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弥一郎是日军飞行部队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中级指挥官，日本空军对他的记叙是：“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1944年6月，他在桂林上空与美国空军P40式战斗机编队的空战中，他驾驶的‘九七’式战斗机连中34弹，发动机被打坏失灵，他仍驾驶飞机指挥中队继续作战，正如林弥一郎自己所说的那样：‘九死一生，忘我战斗！’最后他竟然驾驶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奇迹般地回了基地。”

林弥一郎自己叙述了部队在日本投降时的状态：“战争结束时，我正在沈阳的奉集堡飞机场，这个机场当时驻扎的是一支日本机动性的飞行部队，它担负着使用一种‘隼’式战斗机（与B29进行作战）训练从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的任务。在8月的对苏作战中，他们用炸弹和机枪扫射对付白城子西面老爷岭方向的苏军机械化部队、战车、装甲车及大批卡车。8月15日这支部队在奉集堡机场迎来了停战，战争结束。

“那时，在奉集堡机场，除了我们部队以外，还有飞行大队等其他几个部队。当时部队的官兵人心浮动，情绪急躁不安，要是不找点事干，就会闹出乱子。因此，他们终日摔跤，打棒球，借此消磨时间，等待着再一次缴械的到来。

“可是，一想到缴械，进俘虏营，觉得倒不如往南走，离祖国近一些，说不定能使部队情绪安定下来。”

林弥一郎处世稳重，关怀部下，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在所属部队中一向有很高威望。苏联参战后，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瞬间崩溃，接着美国又连扔两颗原子弹，日本立刻宣布投降。这一连串重大的变故使林弥一郎所属部队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当收听到天神的代表——日本天皇在广播电台里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投降的声音时，这些昨日的武士顿时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不少官兵剖腹自杀。部队已是一盘散沙，所以林弥一郎伪装成难民从沈阳南下寻机回国的主意一出，部下便纷纷响应，于是，这支日军部队扔下机场和四十多架飞机开始向南逃跑，一行三百多名日军飞行员和地勤保障人员在苏联红军、八路军、国民党军三方的夹缝里亡命南奔20天，一路上风声鹤唳，吃足了苦头。

但八路军何许人也？长期以弱胜强，靠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强有力的侦察工作。林弥一郎历尽艰辛逃到凤凰城附近的小山村上时，终于断了气数，前面有八路军挡住去路，侧面是虎视眈眈的苏联红军，身后被国民党军截断退路。此时，为共产党进占东北立下头功的曾克林将军部下的八路军21旅，已经团团围了上来，而且将林弥一郎部的底细了解得清清楚楚。

铁瓮里逮住了一支日军飞行部队！

情况立刻被逐级上报到曾克林和政委唐凯那里。这两人何等精明，初闯关东，苏联兵要缴土八路的械，唐凯拉起袖子，露出刺在手臂上的斧头镰刀旗，硬是哄得毛子大哥高喊“斯大林毛泽东”！

八路军闯关东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发洋财”，壮大革命队伍，所以曾克林、唐凯两人一接到逮住一支日军飞行部队的消息，马上直接打电话给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林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笔借鸡生蛋、创建自己空军的宝贵财富，没有半分犹豫迅速特电上报中央，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把这支日军队伍全部争取过来，还给了政策。

这时21旅已将林弥一郎部围了三天，林弥一郎回忆起这三天的煎熬不胜唏嘘：“我住的这个村庄坐落在凤凰城西面大约5000米的山中，夜里常常听到狼群的嗥叫，岂止听到狼嗥，就连老乡的牛、马、猪都被它们叼跑了。”

在包围圈里熬到第三天，林弥一郎见到八路军上山劝降的代表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聂遵善带着4名卫兵，经过精心计划后，由原凤凰县日籍副县长三桥带路找到了林弥一郎。

带上三桥劝降果然走对了路子，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要人儿玉源太郎就提出，最好能向“满蒙”移驻50万臣民，将来就可在那里进退自如，并为对俄作战提供就近的后方支援。此后40年间，为了达到彻底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先后向中国东三省移民上百万人。结果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些平时在中国农民面前耀武扬威、强占土地的日本“开拓团”成员顿时成了中国农民报复的对象，瞬间成了难民，纷纷从北满各地向南逃命，很多人都和林弥一郎一样卡在了凤凰城。三桥哆哆嗦嗦地告诉林弥一郎：“现在凤凰城里包括难民在内大约有两万日本人，这些人正处于不安和贫困之中。几天前听说你带着队伍来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极度恐慌。万一发生战斗，势必影响到凤凰城内日本人的安全，奉劝你们务必和八路军方面和平谈判。”

