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精明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新疆航空队被盛世才和国民党一窝端进监狱时,在延安,一所培养航空人员的专门学校早已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正是有了这所啃着小米学航空的窑洞学校,共产党才摆脱了新疆航空队全体进监狱的极端被动局面,掌握住了发展空军的先机。
抗战爆发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被送到苏联学航空的常乾坤、王弼、刘风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后,一起给当时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任弼时等人上书,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经过批准,常乾坤、王弼、刘风、王琏、李凡、王春等人先后从苏联到达新疆,准备参加盛世才的第四期航空训练班。但老奸巨猾的盛世才担心航空队里共产党的势力过大,坚决不同意常乾坤等人入学,于是在等待一年多入学无果后,常乾坤等人只好奉命去延安。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常乾坤等人离开新疆,不但逃过了盛世才的牢狱之灾,还让共产党拥有了培养空军干部的骨干力量。
常乾坤一行回延安路上惊险万分,当时国共之间已度过了二次合作之初的蜜月期,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发展,国民党已经开始对共产党严加防范。在通往延安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特务重重设卡,堵截去延安的进步青年,一旦查实谁想“投共”,轻者坐牢,重者丢命。连周恩来和包括朱德、彭德怀在内的许多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受到过这些特务的凶狠刁难,留下过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珍贵回忆,彭德怀甚至掌掴过拦路的国民党特务。结果常乾坤一行途经西安时,李凡、王春所坐汽车被国民党扣押,李凡被杀害,王春也未能归队(一说叛变),仅常乾坤、王弼、王琏和刘风所乘汽车闯过了关卡,到达了延安。李凡的牺牲和王春的失踪无疑是中共航空事业一次严重的人才损失,在幸存的常乾坤等四人中,就出了常乾坤和王弼两位中国空军的副司令,和王琏这位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司令官。连官当得最小的刘风少将,也任职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国家体委航空司司长,为新中国的飞行员培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常乾坤、王弼脱险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航空学校的设想。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向毛泽东提出在延安设立航空队,但极有远见的毛泽东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毛泽东笑着说:“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现在马上成立空军不现实,但成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人才的战略构思却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因为这个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初冬的暖阳下,毛泽东在枣园住处的窑洞口接见了常乾坤和王弼,看到毛泽东宽大臃肿的棉衣棉裤上摞着几个补丁,冒着热气的搪瓷茶缸就随意搁在脚边的黄土地上,常乾坤和王弼紧张的心情,顿时就放松下来。
谢绝了毛泽东的香烟,在两个粗木板凳上坐下后,常乾坤和王弼向毛泽东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建议重点是,建军先建校,可以先在延安办一所小型的空军学校,集中选拔一批精干人员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立空军做准备。
常乾坤望着毛泽东说:“空军有它自己的特长,培养干部的时间长,一定要先干起来,不然的话,等到局势大发展的时期,就来不及了!”
毛泽东笑了,常乾坤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战略大师毛泽东已经历了好几个局势大发展时期,最近一次就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东渡黄河,两万八千老红军在抗日前线的血战中,两年发展到三十多万铁军。连老成持重的党内元老林伯渠都兴奋地说:“长征到了延安,坛坛罐罐扔了个干净,不是又来了个大发展吗?”
毛泽东知道,日本侵略军以后投降,肯定又是一次党和军队大发展的时期,常乾坤和王弼的建议是非常有远见的。
但是,毛泽东也了解,如果真要办航校,自己能给常乾坤和王弼的,除了一点人员之外,恐怕就只有几口窑洞了,甚至可能连小米都给不多咧,所以他一边给常乾坤、王弼鼓劲,一面委婉地告诉他们不能性急。
“很好!”毛泽东鼓励道,“想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有热情不够,还需要有耐心!”
1941年1月,常乾坤、王弼向毛泽东建议成立航空学校仅仅三个月,中央军委就决定成立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等各项工作,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只叫工程学校,不打航空学校的牌子是很好理解的,航空学校的牌子要是叫响,土八路要办空军的消息传出去,重庆的蒋介石会掀桌子的,总还得顾及一下国共合作的关系。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和黄尘中,常乾坤、王弼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塬头翻上爬下,到处勘察校址和将来修建机场的地址,一连奔波两个多月,终于将校址选定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山坡上几排窑洞可以做教室和教职员工与学生宿舍。学校紧挨一条名叫李家河的小沟,这一点非常重要,黄土高原缺水,水源问题是建校必须解决的问题。
建机场的地址也选好了,机场放在延安与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站在高原上望着脚下又宽又深的山沟,常乾坤和王弼坚信,土八路一定会有自己的飞机的,这片被选作机场的黄土地上,将来一定会停满八路军自己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1941年4月6日,工程学校正式开学,一百多名从全军各部队精选的战士,和国统区秘密召集的进步青年,分高、初级两个班开始学习文化知识。这些学员人人都有一段惊险精彩的故事,之前共产党利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派出一批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的青年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自己培养航空人才,还通过地下党的工作,拉出了一批国民党航校和工厂的进步青年,以及航空技术人员。张开帙、熊焰、杨劲夫等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分子就是在这时投身航空事业的,像建国以后任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厂长的熊焰,就曾是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的学生,学的是发动机专业。
这批人都是提着脑袋冲破封锁线到达延安的。
另一批学员则是以刘玉堤、马杰三等人为代表的部队基层战斗骨干,这部分学员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都有十分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毅力,这对他们学飞行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抗日前线,他们都遭受过日机残酷的轰炸,听说要学飞行上天打敌人,都激动万分。
后来成为中国空军二号王牌、抗美援朝击落击伤8架敌机的刘玉堤中将说:“我们在抗大学习的时候,敌人飞机整天就在炸我们,有一天早上起来吃早饭,听到警报声,说敌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紧往外跑,等敌机走了,回来发现我们的锅已经给一个炸弹给炸掉了,一锅稀饭全给炸没了。还有一个同学在树林子里给炸了,把胳膊和腿都给炸折,我们几个人抬着他,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很小,只有15岁。还有一次我已经到了旅部,当上了通信排的副排长,当时正在山路上走着,发现敌人三架飞机来轰炸,我们部队当时就被打散了,我就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着,敌机当时就在我上边,其他的人就当地趴下。敌机又是扫射,又是轰炸的,后来气得我们旅长下命令,赶紧把机关枪架起来,然后跑到山头上打,打也打不着人家,人家轰炸完以后走了,我气得不行。我一个同学脑袋给打了一个窟窿,当场就没有气了,后来又活了,虽然没有牺牲,但是给打傻了。当时气得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我要是能成为飞行员上天,我一定要为我的战友们报仇。结果1941年春天到我们旅里挑三个人,跟着各个部队一块到师部集合,三十来个人一起上了延安。”