之内开办一所航校，也不禁面有难色。刘亚楼这时就伸出援手了，他拿出一封信说：“我们虽然是白手起家，但并不是一双空手，一无所有，我们有飞机，有燃料，有保障设备，还有专家和山东军区帮忙，这封信你拿上，这是周恩来总理写给山东军区司令许世友的信，你拿着这封信去找许和尚磕头，他一定会帮你的。”

方子翼赶到山东军区司令部见到许世友司令，把周恩来的信和航校编制表一起拿给许世友，许世友一拍胸，非常爽快地说：“这事儿包在我许世友身上！”立刻派出作战科长阎木欣给方子翼做助手。

奔赴各地开办航校的干部都得到了刘亚楼这样的帮助，三航校校长陈熙到达锦州，按刘亚楼的指示向辽西省委和省政府求援，省长杨易辰表示要啥给啥，不但把师范学校的校舍给了航校，甚至把省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沙发都搬到航校给苏联专家使用，还动员了大批驻军和群众，帮助航校抢修跑道和校舍。

吴恺到哈尔滨，哈尔滨市委和松江省委甚至直接在市区地图上画道线，自马家沟机场以北沿中山路至红军街，所有的公房看中哪栋就给哪栋！马家沟机场当时已经被省农学院占用，农学院的师生听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动员他们搬迁的信后，二话不说，三天内全校搬空。

高岗更是刘亚楼的老熟人，他对四航校校长吕黎平一挥手：“只要我有的，你们就有，你要什么就开清单，让伍修权参谋长批办。”

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航校的建设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

苏联专家这时也到了，方子翼回忆和苏联专家打交道的趣事时说：“1949年11月6日上午，我按照空军司令部王秉璋参谋长的指示，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天津西站，迎接苏联专家。午饭前，苏联专家乘坐的旅客列车到站。我上车后，列车向着济南方向继续南行。我沿着车厢找到苏联校长杜洛夫中校，用俄语对他说：‘欢迎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发展航空，建设空军！’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方子翼，奉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命令任第三驱逐(机)航校的校长，给您当助手，向您学习。’杜洛夫说:‘很好，我们会合作的。’

“接着，杜洛夫向我介绍专家团的领导团员:参谋长克略宁中校、供应处长塔拉先科中校、训练处长阿克晓宁科少校、飞行大队长贺诺托夫大尉、领航主任彼得洛夫大尉、射击主任叶廖明科大尉，还有一名少校工程师。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欢迎他们。但我感觉到他们在握手时并不热情，也不搭话，并且有点傲气。看来，他们似乎对我有点不信任。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来接站，又是半路上车，加上穿戴平常，没有出示任何凭证，让苏联专家起了疑心。

“他们开始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有人说:‘您是飞行员吗？’我说:‘是。’另一个人接着问:‘您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教您飞行的？’我说:‘1938年到1942年在新疆航空学校由苏联教官于杰耶夫少将、李佐古布少将、扎都布洛夫斯基上校、谢苗洛夫少校教我飞行的。’当我说出上述这些苏联老教官的姓氏时，他们脸上疑惑的神情开始消失，气氛渐渐缓和了起来。有人说:‘啊，您比我飞得还早呢！’还有人说:‘这些教官都是有名的飞行家了。’

“但是，还是有人对我不‘放心’，开始问我一些专业知识:‘您都飞过些什么飞机？’我说:‘飞过苏联飞机Y2、P5、U15、U16，飞过美国飞机L5、B25、C47，飞过日本飞机99高练、99袭击机、隼式战斗机、99双发高练、100号乘风侦察机，还有其他一些型号的。’

“当我说到飞过苏式U15、U16时，不少苏联专家都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有人说:‘飞的机种比我多。’有人说:‘U15、U16是二战初期的新式驱逐机，曾经援助过中国抗日；特别是U16是很难飞的，能飞U16的技术是很不错的。’

“至此，苏联专家对我的态度又亲近了不少。

“有人开始问我一些更加专业的问题:‘您飞了多少时间？执行过什么任务？’我说:‘我除了自己飞行外，主要是带教学员飞行，总共大约飞了2000小时，除了驾驶术外，战斗科目飞过空中侦察、轰炸、射击、空战等科目，但都是训练飞行，没有执行过作战任务。’

“接着，专家们开始向我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事，比如新疆航校的情况、东北航校的情况、我方人员和留下工作的日本人相处的情况等等。我一一作了解释。大家一路上东拉西扯，一直聊到济南。”

到了济南，就开始大忙特忙，方子翼回忆当年那段忙碌时的日子说：“万事开头难，当日察看机场和营房，张庄机场年久失修，水泥跑道严重风化，不能使用。两侧的草地，草比人高，凹凸不平，难度很大。张庄营区房子不多，大部分是以前骑兵部队的马厩和家属院，我们确定了机场和营房的修缮工程，并规定了各种房屋的规格和完成期限。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我的工作陡然繁忙起来，一是到火车站接站，运送飞机、器材和燃料等，两昼夜不停歇；二是与山东军区调来的各种业务干部谈话，并分配、安排住宿；三是与东北俄专和新疆招来的几十位俄语翻译逐个谈话、分配、安排住宿，甚至买一把扫帚都要我批条……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没有一秒钟的闲暇，没有一次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虽然饥疲至极，但精神百倍，浑身是劲。”

各个航校的创办者们都在这样忙碌着，一边指挥各种施工，一边安顿大批前来等待分配工作的人员﹑苏联顾问和翻译，个个眼里布满血丝，喉咙嘶哑。但最忙的还是坐镇北京指挥的刘亚楼。

空军组建初期，百事待举，刘亚楼一边抓航校建设，一边指挥空军领率机关的组建，真是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的繁忙程度时惊叹：“有一次他连续工作5天，才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脱下军装，只是趴在办公桌上睡着的。然后用冷水冲冲脸，振作一下精神，继续干。”

靠着忘我的劳动，5所航校的架子终于在规定日期内搭起来了，条件当然是很简陋，连校长都在打地铺，但无论如何，开学已经成为可能，于是各校纷纷致电空军司令部：“我校开学条件已准备完毕，请批准举行开学典礼。”

6所航校中的5所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准时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地军政领导和苏联顾问都到场祝贺，只有第六航校因情况特殊，开学日期推迟了十天，为此还挨了刘亚楼的批评。

12月11日，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和聂帅到南苑机场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至此，中国空军计划中的4所战斗机航校、2所轰炸机航校全部开设完毕。不久东北老航校剩余人员和全体日本友人又在牡丹江组建了第七航校，校长魏坚。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院校培训体系基本成型（以后扩得更大），这个飞行员院校培训体系框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并将继续伴随人民空军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