同样心乱如麻的林弥一郎只好说：“这次我们从驻地转移出来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为了解救包括沈阳在内的日本难民。我这支部队有三百余人，我要带领这些有父母、兄弟的人平安地回到日本。我不愿发生战斗，不愿有一人受伤，甚至牺牲。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次行动，只能对你们有好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请放心。”

这样，八路军首先很巧妙地让林弥一郎放下了武装抵抗的念头，而具体谈判的聂指导员不卑不亢，言而有信，更给林弥一郎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林弥一郎在回忆中反复提到聂指导员是个有绅士风度、温文尔雅的人。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点点在这些前日本空军军官那里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

聂指导员说：“首先，请你们交出武器，交出了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做朋友，以礼相待。你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握实权，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强迫你们当兵，从各家各户拉壮丁，驱赶你们上战场，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他们的命令下，你们参加了战争。战争期间，使你们及你们的家属都蒙受了语言难以表达的灾难，所以，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如果明白了上述道理，很快就可以成为朋友。”

聂遵善这番话让林弥一郎感动万分，他后来反省说：“过去，我们对中国人，对解放军一无所知，我们部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机场内，没有直接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明治以来，一直受着皇国中心教育及军国主义分子灌输的蔑视其他民族的思想影响，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可是，和聂指导员的初次接触就感到他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

但全队缴械的事，林弥一郎一个人做不了主，于是他把各分队的负责军官都叫过来，把险恶情况和与八路军谈判内容说明：“我们现在一动手就会给凤凰城内两万日本人造成恶果，我们当中即使有一人受伤，这次行动的目的就会化为泡影，出于全面考虑，不如就地接受缴械，以后大家再一起想出路。”

这些日本军官都对枣红面孔的林弥一郎表示理解，同意接受八路军的缴械。聂遵善完成任务，当然非常高兴：“你们和平地接受我方的缴械要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首先，你们分散在山里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在转移中选择缴械的地点。到时候你们会发现路上有一张六尺长的桌子，你们把飞行器具放在桌子上面就行了。机关炮、手枪、步枪，还有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也可以，因为那是各位的心爱之物；士兵如果留有枪、剑有用，也可以不交。我们不要求交出军刀、枪、剑，是对你们的诚意做出的让步。”

其实林弥一郎本来只是一支飞行训练部队，并未携带多少武器，三百余人只带了30支步枪，还有几挺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机关枪，军官每人佩有一支短枪，之外就是一点刀、剑等冷兵器，但共产党开出如此条件，实际上是同意林弥一郎可以不缴械，的确是想以诚感人，收编这支日军飞行训练部队。

第二天正式缴械的时候，让林弥一郎更加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林弥一郎说：“第二天，当我们来到指定地点时，果然摆着一张桌子，可是，却不见有一个人来接受我们的武器。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场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至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的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林弥一郎缴械后，八路军的供给很快就到了，当地老百姓和八路军吃的都是高粱和玉米，小米都用来招待客人，发给林弥一郎的却是带壳的大米。后来林弥一郎才知道他们吃的是当地老百姓来年春耕用的谷种——“我们吃的大米实际是他们来年春耕用的种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些日本人来了，才特意把储存的种子拿出来给我们吃。”

过了没几天，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搞了个欢迎宴会，请林弥一郎等10名日本军官赴宴。去之前还有些日本军官担心遭暗算，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不但没有生命危险，还逮到一顿好吃的，在一间教室样的房子里，摆成“门”字形的桌子上堆满了丰盛的菜肴和酒水，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亲自作陪，还主动下了筷子尝第一口让日本军官放心，这下一个多月没吃过像样饭菜的日本军官顿时放开肚子大吃大喝。席间林弥一郎实在觉得受八路军如此款待太不好意思，主动跟唐凯政委提出当煤炭工人，下井挖煤报答八路军，“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日本，总是这样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过意不去，是不是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我们能干活，自食其力，修路可以，下井挖煤也行。”

唐凯一听差点笑出声，小鬼子如今找个挖煤的活还得求八路军！

又和林弥一郎碰了一次杯，唐凯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的，装备和服装都这么杂？”

林弥一郎说：“我们是日军飞行部队的，有飞行员、机械员，还有飞行部队必需的技术人员，人员齐备。”

哎呀，这下在场的八路军军官们可乐坏了，这不端过来一支完整的飞行训练班子吗？！当时八路军极缺各类技术人员，进东北后，原日本炮兵人员、医护人员等各类技术人才都大量留用，现在凭空掉下一支飞行训练部队，能不高兴吗？

连林弥一郎都感觉到了八路军军官们的高兴劲儿：“老早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就渴望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但是，由于连年的游击战争，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中，他们饱受没有空军而被迫在不利条件之下的作战之苦，痛感建立自己空军的必要。”

吃饱喝足，休息一晚，第二天让日本空军们更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林弥一郎详细地记下了这件事，以及他从此决心为人民军队创建空军出力的心路历程：“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人说：‘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伙吃。’我嘴上说‘这太感谢’，心里却在想，顶多就是几斤猪肉、牛肉罢了，可到外边一看，我惊呆了，见到足有一吨以上的大种牛3头，母牛1头，小牛1头，一共5头牛，后面还跟着一群羊，是50只。‘全部带回去吧！’我又想错了，踏遍天涯海角，哪找得到这样的军队？我曾几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听的人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以为我在吹牛，对我的故事半信半疑，然而，这的确是历史事实。请缴械的敌人吃饭，还赠送那么多牛羊，确实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当时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民众，生活富裕吗？回答是否定的。长年的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现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战还在继续，殖民主义者仍在交锋地掠夺，中国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互相看了看，于心不忍。

“看见我们平安地回来后，大家都放心了。当他们看到这些礼物时，又惊又喜。八路军用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人的认识从本质上就错了。与盛气凌人的日本军队相比，八路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反动阶级的队伍，一个是人民的军队，这个道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明白的。”

做好了铺垫工作，八路军就开始很真诚地请求林弥一郎帮助了。过了几天，唐凯请林弥一郎去民主联军司令部：“我们一直想有一支空军部队，可是一直没能实现，原因就是打仗顾不上。这回机会来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空军，请你们协助，希望你们能把技术传授给我们。当然，这期间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待回国的条件成熟时，我们会欢送你们回国的，现在立即护送你们去总司令部，请一起来吧。”

不得不说，这个弯子拐得有点急，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这批日本军官都有点吃惊——“听了这话，我们心情很复杂。为了日军的胜利而学习、训练成的技术，成为谋生的手段，甚至还要提供给八路军。”

但不管这些日本军官心里有多别扭，还是只好坐在“东总”司令部的会议室里，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抗日名将林彪、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开始了一场会谈。见到林彪时，林弥一郎深感震惊，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似乎只比他大三四岁，事实上林弥一郎目测很准，这一年林弥一郎34岁，林彪37岁。

彭真开头说得比较幽默：“听说你们想找事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在我们过去的作战中，吃了敌人空军很大的亏，现在有了一定的条件，我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空军,马上就要着手进行，如果能得到你们的协助，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伍修权则要林弥一郎放下包袱：“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罪行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我们要求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建航校，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林弥一郎首先表示信任八路军，但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协助八路军，他觉得这样关系到部队每个人命运的事，必须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所以，林弥一郎很诚恳地告诉林彪、彭真和伍修权，他实际上已经无权指挥他的部下和同僚，只能靠说服讲条件：“我要问问大伙，如果同意的是多数，我就答应，如果不到半数，我很难从命。”

但林弥一郎很中肯地指出用三个具体条件打动这支日军飞行训练部队的心：“第一条，我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要求，不要以俘虏来对待我们。训练飞行员工作性质很特殊。转眼之间就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因此他要求有严格的纪律保证。作为飞行教员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与胜利者关系下，是绝对做不到的，教者和学生之间，必须是师生关系，学生必须服从老师，没有这一点，就无法进行教学工作。”

这一条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林彪的肯定答复，都是带兵人，俘虏待遇怎么可能有威信带兵教学？

林弥一郎的第二个条件是，飞行消耗体力大，为了保证他们的体力、精力和休息充分，必须尊重日本人的饮食、洗浴和睡眠等生活习惯。同时，学习驾驶和维修飞机的技术周期长，很复杂，不是一年半载能学会的，因此，对带家属的日本军官要提供生活条件，符合结婚条件的要予以支持。

林弥一郎的这几个条件都是飞行这个特殊职业决定的，合情合理，林彪等人都予以同意。彭真当场就说：“你提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担任飞行教员——那就一定按教员的待遇办。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理解日本人喜欢吃大米的习惯，我们一定尽量保证做到，不过在东北土地上搞大米很困难（当时东北主食以高粱和大豆为主），实在搞不到的时候，那就请大家委屈一下，中国地方大，这里没有别的地方会有，我们尽力去搞吧。至于年轻人结婚问题，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也是有家属的，我们一定会很好照顾的，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林弥一郎听懂了“教员”的意思，很受感动，要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只是由对方生杀予夺的败兵。于是，林弥一郎等人就带着条件回去做日军飞行训练部队的工作。

回到驻地，激动不已的林弥一郎把谈话的详情告诉大家，然后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出乎林弥一郎意料，所有人的态度都非常积极认真，一个驾驶员说：“我学飞行两年，正是过瘾的时候，战败了，不能飞了，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继续我的飞行事业。”

另一个现实主义者则充满憧憬地说：“假如靠维护飞机的训练的工作等待回国的机会，我们就不用干下井挖煤和修路之类的苦力了。”

结果三百人中，只有两批三、四十人选择离开，这中间二十多人不懂与飞行训练有关的技术，担心解放军不会留用，自愿做日本侨民等待回国的机会。另一批十多人是行政人员，通常哪国的行政人员思想觉悟都比技术人员高，日本也不例外，所以这十多名日军行政人员主动提出去挖煤。因为实在不懂飞行技术，林弥一郎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就这样，林弥一郎带着三百多名部下投奔光明，汇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流（“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始与中国同志一道为创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力量奋斗。林弥一郎加入中国军队后，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林保毅”，他的队伍被称为林保毅大队，三百多日本友人中，有飞行员17名，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是一支完整的航空训练班子。当时，赶到东北的延安办校人员只有刘风、蔡云翔等8人，这8人和林保毅大队的三百多日本人，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这个航空队就是人民空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北老航校”的奠基。

刚一加入民主联军，日本飞行员就立了一功，一名日军中队长带上曾克林，驾机上天侦察当地土匪分布情况，曾克林根据侦察情况制订了作战方案，三天剿灭了三千多土匪，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林保毅与所部日籍友好人士，除极个别破坏分子参与日本降兵滋事的“通化暴动”外，绝大多数都为人民空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这批日本友好人士已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百多名优秀的飞行员，王海、刘玉堤、林虎、李汉、张积慧、侯书军……中国空军第一批杀上朝鲜天空建立了殊勋的几乎所有战斗英雄，和许多一代中国空军高级将领都是这批日本友人培养出来的。

林弥一郎晚年很自豪地回忆说：“初期培养出的一百几十名飞行员，又接受了苏联顾问、教员和苏制喷气式飞机的作战训练，建立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在恶劣的条件下培养出的飞行员中，有很多优秀人才。在朝鲜战争中，这些经验不足、技术不熟练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击落了具有高超技术、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不仅震惊了美国，全世界也为之眩目。”

这些原日军侵华官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军人正直俭朴的人格魅力感应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空军的创建工作中。林保毅有一次为了保住航校宝贵的飞机，进行紧急迫降，摔成重伤，昏迷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军人焦灼的眼神，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降兵，林保毅当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更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空军。他的工作如此卓有成绩，以至于国外媒体称他是“红色中国空军之父”。还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们形容得更贴切，他们称林保毅为“中国空军之友”。

王海、刘玉堤、林虎、张积慧……整整一代中国空军将领，到了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在不停地念叨“林弥一郎”、“木暮教员”、“黑田教员”这些拗口的日本名字，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在幼年时搀扶自己飞上蓝天的那些日本友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